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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黑暗

曹长青

当北京机场海关的官员把护照递还给我,过了海关,一步踏进中国的一瞬间,我有一种很惊奇的感觉∶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我这个被列入“49人黑名单”的人就这样容易地进了中国?在边检大厅,我转游了半个小时,观察来观察去,没有发现任何人在注意跟踪我。於是在机场候机厅坐了下来,闭上眼睛,平静一下。眼前闪过几年前的一幕。

自1988年夏天离开中国,9年多了,从没有回去过。1992年,我的中国护照到期,於是去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办理延期。交了护照费,按预定的日期前去领取护照时,他们没有给,说是侨务领事傅柄连要和我谈谈。我坚持“没有什麽可谈的。”结果他们把已经给我延了期的护照,加盖了“注销”两字。我当即问领馆人员,为什麽注销我的护照?他回答说∶“你心里明白。”我说“我不明白,请解释我违犯了中国哪一条法律?护照仅证明我是中国人,你们是不是要吊销我的中国人身份?”

中共领馆也清楚自己的无理,吊销护照连原因都不敢理直气壮地告诉,只是重复说,“你心里明白。而且口气也硬不起来。我跟他们大吵起来,坚持要他们说出理由,一群等待办理护照的人像看戏似的,导致领馆无法办公。後来那个领馆人员软了下来,无奈地说,这是领导决定的,他是小办事员,只是奉令行事。当然我心里的确是明白的,护照的吊销只是因为“64”屠杀後我办了一张《新闻自由导报》,写了一些批评中共的文章。但中共胆怯理屈到连这个理由也说不出口。

●美国有改名字的自由

去年五月,我加入了美国籍。今年初又把护照上的名字改了。美国是个充分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有法律规定,你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可以更改,而且可以改多次,只要不是为了逃避债务、赡养费和目前的刑事犯罪责任,而且手续非常简单。去年报上说,有个美国男子,把他的名字改成了“President”(总统),於是别人见到他,就称他为“总统先生”,他说他的太太自然成了“总统夫人”。

八月下旬的一天,"劳改基金会"的执行主任吴弘达和我谈到,他们正在制作一部“魏京生与劳改”的记录片,接近完成,只缺魏京生目前被关押的河北南堡盐场监狱的镜头,急需有人去大陆拍摄,准备在江泽民十月份访问美国时,在美国主要电视上播放,依此争取舆论,迫使北京释放魏京生。我觉得这个记录片相当有实际意义,我曾写过长篇声援魏京生的文章,这次能有机会为他的获释做点具体的事情,即使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而且作为一个自由记者,我对调查性新闻一向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因此一口答应下来∶“我去走一趟。”报上说我去北京探望在那里工作的美籍妻子是误传,我妻子从没有在北京工作过,她在纽约一家美国出版公司工作。

●强迫做苦工,人权被剥夺

由於护照上完全是另外一个名字,因此进海关毫无麻烦,前後不到两分钟。九月四日,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去了魏京生被关押的河北南堡监狱。南堡距离天津约二百多公里,但不通火车,需在天津与唐山之间的汉沽下车後,坐汽车去,约85公里。

南堡是中共关押劳改犯人的重地,当地有三场一狱∶碱场、盐场、化工场和河北监狱,除碱场外,都是用犯人做苦工。出租车司机告诉我,南堡盐场劳改犯人生产的工业用盐出口日本和美国。车进南堡,就可以看到望不到边的一块块巨大的盐田。还有像埃及金字塔一样的巨大盐座,非常壮观。魏京生在第一次判刑後就在这里关押,我找到了当年他的妹妹魏珊珊去探视时住的“春燕饭店”,它是一个两层楼的警察招待所,有很多军警出入。我用藏在背包中的录像机拍摄後,又以找人为由进入了南堡劳改三支队,和他们的供销科长聊了半个多小时,并乘司机和他们聊天的时候,悄悄拍下了里面的盐座和生产图表。图表显示,这个支队有劳改犯581人。然後又以同样理由进入了化工厂,录了一些外景。

去中国之前,吴弘达就提醒我,南堡是险地,到处是军警。他的描述果然准确,在南堡,几乎两、三分钟就有一辆警车在街上驶过,街头街尾,到处是穿著黄军装的武警。街中心有个五层大楼,上面写著“快乐俱乐部”,它是当地军警的活动中心,门口停著六辆警车和一些军用摩托,一些武警出出进进。这个快乐俱乐部的军警,和盐田中做苦工的劳改犯人,生活在两个世界。

