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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蓓冒充“周恩来的私生女”始末

曹长青



旅居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大陆女性艾蓓写了一本名为《叫父亲太沉重》的书,书未出版即引起轰动,因为华人女作家陈若曦率先在香港刊文,称艾蓓是已故中共总理周恩来的私生女,首次以自传体小说披露身世。她并将艾蓓书稿推荐给一家港刊连载。随后大陆逃亡作家孔捷生在另一家港刊发表三万字长文,“读解”艾蓓如何就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此事一时在香港、台湾和美国华人界轰动成“大新闻”。相信的人信誓旦旦,说这是“百分之百真的”,并拍手称快∶“周恩来的圣人面具被戳穿”。但也有人质疑,问艾蓓有何证据?艾蓓以周恩来式的圆滑辞令回答∶“我从来就没被承认过,还怕被否认吗?”不久前艾蓓访台又遭此类疑问的轰炸,艾蓓回答∶“至于我是谁,不应该问我,应该是读者看完书后问自己,问我是很荒唐的。”

●此书主要内容

作为读者,我读完这套上下两册40万字的《叫父亲太沉重》,得出的结论是,所谓艾蓓是周恩来私生女一事“是很荒唐的”。

《叫》书主要有两部份内容∶大部份章节是写“总理”的政治活动。该书没有出现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名字,都是用总理、大姐、主席、主席夫人、彭将军、孙夫人等称呼。另一部份情节是“总理”与一位叫“安然”的女性发生婚外情并生有一女叫“小蕾”。全书以小蕾自述口吻写成。

该书大段大段对周恩来政治活动的描述大多是编篡抄录大陆已出版的各种回忆录,很多情节,包括一些用语都似曾相识。而读者最关心的周恩来婚外情部份几乎全部囊括在孔捷生三万字的“读解”中。但这“婚外情部份”大多编织得不合情理、虚假甚至荒唐。

作者艾蓓在卷首并没否认这是一本“自传体小说”或“记实性小说”。所谓记实,应该是实在地记录历史事实;所谓小说(就算这是一本艾蓓目前改口宣称的纯小说),也应该有文学真实——书中主人公的言行应符合逻辑、时代场景和人物的身份。那麽,我们无论从“记实”或是“小说”的角度来看这部书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

●离谱的偷情描写

该书写“总理”第一次与安然调情,是在1953年元旦前的北京一家医院。当时安然从朝鲜前线负伤归来,住在那里养伤。一个星期天,“总理”悄悄溜进安然的病房,“上前,握住她的手”说,“安然,巧不巧?我随便推开这个门,结果是你。”稍后,惊诧“总理百忙中来这里视察的”医生闻讯赶来,激动得“脸青手抖”。事后,安然的手“又被无数双病友的手轮番地握住。”因为她的手被“总理”握过。(152—157页)

以周恩来这样被人崇敬的“国家总理”身份,不带秘书、警卫,又不事先通知这家医院领导,自己一个人悄悄溜进病房看望病人,这合乎那种政治环境的“情理”吗?

更离奇的是,作者在162页写道,“总理”带安然到宋庆龄在北京的临时居所参加舞会,舞会未完,安然要提早回家,“总理”送到门厅,跨出门口就“一把搂住了我妈,双手捧住她的脸。”“一阵狂亲乱吻。”安然挣脱后,“折身就跑”。以周恩来的身份和修养,他会在大街上强吻一个女人吗?而且是在时刻有人出入的被称为国母的宋庆龄的家门口。

作者写“总理”到安然家偷情做爱也很离谱儿∶他“趁天黑冒著被人认出的危险,来到这里。”“领口竖起,帽沿压眼”,进屋后就拥抱做爱,安然“没有羞耻地大叫大喊”。(202—204页)以周恩来一国总理身份,会这样冒险趁天黑溜进小巷的平民百姓家偷情?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偷情环境中,安然会在第一次与如此“伟人”做爱时“大叫大喊”?

在247页,作者描写“总理”又到安然家偷情∶“他真的来了,从侧门,深夜两点半。”“做了要做的事情,两人躺在床上┅┅天快亮,我妈替他穿好衣裤,催他趁黑离开。他像孩子耍赖,又把自己脱尽扒光,四体拉叉大声说∶‘我要做一天我自己,不要做总理,我要解放我自己!’”一向十分看重一国总理形象的周恩来,是以极为自制、谨慎、圆滑闻名的,这种人即使在私人场合也很难改变和忘记他演惯了的角色的连贯性。他怎麽可能做出上述这种无忌无羁的举止呢?

