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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平对反驳的回应∶向左走,向右走

作者∶王小平

《开幕式随想》由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央视解说员白岩松先生的一句点评,谈到对中国模式的若干反思。虽然是老生常谈,未曾想到还是引起朋友们的关注,在文后有精彩的评论。先得诚挚的谢谢各位相熟或新识的友人的不吝指教。这里想就其中观点较为特异,或曰明显站在左派立场,为吾党辩解的近墨者朱先生的评论,接着讨论一二。

由于近墨者朱先生的表述,从用词到逻辑都比较跳脱,不太好理解,所以我们下面,就以先引用原句,然后展开论述的章句形式来进行。需要指出的是,近墨者朱先生将我原文和附录中曹长青先生的文章一并评论,所以为了阅读的便利,下面的回复也不作严格区分。

一,“‘制度的建设’如果有原罪,那就不可能是‘文明’‘进步’的制度。”

——这句话是否是说,既然西欧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是掠夺性的,所以资本主义制度——这里所论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以及两者建基其上的自由主义核心理念,对此的分疏请参见《“资本主义”和知识人》一文(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fd9179e318b0a9b6)——就天然邪恶?我想这里犯了静态史观,以偏概全的毛病。

的确在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存在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的异化,不过这是人类制度转型的阵痛。在整个人类世界都在各种专制之下缓慢演化,尚未探索和建设出一个成熟的现代制度之前,是难以避免的代价。这并不是为黑暗的历史辩护,而是要说明,即便我们批判西欧的原始积累,可是也无法否认这个历史进程也有理性和光明的一面,为日后的进步留下文明种子,初具雏形。这是历史的干流。正如我们习惯说黑暗的中世纪,批判中国的历代王朝中央集权,可是中世纪和中国古代在当代史学家,思想史家如布罗代尔,梁启超,余英时等人眼里,也依然蕴含着理性和光明。

进一步来看,资本主义经过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与冷战震荡,逐渐获得了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人类理性和道德与制度建设相辅相成,彼此促进之下结出的善果,对此我们抱以充分的信心。比如在战后台湾,日本的制度转型及之后的社会演化里,资本主义都取得了多赢的成果,不再充满血腥暴力。如此看来,以数百年前资本主义初期的历史罪错,来否定现代资本主义本身的制度优越性,以英国,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在早期工业革命和对外扩张过程里的非人道行径,来否定所有走上现代制度转型的国家,以点带面,以夕代今,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二,“如果‘城市’掠夺‘农村’是历史的‘顽疾’,我们‘习以为常’地接受,但不等于不可以改变,特别是一个国家集团对另一个国家集团的掠夺,我们必须改变。 ”

——这里是否可以理解为近墨者朱先生在指责西方国家是“城市”,并且其繁荣一直建立在对广大的作为农村的第三世界的奴役与掠夺之上?如果是这个意思,同样是值得商榷的。

可以看到,就国家内部来说,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城市化进程里,真正遍布贫民窟,并且伴随着无尽苦难与不公平的,主要集中于那些政治文明不够发达,政治制度依然停留在野蛮专制的国家,如拉美,非洲,中国大陆(相较于南非,巴西等国,中国的贫民窟现像因为户籍,低人权,贫富差距等等的制度弊病,其实更严重,只是被当局强制隐性化了,对此秦晖教授早已有精辟的比较分析)。相反,在美欧等现代民主国家里,乡村生活是非常惬意自如的。人与自然得到真正的和谐共存。这就要看到制度的差异决定了各国城市化和社会整体面貌的巨大差距。

正因为在那些前现代国家里,民主制度尚未得到真正实现,才导致掌握巨大国家权力的少数特权阶层以集体,国家的名义掠夺国民财富,通过畸形的城市化剥削本国民众,实行政治上的国家恐怖主义,和经济上的,先化私为公后化公为私的社会主义。而无一例外,所有这些前现代国家的独裁者,既得利益者,都将本国之落后与本国民众之苦难,全数推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身上。通过转移仇恨焦点,树立虚假公敌,妖魔化资本主义,维系自己的独裁统治。对此的讨论,可见我之前所作关于拉丁美洲,日本,印度,俄罗斯,新加坡,越南,台湾,伊斯兰国家等的制度比较分析文章。