对中共强迫犯人做苦工,西方人权组织一直有批评。但也有中国人为此辩护,认为犯人犯了罪,不能坐在监狱白吃闲呆,应该干点活自食其力。这话好像不无道理。但在南堡盐场监狱,你会感觉到,即使是从那些中国人的观点角度,这种强迫犯人做苦工的制度,也是有严重问题的。例如,犯人的劳动强度,劳动时间长短,待遇报酬,伤残保险和医疗,犯人是否自愿,是否有警方滥用权力等等问题都不受到监督,因为中国的监狱和劳改营都是保密的,不仅不许外国记者,连中国国内的记者也不许采访,更不要说让外界调查。九年前我在中国做记者时,中宣部就有名文规定,不经批准,监狱劳改场所不许报导。现在则和以前一模一样。

●中共用犯人生产石棉

这种虐待犯人做苦工的情况在辽宁省朝阳县“朝阳新生石棉矿”更为严重。朝阳石棉矿是臭名昭著的辽宁省凌源劳改营(八九学生刘刚曾被关押在该劳改营)六支队所在地,座落在朝阳县台子乡长茂河子。从县城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才能到达台子乡,以後就没有公共车了,而且都是山路。我租了一个小三轮柴油车,东北人称它为“蹦蹦车”,因为在颠簸的山路上,它像在跳舞,把人的屁股都能颠肿。在山路上颠簸了近两个小时,过了三条小溪,才到达四面环山的朝阳石棉矿。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这条路冬天进不来车,只有武警的高轮子车才能开进来。

石棉对人的肺部有永久性伤害,可致肺癌。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禁止开采。开采石棉几乎等於判了死刑。但中共在这里用犯人开采石棉已有很多年,出租车司机说,这里驻守的军警就有一个连,生产的石棉出口俄国和南韩。由於犯人不愿意干这个活儿,看管的军警也恐惧肺部损害和环境太恶劣而毫无积极性,生产效率非常差,因此最近中共将这个石棉矿卖给了朝阳县个体的天马公司的高占武经营。

我去的时候,犯人已基本上迁到凌源和营口,只有少数犯人作为技术指导留在那里。我以找人为由,爬上了山,在山上拍了军营和监狱大墙岗楼等,及剩余人员加工石棉的情形。

拍完石棉矿,我就去了距朝阳有两小时车路的锦州,因为王丹关押在那里。座落在锦州市太和区锦山街南山里86号的锦州监狱,对外挂的牌子是“锦州开关厂”,因为他们使用犯人生产开关等电子产品。我以做开关生意为由,很顺利进入了开关厂大院,一路拍摄了监狱高墙岗楼。最後以住宿为由,在他们大院内的开关厂招待所二楼的一个房间用录像机拍了锦州监狱的狱墙和牌子。

●中国警察对美国感兴趣

九月八日早晨,我在监狱旁边拍摄一群被剃光了头的劳改犯在持刺刀的军警看管下挖地基的场面时,不慎被岗楼上的嘹望哨发现,被拘捕。被他们带走的一瞬间,我对自己的不够警觉後悔万分,心里喊著“完了”,真正体验了“功亏一篑”的感觉。

我被带到监狱办公大楼,随後被押送到锦州市公安局技术侦察处一处审问,身上带的照相机、录像机、钱和怀表等,都被他们搜了去。锦州市公安局外国人管理处副处长施蕴辉,警司刘永平,锦州市公安局技术侦察处一处处长高崇宽、副处长于海源等20多人轮番审问,主要问为什麽拍摄监狱劳改营?美国什麽部门派你来的?还准备去哪里?同伙是谁?什麽时候去的美国,从哪去的,原籍在哪?我强调,根据中美两国协议,他们在关押我48小时内,必须通知美方领事。我坚持不让我给美国领事打电话,就拒绝回答一切问题。他们一会宣讲政策,一会拍桌子大喊大叫。我在他们说累了之後,只是回答一句话,不让与美国领事联系,什麽都不回答。

在审问间歇,我说如果你们想了解美国社会,我可以详细介绍。那些警员非常感兴趣,他们详细打听中国人在美国能挣多少钱,美国警察工资多少。他们问房租、物价,尤其是汽车价钱,还和我大谈美国篮球明星乔丹。他们都表示愿到美国看看。