●周恩来被当众打耳光

书中的“总理”十分大胆,竟约安然到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办公兼住处的“新六所”,当著外交部女新闻司长的面,与安然调情。然后到楼上卧室,“他的手像饿狼,”将安然“拥搂得越来越紧,恨不得勒进自己的肉里。”当谈到为他俩将来的孩子买的小绒衣,“他突然癫狂起来,双手提起一件婴儿小绒衣,哼著‘蓝色多瑙河’,在床前划起了舞步。”而此刻被称为“大姐”的邓颖超,偶来此楼,竟极有“涵养”地坐在楼下,一直等到丈夫与情人偷情尽欢完毕。安然下楼时见大姐在此,吓得“脸色蜡白”,“大姐”却极有风度地提出由她来送安然回家。(251页)

以周恩来的谨慎个性,会在他和夫人的卧室与女人偷情?会那样轻狂地拿著婴儿衣服床前漫舞?邓颖超再大度,会一直听著楼上自己丈夫与情人幽会而正襟危坐等到事毕?

该书作者此处的描写是想把“大姐”塑造成一个为丈夫的名声地位而忍辱负重、极为大度的女性,但在该书下册却有这样的情节∶因为她的总理丈夫送给别人的漂亮夫人一条围巾,被她无意发现,她嫉妒得竟“当众吵闹,打了他的耳光。他痛哭流涕,连声道歉。”(下154页)且不说这个“大姐”形象前后多麽不统一,以常识而论,邓颖超会在大厅广众面前为一条围巾打周恩来的耳光吗?周可能哭哭啼啼、当众向夫人道歉吗?作者为编造故事,连常识都不顾。

●虚假的“外婆”形象

艾蓓女士是富于想象力的,在她笔下,周恩来像是一个当代北京城中毛头毛脚的小青年。例如书中有这样的情节∶“总理”在很多达官要人参加的舞会上见到安然,乘跳舞之机,将脸贴近安然,“小声说∶‘到后门口街角等我’。”俩人逃离舞会去别处幽会,刚走到街角,“总理”被一个下班老工人认出,一群过路人围了过来。站在旁边的安然十分尴尬,最后只好“跑回舞厅,见到他的卫士正在四处乱找。”(278页)

周恩来不是普通小青年,他是国家重要领导人,他这样不通知秘书、警卫就从舞会上与情人私奔了,怎麽可能呢?设想一下,如果他的随从找不到他,会以为总理失踪,不会马上报警、汇报党中央吗?周恩来会惹出这样的乱子,做出这样鲁莽而不合一般常识逻辑的事吗?

书中的“外婆”(安然的母亲)对周恩来的态度,编织得同样不近情理。在207页作者写道,1953年11月,“总理”又像一阵风,突然旋到安然在上海的家门前。“他东张西望,确信无人,扯下大口罩,敲开了门。‘是你┅┅’我外婆像劈头挨了一闷棍,看著他发懵。”以周恩来当时的权势地位,哪一家的“外婆”敢怠慢?而艾蓓笔下的“外婆”见到总理像挨了闷棍,怎麽可能呢?

荒唐的是,“总理”再来找安然时,这位“外婆”竟不给他开门,“总理拄著雨伞,站在伸出廊沿外的台阶上,任凭雨雾吹打。帽沿下的水珠,顺颈滴进衣领,他全身冰凉。他想一直站下去,看看老太太心有多硬,能让他在雨地里淋多久。”(398页)周恩来有可能为了和女人幽会,撑著雨伞在平民百姓门口死候死等,与一个老太太“叫劲儿”吗?同时,按书中描绘,“外婆”不是不知周恩来为何许人的乡下老太太,她怎麽敢和“总理”呕气?偌大的中国,当时有过这种人吗?

更荒唐的是,作者写道∶1957年,“总理四次去上海,四次被拒绝在外婆家门外┅┅最后一次冲著外婆破口大骂。”(379页)四次被拒绝已非常不合情理,周恩来还会在大街上冲老太太破口大骂?作者不是在编织现代青年小痞子的恋爱故事吗?

●不能学习雷锋

当“总理”有次终于进了房门,“外婆”竟训斥他说,“什麽伎俩都能使得出”。(402页)在那种时代和政治环境,有人敢这样对周恩来说话吗?而书中还有这样情节,面对外婆挖苦,“总理”竟毕恭毕敬解释∶“大姐写了离婚申请报告,等主席从北戴河回来,我们一起找主席谈后,再送到政治局申批。”(309页)

在艾蓓女士笔下,这位外婆勇敢得出奇。例如在小蕾8岁生日时,总理、大姐来安然家祝贺,并送小蕾一只笔,在笔上还刻出“向雷锋同志学习”。外婆当著“总理”的面对小蕾说∶“一,生日大吉大利,不能学习一个死于车祸的人。二,雷锋从小没爹没娘,目不识丁,胸无大志,只要做一颗可有可无的螺丝钉。你四岁能背几十首唐诗宋词┅┅为什麽要学习一个只会帮人挑水扫地的小战士?”(下285页)以小蕾生日推算,当时应是1964年。在中共领导人毛、周、朱等都题词要求全国人民学雷锋的情况下,有人敢在周恩来面前这样贬斥雷锋吗?而且当时会有人这样认识问题吗?这明显是作者为了编织故事,把今人的思考挪到了过去。