而在国际上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争,同样可以从制度比较分析上得出中肯的结论来。即是说,我们在《寻找真实的中国》中谈到的畸形的全球化,一方面纵容了发达国家的消费至上主义,一方面却透支了落后国家的环境,能源和恶化其人权状况。这里面得利的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少数投机政客和落后国家的独裁者精英集团,而代价概由两个世界的普通劳苦大众承担。所以我才要在本文着重点出“中国模式”的真实本质和严重后果。并且期待在大陆民间民众的自觉自为下,促使中国真正摆脱现代野蛮专制,真正融入世界,获得真正的国家软实力与持久的发展和竞争能力。从两个世界到一个世界,这里面当然包括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的更新与升华,更离不开对各种现代政治和市场伦理的自觉遵守。其中就包括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和大力保护,否则我们永远在非法模仿而扼杀,失去创新能力。这样的国家和民族,将很快从后发优势堕落为后发劣势,是注定没有希望的。

三,“共产国家的奥运开幕式,人们可以想到它的内容是宣传”,多麽好玩的语调,难道不是不管什麽‘式’都是有人要‘讲’些什麽给别人‘听’吗,不就是要宣传一些什麽吗,难道先生此篇不是想‘宣传’一些什麽给‘别人’听?那写他干什麽。如果,‘宣传’的内容不全合君意,不管是北京还是伦敦的‘某些人’。作为一家之言,我们都应该‘聆听’,都应该‘理解’,都应该‘包容’。这就是‘民主’,这就是‘进步’,这就是‘先进’。先生觉得呢?

——最近引起剧烈反弹的百位作家手书《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臭名昭著的历史文本里其中一个核心观点,就是文艺要为政治服务。文艺就是政治宣传,这是文艺的第一本质。在这种政治挂帅的纲领下,文艺家和知识分子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宣传工具,直到其本身也在中共建鼎后沦为阶级斗争的对像。而从近墨者朱先生上面这段话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种“一切都是宣传”的论调来源,实在受吾党影响至深。是的,我们写文章,的确是宣传自己的主张,可是这和“共产国家的奥运开幕式”之间,和本国持续六十多年的,强制推行到“宣传教育舆论战线”的政治意识形态洗脑之间,有着绝大的不同。

简言之,我们写作靠的是基本的事实,常识和一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本心。我们诉诸的是和自己平等相待的读者和听众的理性判断与道德底线。我们是在一个相对公开的言论市场里自由竞争。而如同北京奥运会这样的开幕式,则是倾整个独裁国家之力,向本国民众灌输,向世界各国展示当权者的整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可以说,从“宣传”的方式,途径到作为其内核的价值观,在民主派和专制的国家政权机器之间,都完全无法类比。可是,恰恰是在近墨者朱先生笔下,这两者奇妙的等同起来了,甚至混同起来了。似乎所有的文字都被视为宣传机器,都别有用心。他通过模糊两者界线,通过似是而非的价值相对论,将这两个完全不同乃至对立的体系等量齐观。甚至要求人们以“进步”,“民主”的大幌子,来无原则,无辨别的“包容,理解”专制国家的种种倒行逆施,滔天人祸。老实说,这不仅不是真正的民主进步,其结果适足以取消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善恶是非之辩。庄子早已说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无是非也”,那麽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对此“价值相对论”的批驳,可以参见《值得澄清的概念》之十三∶价值的相对性(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4630)。鉴于那篇文章已经有针对性的讨论,这里从略。

四,““看看美国奥运团的进场。随意,自在,快乐,这种气氛让人舒服,”不错,这种惬意、舒服、祥和也是我们需要的。我们没有,所以走着另一种步伐,这就像富家孩子啃完了牛排鸡腿,我家孩子咽一口口水,昂首离开就那麽值得你鄙夷、嘲笑与篾(蔑)视? ”

——本来我原文的意思就是字面的意思,觉得美国运动员的进场状态自然自在,也因此让我“更能体会现代奥运会的创会精神”。不知道何以令到近墨者朱先生作出如此诛心之论。似乎我竟然在“鄙夷、嘲笑与蔑视”自己国家的孩子!这段话的意思,颇使我费了一番思量。终于猜到近墨者朱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之所以不像美国人那麽的“惬意、舒服、祥和”,只因为人家是富家孩子,我们是穷孩子。但是穷孩子穷得要有志气,所以不应该羡慕人家,所以就应该“咽一口口水,昂首离开”。

老实说,我对此君的推论逻辑和无端扣下来的大帽子,真有点哭笑不得。套用其基本观点,则我们党的丰gong伟绩根本不值一提,折腾了六十年,依然是穷孩子一个。那麽我党宣扬的“大国崛起”,“中国模式”,“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GDP“全球第二”,2020年将超越美国稳居世界第一云云,我党耗资巨大的对外的“大外宣”和对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岂非白费gong夫?