就这样从早上一直到半夜,连续了审问了10多个小时。没有人殴打我,除了拍桌子喊叫,威胁,还算客气。第二天,没有审问。看守我的几个人颇有兴趣地听我谈美国,我则详细讲了我在美国电视上看到的“六四”屠杀,李志绥书中毛泽东,以及美国人怎样选总统,如何尊重个人权利,中国人在美国的生活等等,他们听得津津有味。中午,一名警司告诉我,你今天就能走。他说公安部已批下来,马上遣返美国。

●中共公安是黑社会

当晚七点,由两辆警车,七个军警押送,去了沈阳。九月十日早晨,由三个人随机押送到上海虹桥机场。他们用扣在他们手里的我的钱买的飞机票。我去中国时买的是日本航空公司的纽约到北京的来回机票。回来的票是open。但我被告知,中共公安部决定必须从上海押解出境,不许到北京。我猜想可能是因为那里正在开中共十五大。但我的个人用品和手提箱等都寄存在北京,他们说下次来中国时再取。我原来买的从北京返回纽约的日航机票也被他们没收。当晚11点,被押上中国民航飞往纽约的飞机。前後被关押了共63个小时,他们根本没有按照中美协议,在48小时内通知美国领馆,更不允许我与美国联系。直至飞机到达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卡拉其机场停留时,我才得以给朋友打电话报平安。

这次从中共警方对待我的情况看,中共是很怕美国的。只要一提是美国公民,他们的态度马上不一样。各自出示他们的证件,表示他们抓人是合法的,也没有要打人的样子。

但他们有时态度还是很凶,喊叫,拍桌子,不让你睡觉。他们不断向我强调,因为你是美国人,我们对你已经很客气了。言外之意,如果你是中国公民,他们早就“好好收拾了”。

大陆的经济是有发展,但公安部门,和九年前我在中国时一样,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没有法制,有时完全是土匪黑社会做法。锦州市公安局技术侦察处一处处长高崇宽主审我,当我强调我是美国公民,不见美国领事,绝不回答问题时,他喊叫说,“别给我摆你是美国人,就是你们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我这,也要听我的,这是我的地盘,这里我说了算!”对於他们一直关押我,既不出示逮捕证,也不出示拘留证,更不允许我给美国领事和家人打电话,我抗议说他们这是绑架,是黑社会做法。他们竟理直气壮地说,“我们这是法制。”

这次去,本想不管成功与否,都悄悄去,悄悄回来。失败了,以後还可以再去。整个事件与曹长青毫不沾边。因为我感觉自从被抓住,到被送上飞机遣返美国,他们都仅知道我是Billy Lee。但回来後发现报纸上登出来了曹长青的名字,可能是朋友认为公开登出了我的身份,可以更有效地营救我。但实在是遗憾,我的这本美国护照也和我原来的中国护照一样,一次性使用就作废了。

●最黑暗的部份是监狱劳改营

这次进大陆,本想在完成拍摄任务後,回一趟家,看看分别了九年的父母兄弟。尤其是母亲,每次我们通话她就在电话那端流泪,哭著问我,在她死前还能不能看到我。但拍摄计划的失败,也使我失去了一个近在眼前的与家人久别重逢的机会。

回到纽约家中,意外发现卷在洗漱用具中的一个胶卷幸免,照的是朝阳石棉矿。看著那些照片,我眼前不断闪过那群光头犯人在刺刀下挖地基的场面,它是中国劳改制度的缩影,劳改犯们像蚂蚁一样随时可能被踩扁碾碎。监狱和劳改营是中国大陆最黑暗的部份,这个部份必须曝光,让世人知道它的丑陋和邪恶。即使对我这个美国公民,仅仅关押了63个小时,我的体重就掉了六磅,那恶劣的食物和环境,加上比警察更恶劣的大蚊子,每一分钟都让人感到那是畜牲的日子,根本不是人的生活。

虽然这次拍片没有成功,我被扣押遣送出境,但这不是中共的强大,而是前期的顺利拍摄麻痹了我,是我自己的不够警觉和没有经验导致的。这次经历使我感觉中共漏洞非常多,因此持美国护照,改了名字,谁都可能进去。我还会想办法再进去,因为调查挖掘政府的黑暗,是最令记者兴奋的事。黑暗只有曝光,丑恶才能减少。正如一位犹太人所说∶有暴虐的地方,不是暴虐的强大,而是善良的人们保持沉默。

(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1997年9月28日)

1997-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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