●当面贬斥邓颖超

在《叫》书中,小蕾与“大姐”对话的场景更是离奇得叫人喷饭∶总理死去几年后,小蕾被“大姐”叫到中南海。书中写道,“大姐三角型小眼睛一闪,阴森森地盯著我。”小蕾竟训斥“大姐”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大气点嘛,无论如何,你比我母亲要先去马克思那里与他团聚。”而“大姐”的回答则是,“我知道你们盼著我早点死去!那时,你们可以随意篡改历史,给死人脸上抹黑,往自己脸上涂金!”最后竟激动地喊道∶“历—史—是—绝—不—容许—篡—改—的。”作者描写到,“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兔子屎,一粒一粒滚出嘴边。”

小蕾则反唇相讥∶“你不是正在篡改吗?┅┅一个僵硬的革命老太太,能满足有情有欲的大总理吗?┅┅总理大人,他比我母亲更虚伪更自私,所以敢做不敢为。为了狗屁不值的共产主义理想,为了乌纱帽,他大义灭亲,早年冷落亲生父亲,晚年不敢承认自己的亲生骨肉。他恭敬每一位君王,干尽了违心的事情,说尽了违心的话。┅┅你呢,你重心计,含而不露,收而不紧,容而不纵,忍不让,气不馁,狠而不绝,所以你是个大赢家。但是,你也输了,输掉了单纯的快乐,输掉了做女人、做母亲的柔美天性!”(227—230页)

以邓颖超在党内的权势和地位,能有人敢当著她的面这样训斥、嘲弄她和周恩来以及共产主义吗?即使今天,连邓小平的亲生子女还要给父亲溜须拍马,绝不敢放肆。以小蕾的私生女身份,怎麽可能有这样的与总理夫人的对话呢!?而作者却写道,“大姐”听到这些训斥后,不仅没怒,反而“咯咯一笑”说,“你这孩子有头脑,分析问题也有深度。”天哪!作者是不是有了神经病!?

●周恩来的遗嘱

书中关于小蕾与“总理”见面情景也不尽情理。例如写当年74岁的“总理”如何给16岁的小蕾一遍又一遍地洗手,以补“罪过”,“大姐”却从身后伸手把水龙头关上。(224页)

小蕾有一次对“总理”说,“‘没有道德良心,即是政治家的道德良心。不择手段,才是政治家的真正手段。’他呆望著我,满眼惊慌如倒塌一团蜂窝。”(101页)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会用这种嘲讽的语言教训一国“总理”吗?以周恩来的应变能力会“惊慌倒塌”吗?

在书的结尾处,“总理”病重,再次见小蕾,嘱咐她两件事∶“这辈子远离政治┅┅如果有一天历史非得你出来说话时,不要被个人恩怨压倒,要公正地理解你妈和大姐。”“不要有野心,我这一生都是在戏台子上。谢了幕,什麽也没有。”(下327—328页)

至死都效忠于中共和毛泽东的周恩来会认为自己一生是在演戏吗?以他的谨慎、城府和一贯鼓励年轻人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的形象,周会留下要求年轻人远离政治的遗嘱吗?

●太多话语不合情理

像这种不合人物特定身份、时代场景的话语在《叫》书中比比皆是∶

志愿军战士安然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开头称“尊敬的总理先生”。(173页)

江青称呼毛泽东一口一个“老板”(28页,367页)。

周恩来对夫人说,“你们不要逼我这麽紧┅┅我还不至于为偷鸡摸狗的私事,去寻情自杀。”(336页)

“总理”被推进手术室时,突然高呼∶“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下346页)

当周恩来癌症晚期,疼痛难忍时,“大姐拉著他的手,提醒说∶共产党员就是要坚强,要忍耐。”(下347页)——这像是夫妻之间说的话吗?

当周临死前疼痛得发出声音时,“大姐”竟制止说∶“小声点,夜深了,不要干扰外面的同志呀。”(下349页)人都要死了,革命伴侣一生的妻子会说出这种话吗?《叫》书不合情理的编造之处太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例举。

●江青知道周的婚外情

用此书内容来证明艾蓓是周恩来的私生女,至少有六处讲不通。

其一,书中有不少安然与“总理”做爱的情节。艾蓓称书中很多细节来自安然日记。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安然有可能将自己与男人床第偷情的过程直白地记入日记吗?尤其在中国大陆那种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安然敢于记录自己与“总理”的偷情细节吗?即使敢记,在文革中曾被批斗的安然能把这种日记保存下来吗?不要说安然,连毛泽东的御医李志绥,在文革开始时,都将自己的日记烧毁,怕因言惹祸。

其二,书中披露江青曾找过安然,要她“重点谈谈她和总理的关系。”(下177页)这意味著江青已对周的婚外情有所知晓。但林彪事件后,江青与周恩来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时,江青曾不惜费尽人力从三十年代上海旧报纸中翻找出有关周曾叛变自首的“伍豪启事”来攻击政敌,怎麽可能放过周的婚外情呢?