的确,我们中国很穷,很多社会发展指标若是人均摊下来,更是触目惊心。显然近墨者朱先生比很多意淫大国崛起的朋友都要清醒得多。可是从这个清醒认识出发,他却并没有反思何以如此的制度性根源,而是盲目的将国家,政府,政党,母亲等同起来。他认识不到中国如此落后的始作俑者,正是他为之辩护的吾党。结果呢,竟然如同义和团一般要“扶清灭洋”,情愿远离那些富家孩子,自我隔离于斯世之外。这种虚妄的民族自尊心,其实和深切的民族自卑感同出一源。可以说,依然是中了吾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毒啊。

五,“英国工业文明、制度文明贡献之大,无可否认,但整个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没有农耕文明的持续与坚守,谈何工业文明? 制度文明的精神内核从人类还是猴子的时候,就在群体中 育,如今从文字上无限接近‘文明’,但实质与‘秦始皇’时代有区别吗?‘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在过去18个月已杀害一万七千多平民,’这样的话也可以说而转之,真不知先生想‘宣传’什麽,这个社会谁杀谁,你确定,你是‘真相’的掌握者? ”

——对于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比较,相互关系与价值判断,这是一个巨大的命题,恐怕非我个人能力和这篇小文能够尽之。这里暂且不论。不过我想多数朋友都能赞同,工业文明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巨大转变,甚至转折,因此可以说既来自农耕文明,更体现对对农耕文明的反动。五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全球化,正是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胜利。我们姑且不论其结果是好是坏,是喜是忧,这都是基本的事实判断。

此外,对本文中,及附录文章里谈到的一些观念,问题,朋友们可能有些误解,这里作一些澄清。

需要明确一点∶我们谈到自由主义的时候,并不是将个体自由与集体,社会作截然切割,甚至对立,然后作非此即彼的选择。也就是说,自由主义反对的不是集体或社会,而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是整体主义。

自由主义者从来不否认,人作为一种社会性的,高度组织化的智慧生物的存在本质。恰恰相反,自由来自社会群体的广泛协商和法治精神,来自严谨的,每个人都能主动自觉接受的社会规则和制度规范,更来自一些共同接受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底线。

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是这些规则和价值必须建立在神圣的私有产权和个体自由之上;自由主义者反对的,是以集体,国家,民族,宗教等共同体的名义,吞噬抹杀个人的基本选择自由与人性尊严。这是现代政治学的基本常识。

如果以自由主义者坚持个人自由,来不假思索的推论自由主义者都是自私自利者,无政府主义者,来粗暴的认定自由主义者都反对集体,否定人的社会属性,那麽这未免张冠李戴,实在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可笑的是,这正是我党用来忽悠大众,维系统治的不二法门。可惜的是,无数从小接受此种左倾思想洗脑的朋友,入其彀中而不自知,反而背离基本事实和常识,为吾党之存在合理性,合法性激烈辩护。想要在此推论基础上,对一个虚幻的,自己假想出来的目标进行攻击,看起来慷慨激昂,实则不知所云。

近墨者朱先生本段评论最后,谈到了曹长青先生文章里一句话,即“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在过去18个月已杀害一万七千多平民”,并就此提出质疑。这个问题属于事实判断的范畴,同样很好辨明。不过前提是掌握充分而真实的资讯来源,通过比较分析得出自己的判断。显然,如果只单方面聆听,拜读我党的宣传喉舌,那麽对此简单事实的判断,也可能南辕北辙,从而在错误的事实判断基础上,得出完全迥异甚至对立的结论来——尤其是在主体思想先行,排外,仇美情绪先行的误导之下。对此,我希望近墨者朱先生在《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新华社及忠实转载的吾党各地各级宣传媒体之外,多看看来自外界的真实世界的真实报道。如此我们讨论问题才有最起码的共同基础。否则鸡同鸭讲,连基本的事实判断都无法达成一致——正如吴法天教授说大饥荒没死人,或死的都是右派的家人,所以罪有应得,死有馀辜一般——那麽争论势必陷入无意义之中,永远没有了局。