其三,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了一些高层干部,有很多老帅是他的忠诚密友。如果他真的有亲生骨肉,不用周直接说什麽,只要他稍加暗示,这个孩子需要关照,那些他当年保护过的人,别说出于对周显赫地位的敬畏,或对周本人的忠诚和感情,即使从回报恩情的角度也会去尽力关怀这个和周有关的孩子。但小蕾却一直被抛弃在安徽农村没人管,生活很艰难。退一步讲,即使当时是惧怕四人帮,那麽邓小平复出后,周派势力已获全胜,为什麽也没有人去关照小蕾呢?这不合情理。

其四,周恩来去世时,中国大陆有几亿人悲痛欲绝,他的声望达到顶峰。无论是作为小蕾的亲生母亲,还是作为深爱过周恩来的一个女人,面对当时亿万人民对周的爱戴和思念,安然都不会将小蕾仅视为自己的女儿,她会想到这是总理唯一的后代,一定会倍加呵护,而不是弃小蕾于贫苦的安徽农村。而作为周恩来老部下、并受过周保护的小蕾继父,在明知小蕾是周恩来女儿的情况下,也应该极力尽早关照她,而不是在周去世七年后才把小蕾调到北京。

其五,如果艾蓓就是小蕾,那麽,书中详细描述了“大姐”唯恐已弃医从文的小蕾写出她母亲与“总理”的关系,邓颖超怎麽可能在她活著的时候让艾蓓得到护照离开中国呢?并且全书40万字一字未提周恩来夫妇唯一的养子李鹏。如果小蕾真是周的女儿,她怎麽也会多少了解和描述一点这个唯一的哥哥的生活情形啊?

其六,在这本书中,提及周恩来参加的所有政治活动,都有准确的时间、地点。而该书描述的“总理”与安然的全部18次见面,没有一次有具体的日期和时间。这绝非作者的疏露,因为周恩来的所有日程在中共档案中都有详细记录,作者制造的任何一次会面都会被中共轻而一举地指出时间上的误差。

●到底谁在撒谎?

孔捷生先生在他的三万字“读解”中将此书捧为“这是一部完全可以与斯大林的女儿的《致友人的20封信》及《仅仅一年》媲美的鸿篇巨制。”而我读后的感觉是,此书文字的单调贫乏和内容的胡诌八列,只能与周励胡编乱造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相媲劣。

面对众多读者和新闻记者的质疑,艾蓓女士现在坚持把《叫》书称为小说了。但问题的关键是,为什麽当初不称它是小说呢?在陈若曦和孔捷生相继发表文章白纸黑字地指明书的作者艾蓓就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时,怎麽艾蓓女士没有发出一句“不同声音”呢?现在“名”出了,“利”获了(不算出书所得,仅港刊连载就有38000美元稿酬),出面称这是“小说”了。如果当初说这是一本小说,会引起港台美三地华人如此关注吗?会轰动吗?以此书的质量,是否能够出版都是疑问。据调查,此书最早以20万美元叫价投给台湾两家最大报系的出版社,均没被接受。后来由台北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出版社以分给作者15%版税的条件出版。

在陈文和孔文中,读者都会看到,艾蓓为周恩来的私生女一事是艾蓓本人透露给他(她)们的。陈若曦最近在香港接受《开放》杂志采访还说,艾蓓对于她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有证据。

艾蓓在报上抱怨说每天有上百的电话、传真找她,烦得她直躲。但听说我要写一篇批评性的书评,5月10日晚上竟主动向我这个与她素昧平生的人打来电话,连哭带喊近一个小时,解释《叫》书只是一部小说。她说“我从来都没有跟陈若曦和孔捷生谈过我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我从来没在任何场合跟任何人说过我是周恩来的女儿,有人这样说,我愿和他到法庭对证。”我困惑了,到底是陈若曦和孔捷生在撒谎,还是艾蓓在撒谎呢?

我在电话中问∶“艾蓓女士,你今天向我这样反复解释,是不是向我确认你不是周恩来的女儿?”她说,“我不能确认。”“那你到底是不是周恩来的女儿呢?”她回避说∶“我凭什麽回答这个问题!”(艾蓓电话中更多的解释内容,我已承诺她不公开发表。)

●究竟毕业于哪家学校?

自“周恩来的私生女”新闻轰动后,艾蓓女士多次接受媒体采访,但有些说辞前后不一致。作为记者,这些“不一致”引起了我的质疑。

艾蓓女士最初对几家媒体记者说,她毕业于“安徽医学院”。后来在接受一家周刊记者访问时,又说她毕业于“江苏贝城医学院”(见何频专访,载《中国时报周刊》,1994年3月27—4月2日)。

一个人毕业于哪所大学,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忘记和糊涂的。因此艾蓓的两种说辞必有一假。我分别致函江苏省卫生厅和安徽医学院查询此事。江苏省卫生厅外事办覆信说,“江苏省不曾有过‘贝城医学院’”,并列举了江苏现有的10所高等医学院校的名字。安徽医学院人事处说“查无此人”。

而最后了解到的实情是,艾蓓的真实姓名是张艾蓓。小时被寄养在安徽与江苏交界处的安徽省五河县乡村,并在那儿长大。后被保送到五河县“五七大学”,1974年她成为蚌埠医学院工农兵学员。但在《叫》书的扉页上,作者简介一栏写著艾蓓“毕业于安徽省医学院医疗系”。我不懂,艾蓓女士为什麽要在自己毕业于哪家学校上撒谎。

●接受访问,前后矛盾

《叫》书作者在接受《世界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她10岁就发表诗,1989年初应美国国务院文化署邀请,以作家身份来美。六四时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批评了中共,因而“自己的名字上了通缉令”。(见候景苑专访,载《世界日报》1994年3月10日)

艾蓓的这段话中有多处不实。例如后来她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又说她12岁发表诗。而在她提供给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4月号)的作者简介中,又说她13岁发表诗。人可能记错一件事的日期,但不能一次变一个样。

而她所说的受“文化署”之邀,也是不准确的。我通过查询最新的美国国务院机构手册得知,美国国务院并无“文化署”这一机构。而在《叫》书刊载的照片中,有犹他州英文报纸《Park Record》(1989年6月15日)对艾蓓的报道∶“艾蓓是应美国新闻总署邀请,作为中美‘文化交流’项目来美,目的是了解中国大陆留美学生的生活。当时参加‘作家与作品讨论会’┅┅同时与她的在犹他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丈夫郭顺团聚。”

在这个有很多国家著名作家参加的会议上,只有艾蓓一人来自中国大陆。另一名华裔作家是《喜都会》的作者谭恩美。艾蓓在中国大陆仅发表过为数很少的几篇作品,也从无重要文学刊物评介她的作品,她也从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怎麽就“代表”中国作家参加了世界性的作家大会呢?

实情是,艾蓓持因私护照,几次去美国驻北京使馆申请来美探视丈夫都没办成。后来她母亲找关系“通融”,以来美参加会议名义获准,美国新闻总署也予以了接待。她现在护照上的签证仍是F—2,即探亲签证。她抵美日期也不是她向媒体说的是1989年初,而是1988年底。我不懂在这种小事上艾蓓女士为什麽也不坦诚。

而艾蓓女士称她因在美批评了中共“自己名字上了通缉令”也是谎言。六四时,非常多的海外中国学者作家批评了中共,但并没有谁为此名字上了中共通缉令。因为所谓通缉,尤其是政治原因,不可能通缉身已在国外的人。

●“中共特务跟踪我”

艾蓓对自己是否周恩来的女儿不置可否,闪烁其词,已令人生疑。以她这样在其他事情上的不诚实,所谓她是周的“私生女”之说,可信吗?

这种“不可信”,还可从她的矫情上看出。她在台湾的记者会上,面对闪烁的摄影镜头,连声说,“够了,够了!”她说是为躲记者采访干扰,才到台湾来“避难”的。但躲避记者,怎麽会“躲”到记者会上?

5月5日,艾蓓在台湾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采访时说,两名中共驻美官员曾警告她,她的生命会有危险,“我已经躲藏了一个多月,中共特务一直跟踪我。”她的朋友散布消息说,中共刺客已抵美国。

但写出《毛主席的私生活》的毛泽东御医李志绥,在英国BBC和美国PBS电视台制作的节目中都亮相严词批评中共,并大谈毛的私生活,而且他写的书美国兰登出版社正翻译成几种文字,准备今夏全球同时推出,怎麽从没听说中共特务跟踪他以至要暗杀他的消息呢?从常理而言,中共今天犯得上去杀一个已故领导人的所谓私生女吗?即使周恩来有私生女,对周的形象和今天的中共政权都没有重大威胁,中共连这种小账都不会算吗?

艾蓓女士所说的特务跟踪以及“枪已顶到了腰眼上”,是不是又在夸大其词?而有人说中共正组织文章批驳艾蓓造假,以此作为证据说,你看,此事不是真的,中共怎会批驳。但今天,我们是否还要以“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毛泽东式思维来思考问题?如果按照这种逻辑,中共批驳了假毛岸龙,我们就要说这人是真的,否则中共怎会批驳?这种思维逻辑通吗?