六,“先生最精彩的是下面这段话,“中国的畸型崛起,一方面如陈志武教授所见,实在是拜冷战后加速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及科技普及所赐,这里面离不开山寨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任意侵犯;另一方面,则是以本国民众尤其是农民工被血汗工厂奴役,和本国环境资源被疯狂透支为代价的┅┅”我看完之后,深叹生命之短暂,真诚祝愿所有的人都能活一千年。为什麽这麽说呢? 换种语气∶‘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正是依赖‘全球知识大爆发’所赐,‘知识产权’也产生于祖祖辈辈的积累之中,‘先行者’利益的‘制度固化’,正是对‘全球知识’的任意侵犯与山寨, 另一方面,是以他国民众尤其是中国老百姓被血汗奴役,全球资源被疯狂透支为代价的┅┅。’”

——从我对“中国模式”的批评,近墨者朱先生顺便推出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评,这种逻辑,依然太过跳脱。

就事论事,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之由,见仁见智。我党前几年为了鼓吹自己的“大党崛起”,曾经专门拍了部《大国崛起》,以暗示在西北欧和美国,日本,俄罗斯之后,该轮到中国共产党崛起了。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这麽一部披着薄薄一层历史面纱的,赤裸裸的吾党宣传片里,对各国崛起的因素分析也不是那麽单一的。而来到今天,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更可以明确看出历史兴替大势背后,体现的主要是制度竞争的结果。正如我前面强调的,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过程里的历史罪错,我们无须掩饰,否认,而且理应要求其承担历史责任。比如美国国会近期通过的对十九世纪末“排华法案”的道歉法案,比如马英九总统代表国民党和民选政府,对二二八受难者家属的屡次道歉和国家赔偿。可是这种历史的罪错,不应不加别择的推到现代民主制度本身上来。这是很不公平的。

民主制度,或曰她所从属的资本主义制度,早已被视为人类社会经过种种波折,付出沉重代价后发现的,迄今最不坏的社会制度。我想所有不愿意自欺欺人下去,自我蒙蔽下去的朋友都能对此衷心赞同。而“中国模式”之害,残民以逞,天怒人怨,归根结底正在于支撑它的那个垂六十年不易的,共产专制的制度内核。正如我们前引《傅高义误读中国》中谈到的∶

“客观而言,大权独揽的邓,以他个人的强势,为党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但也正是因为邓的强势和独断,迫使中国的改革,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无法扩大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傅高义认为 ,邓扭转了毛泽东路线,进而挽救了中国。事实上,邓抛弃的,是毛的政治路线,但依然沿用了毛的组织路线,即,继续借助于党这个庞大的党机器,统治和禁锢十几亿生灵。毛的统治,以破坏为主,不断人为发起不应该发起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邓的统治,表面上,以建设为主,但却不断人为压制不应该压制的政治诉求(民主运动)。毛让党的干部吃尽苦头(批斗),邓让党的官员尝尽甜头(腐败),手段不同,却都以维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为最高目的,殊途同归。主观、人为和强求,毛邓二人,从不同方向,扭曲了中国。这是强人政治之恶,当代中国之难。”

通过对此上承毛时代,下启第五代的“中国模式”的揭露和批评,来对整个的专制体系提出批判——这也是我作《开幕式随想》的思路和本旨。需要申明的是,虽然我对近墨者朱先生的多数观点不能赞同,依然要感谢他提出许多因为含糊不清而困扰众人许久,因此值得探讨的问题,以便我们来作针对性的讨论。当然,即便是我上面的回复,也谈不到多麽深刻或是正确,毋宁说其中必然充满了谬误和误解,只是自己尚无法反思到而已。这就需要更多朋友的批评指教了。在结束本文的时候,请允许我对近墨者朱先生表示感谢和敬意。

质言之,我们的争论不涉及个人好恶,实在是理念和理想之争。从我们上面讨论的问题来看,也可以说是左右之争。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实在于我们日后的制度选择路径,关系莫大。未免重蹈覆辙,所以才要尽自己一点心力,做一些点滴的gong夫。至于近墨者朱先生批评我,说“先生通篇就像一个失望无助的‘失败者’,喃喃呓语一些‘水中月’‘镜中花’,排遣着‘失落’的情绪。”我倒并不觉得被无端猜测和冒犯的不快。老实讲,一个无爱亦无恨,心如止水的人,是无需如此不厌其烦,经年发声的。岁月无情,他自有他个体的生命值得完整和丰厚。这也是我向往许久的人生境界。可惜的是,我还是做不到,所以依然要“喃喃呓语”的说下去。这里面既有对专制之恶的憎恶,也有对吾国吾民的同情之感。如帕斯卡尔所言,人的确是这麽脆弱的被压伤的芦苇。可是脆弱中自有坚韧,压伤后还要坚持——大概正是我这一支芦苇,希望能够异于其他芦苇之处吧。

201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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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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