●艾蓓挚友北岛澄清事实

艾蓓女士在美有一圈儿朋友,都同意艾蓓就是周恩来私生女的说法。而且关于艾蓓的书和身世也越传越像真的。笔者“较真儿”,核实了几个。例如艾蓓对朋友说,诗人北岛坚持要为《叫》书写序,她没同意。5月10日北岛在纽约时,我向他核实,他说,“这是胡说八道,没有此事。”孔捷生先生最近又撰文说“艾蓓的前夫是当年地下文学社团的一位成员┅┅艾蓓在从事写作之前就与一群颇具才华及思想锋芒的异端分子有来往”。(《争鸣》,1994年5月号)北岛对此澄清,“艾蓓和艾蓓前夫从未卷入地下文坛┅┅艾蓓和郭顺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今天》的成员。”

我采访调查艾蓓女士的朋友时发现,他们相信艾蓓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消息来源都是一个,都是艾蓓女士告诉或暗示给他们的。要证实一件事情,至少应有另外一个证据来源。如果做证的人都是听自于一个消息来源,这种证人再多,也增加不了多大可信性。

一位不愿名字见报的艾蓓女士在北京写作时的朋友说,“艾蓓有强烈的虚荣心,敏感,有时很单纯,有时又很世故。”“她反复无常,有时会很真诚地说一个弥天大谎。”《叫》书出版人曹又方撰文这样评价艾蓓∶“朋友们说她随时会变卦┅┅时而多云偶阵雨,还算小场面。她的戏剧性比这还高,一忽儿雷电交加,一忽儿风和日丽。”(《明报月刊》,1994年4月号)曹又方在此文中还写道,“艾蓓的名字,在《叫》书中化名为爱蕾。据艾蓓的说法,那是周恩来取的名字,意思是‘爱情的蓓蕾’。”艾蓓女士说她从没跟任何人说过她是周恩来的女儿,那麽是曹又方女士在杜撰呢,还是艾蓓女士在撒谎呢?

●成熟女人的姿韵

有人相信此事,理由是艾蓓的长相有点儿像周恩来。于是很多报刊将艾蓓与周恩来的头像放在一起比照。但“有点儿像”就等于是了吗?大陆演员古月酷像毛泽东,卢奇也很像邓小平,王铁成更像周恩来,但在血缘上他们都无关。美国出版的格调较高的《民主中国》杂志,却在介绍艾蓓文章的那期上刊发了13幅艾蓓摆姿弄态的生活照。而在《叫》书中,光艾蓓的照片竟多达96幅。但没有一幅是艾蓓与周恩来或邓颖超的合影,全都是艾蓓本人扭怩做态的生活照,甚至有艾蓓身著泳衣躺在河水上。随笔摘几句照片的配词∶“迷离的身世,美丽的外表,特异的才情,组成了艾蓓不凡的特质和魅力”,“露齿与抿唇比美”,“与花争艳”,“浪漫得像阿拉伯的公主”,“一个成熟女人的姿韵”。这种《花花公子》杂志式的处理方式,看了让人恶心,不知作者是要卖书还是卖人。

而一些显然缺乏新闻专业训练的记者,在采访艾蓓的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夸赞作者如何漂亮,典雅。我不知道一个作家长得漂不漂亮与她的作品有什麽关系。一个长像不佳的人,也可以写出传世之作。而貌似天仙,也可能谎话连篇。一个自尊的作家,不可能靠自己的90多张生活照卖书,对记者们夸赞貌美,也会抗议的。因为如此以作品之外的因素来抬高作品,实际上不是等于在贬低自己作品的质量吗?

●艾蓓曾悄悄回过北京

艾蓓现在只有一个“借口”为自己辩护∶如果我承认自己是真的,我无法再回大陆,中共会迫害。但据笔者调查,艾蓓女士去年写完《叫》书后,曾悄悄回到北京,并去拜访了作家史铁生等一帮朋友,甚至还卷入一宗“情场风波”。她还专程去了安徽探望曾抚养她的农家。在北京时,艾蓓跟她的朋友说,她写出了她是周恩来女儿的传记小说。此事在北京一圈朋友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艾蓓并没为此事在北京惹上麻烦。北京武警部队的一位朋友来信讲,关于艾蓓描述的她是周恩来私生女一事,怎麽听都不像是真的,更多像一个编织的故事。

当然,以周恩来的权势、风度、表面的温文尔雅,以及妻子不能生育的缺憾,任何一条,都可能使他有婚外情,有私生子。但从《叫》书的胡编乱造,艾蓓的不诚实,和她未出示任何证据的事实,都只能让人得出她不是的结论。

周恩来作为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对中共的很多罪恶都有直接责任。如果周没有协助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那些灾难,即使他有婚外情,有私生子,人们也会理解和原谅他。而现在即使他没有私生子,也丝毫不能说明他是什麽“圣人”。他的虚伪、奸诈、狠毒和参与毛泽东对人民的残害,早已是历史事实。想用有没有婚外情来证明周恩来是不是“圣人”,只能说明中国人民的愚昧。

而在美国,有人相信的理由更荒唐,说艾蓓《叫》书中描述的“大姐”与他(她)们当年见过的“邓大姐”完全一样。且不说《叫》书中描写的“大姐”形象多麽离谱,那些当年见过邓颖超的人,那种“我与邓大姐熟悉”的口吻,和一口一个“邓大姐”的亲热劲儿,实令人恶心。邓颖超是什麽?她是中共暴政中的一个重要帮凶。中共的很多罪恶她都曾参与,尤其是八九民运时,在邓小平家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她是极力主张用兵镇压的,她的手沾著六四死难者的鲜血。对这样一个历史罪人,有些人还要以和她见过面、与她熟识为荣,孰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两字。

●证据在哪里?

为什麽要选择是“周恩来的私生女”来制造轰动?其一,书中提到的知道“小蕾”是“总理”私生女的人,如周恩来夫妇、宋庆龄、江青、孙维世、外婆、接生的张大夫(书中说他在文革中被斗死)都已不在人世。这件事“死无对证”。其二,周恩来有“圣人”形像,说是他的私生女易引起媒体注意和轰动效应。其三,周恩来无后人,没人会找这个“私生女”打官司。

在大陆,一位自称是毛岸龙的60多岁的男子也写出了书∶《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龙》。中共一开始并未理会,后来是毛的儿子毛岸青与妻子邵华向中共中央打报告强烈要求辟谣后,中共才调查处理的。经查明,该书作者1962年就因精神失常从部队复员。据《北京日报》去年5月8日报道,已有170多人声称他们是毛泽东失散的亲人,但结果都是假的。这类假冒事情,往往都是由于家属上告才被调查处理的。

但周恩来没有后嗣。如果他真的有子女,在美国法庭状告艾蓓诽谤,艾蓓女士面对法官,就不得不回答她一直回避的那个问题了∶证据在哪里?法庭不会要求原告提出证明艾蓓不是的证据,而会要求艾蓓提出她是的证据。而她再躲躲闪闪,能行得通吗?

陈若曦女士说,艾蓓是有证据的。据说证据是∶一是周恩来喜欢“马蹄莲花”,艾蓓女士也喜欢并摆在自己卧室;二是周曾送给艾蓓一只亲手刻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钢笔。以周日理万机的繁忙,会有时间一点点地刻字吗?而在大陆出版的有关周恩来的回忆录中,从未提及周会刻字。怎麽证明是周刻的呢?如是周刻的,按常理,他应会刻些简单且能表达亲情的词。三是艾蓓有周恩来祖父、父亲和他本人的照片。但这些能够有所“帮助”的照片怎麽一张也没有出现在艾蓓的书上呢?

●最科学的方法是验血

对于是否私生子的纠纷,全世界到处到有。而最科学的验证方法,就是目前被最经常使用的“验血”方式。在美国,每年进行约三万例。不久前佛州一个14岁的女孩被发现她并非是父母亲生,也是通过验血查出她出生时,被护士拿错。而台湾立法委员康宁祥的“私生子风波”,最后也是由验血得出∶经化验不能推翻这个孩子是他儿子的说法。

“验血鉴定”在中国大陆也是相当普遍的,上海市中心血站免疫遗传研究室主任赵桐茂曾主编《亲子鉴定》一书(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年出版),介绍说,他的研究室六年来进行了几百起血亲鉴定,均无争议。据该书讲,人的染色体中的遗传基因含30亿个碱基,血型抗原约600种,各种可能的血型表型数在10亿亿种以上,因此除同卵双生子外,地球上每一个人的血型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是最复杂的遗传多态性系统,利用它进行的血亲鉴定,准确率达99·9988%,几乎就是百分之百。

如果艾蓓女士真的认为自己是周恩来的私生女,做血型化验是最科学、最能消除别人怀疑的办法。艾蓓的生母还健在,血型等数据去医院就可化验得出。而周恩来的血型等详细医疗记录也都保存著。周在患病住院至去世的一年零七个月又八天中做了大小14次手术,北京医疗界一定有相当多的人了解周的血型等情况。如果艾蓓能拿出她们母女的血型,一定会有人有勇气、有办法搞到周恩来的血型记录,事情不就可以真相大白了吗?

●谎言害国害人

在大陆人人“下海”经商捞钱的大潮中,中国人的“造假”潜能也得到充分爆发。假烟,假酒,假药,假食品,假钢材,假结婚,假证明、假合同┅┅艾蓓女士来得更直接,干脆制造“假人”——周恩来的私生女。

艾蓓女士无论是由于虚荣心,还是为了名利,制造出“私生女”的新闻,都不是稀奇事。这个偌大的世界上,什麽样的人都有。对这类事,我本无兴趣味过问。而令我吃惊、促使我进行调查,并耐著性子读完这本劣书的原因是,竟有很多人认为,不管真假,只要对中共不利就值得宣扬。尤其是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也这样认为。因而报纸的大小标题都是“艾蓓剥开周恩来的‘圣人’外衣”,“作者戳穿了周恩来的神话”,“《叫》书使周的完美形象破灭”。一位中共问题研究专家也说,“不管真假,都会揭开那层圣人的面纱。”我始终想不明白的是,不是真的,怎麽“戳破”、“揭露”和“剥开”呢?更让人不解的是,连海外最大的民运组织之一的“民联阵”主席也撰文说,“至于艾蓓究竟是不是周恩来的女儿,其实也无关紧要了。是或不是,又怎样?┅┅艾蓓还是艾蓓,只是人们不再把周恩来当做圣人而已。”(《神州时报》,199年3月25日)

这是一种相当可怕的思维方式。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和异议人士的这种思维方法和态度很值得自省∶我们可不可以不管真假,只要能够反共就叫好?

●共产主义的核心

共产主义的核心是谎言。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布达佩斯大街上最响亮的口号之一是∶“官方广播即谎言。”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新闻记者的游行队伍喊著,“不要再逼我们撒谎”。谎言是一切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因此索尔仁尼琴曾说,“苏联是谎言的国度,唯有停止说谎,才能从苏维埃制度的桎梏中挣脱出自己。”

现任捷克总统哈维尔一直追求的是“生活在真实中”;而对共产主义有著深切了解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也指出,共产文化的核心是那种装模做样和虚假的“次文化”(Kitsch)。

所以,一切致力于向共产主义挑战的人们,唯一的武器是真实。谎言不能打倒谎言。只有真实才能战胜虚假!如果以“不管真假”的方式,为了目的不择手段,那麽这种挑战会有力量吗?即使这样的人打垮了共产党,掌握了权力,也只能是共产党第二。因为共产主义的思维模式没有变。

●为谎言付出的代价

中国人曾为谎言付出惨重的代价。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周恩来也曾去乡下问过老农,“粮食产量真的能这样高吗?”那些憨厚的农民竟为政治因素毫不迟疑地回答∶“真的!”结果,为了这场谎言,在随后的饥荒中,约三千万中国人丧生。文化大革命时,出于保护自己,几乎人人撒谎。撒谎如同撒尿,成为人的生理行为。谎言不仅是那个政权的存在支柱,也是每个具体个人的求存本能。中国人在几十年共产文化的熏陶下,撒谎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份。今天,我们这些从那种政权和文化中挣脱出来的中国人,即使刻意地去改正撒谎的恶习,都是非常艰难的。如再继续怂恿别人和纵容自己撒谎,那我们中国人还有救了吗?!

人类本来就有撒谎的恶习,谁都有可能随口撒点儿小谎。但谎言必须有底线。而中国大陆出来的一些人,根本不是撒小谎,而是脸不变,心不跳,睁眼撒弥天大谎。旅英华人钢琴家傅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对此说∶“那些红卫兵来到海外,翻云覆雨,没有一点做人的基本道德。他们被毛泽东几十年的熏陶,已经不知道谎言与真话的分别。他们不是故意扯谎,而是说谎已成为天性。”“将来中国人的邪聪明,会发展到绝顶的地步,玩手段,八仙过海,别人不是对手。”

●服从于真实

正因为如此,人们总是低估共产政权出来的中国人撒谎的勇气和想象力。面对“周恩来私生女”问题,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表现了这种轻信,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可怕的思维方法。例如孔捷生在最近的文章中这样说,对艾蓓是周恩来私生女,“我信了,写了,除了一条道跑到黑,还有别的选择吗?”“所以不但要说服自己继续信下去,还得让别人也信。”(《争鸣》,1994年5月号)

这种思维逻辑,不是有点像毛泽东做事情吗?不管对错,既然干了就要干到底。还要不断说服自己。当然,我写这篇文章并不等于说我的判断就是绝对正确的,人都有判断错的时候,如果有一天艾蓓女士拿出实质性的证据,如人证,物证或血亲鉴定报告,我将服从真实。

在法庭上,不管是怎样的嫌犯,没有充足证据,就不应被视为罪犯。对于这个“私生女”一事的真假,我们也应坚持这样的原则,在没有真正的证据,做不出合理、合逻辑的推导之前,就不应被视为真的。

以《叫》书的胡编乱造和艾蓓女士在其他事情上的说谎行为,我只能做出“私生女”一事是谎言的判断。而且,对这种蔑视读者的智力、将人们当成小学生来愚弄的做法必须予以谴责。

在众多记者和质疑者的追问下,艾蓓女士说,这几个月来她吃不好,睡不好,精神压力非常大。这位写出《叫父亲太沉重》的作者说的是实情,背著那麽大的谎言,能不沉重吗?!

——原载纽约《世界日报》周刊1994年5月22日

2010-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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