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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

曹长青

达赖喇嘛最近成功地访问了台湾,这是他1959年流亡海外之後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达赖喇嘛在台湾可谓刮起了“旋风”,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他主持的一次宗教活动,参加者就有五万人。

达赖喇嘛离开台湾後来到美国访问。四月二十三日下午,达赖喇嘛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副总统高尔会谈之前的一小时,在美国首府华盛顿的麦迪逊旅馆会见了中国异议人士和学者苏绍智、王若望、羊子、郑义、胡平、唐柏桥、龙宗泽、萧强、刘晓竹、刘白芳、曹长青等11人。

此次会面是由总部在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中心”召集,会见人员也是该中心拟定和邀请的。两位藏人学者,现任美国“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主任的阿沛晋美(中共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之子)和“美国之音”藏语部记者才旦旺秋担任了翻译,达赖喇嘛用藏语和英语讲述了他访问台湾的经历,并再次阐述了他的非暴力理念,和与北京对话以谈判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望。

达赖喇嘛曾一再呼吁,要求藏人去发现每一个他们能发现的中国人,和他们交朋友。他认为,汉藏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两族人民视对方为兄弟姐妹,真诚相待。因此他在和美国总统见面前夕特意抽出时间与这麽多中国人会面交谈。

●对西藏也应实行“一国两制”

现任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的原中国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第一个发言,他很动感情地说,他非常非常尊敬达赖喇嘛。还是在中国大陆时,他就听到达赖喇嘛主张对西藏也要实行“一国两制”,他对这个设想非常赞成。他当时曾向统战部的领导提议,应该支持达赖喇嘛的这一设想。

另一名与会人员刘晓竹则提出,流亡的大部分藏人都主张西藏独立,而达赖喇嘛现在的主张是“自治”,这会不会得到多数藏人的支持?达赖喇嘛在回答时说,从非暴力哲学的角度,必须用谈判协商和对话等方式来解决人类之间的冲突。如果他现在坚持的和中国政府对话,寻求西藏“自治”的主张二、三十年都不起作用,那再寻找其他方式。

中国人权”执行主席萧强向达赖喇嘛表示了他对“非暴力”理念的赞成。八九民运时湖南学生领袖唐柏桥则讲述了他的“思想转变”:他以前在中国大陆时所知道的西藏知识都是政府的宣传。因参加八九民运蹲了监狱,他更加体会到被压迫和被迫害著的痛苦。因此他觉得更应该同情和支持被中共压迫和迫害的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汉人和藏人应该从被压迫者的角度联合起来,结束中共的专制统治。

唐柏桥正在策划大纽约地区的“64八周年纪念晚会”,当他会後向达赖喇嘛说起这个“晚会”计划,并邀请达赖喇嘛给予录像致词时,达赖喇嘛马上就答应了。看到达赖喇嘛这样爽快地答应,使我想起现仍在中国大陆的蒋培坤、丁子霖夫妇,他们在给海外朋友的信中说,当“六四”屠杀一周年的时候,他们从“美国之音”听到达赖喇嘛纪念六四遇难者的讲话,深为感动。他们说,八九民运之前的几个月,中共在拉萨屠杀了几百名和平情愿的藏人,并宣布了戒严,可我们中国人,包括知识份子,都没有表示对藏人的支持。现在,达赖喇嘛在“六四”周年之际,还记得中国的受难者,那种精神境界让我们既感动,又惭愧。因此,当我编辑《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一书,邀请蒋培坤、丁子霖夫妇撰写文章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写了题为“关心西藏人权,是中国知识份子的责任”的专论。这本书去年五月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此书的13名作者中,只有蒋培坤、丁子霖夫妇和魏京生身在中国大陆,在那样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这样仗义直言,体现了知识份子的道德勇气和良知。

达赖喇嘛这样悼念“六四”遇难者,支持所有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业,是他一贯的哲学。他在一九八九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领奖致辞时,对他自己做了这样的角色定位:“首先,我是一个世界公民,我有人类责任;第二,我是一个佛教僧侣,我力图向精神世界贡献我的所有;第三,我是一个藏人,我对西藏的命运负有责任。”

●达赖喇嘛的主张受到藏人的质疑

因此,当我提到,很多中国人担心如果西藏高度自治,达赖喇嘛是否要恢复原来的“大西藏”的版图,还是继续现在中共划定的“西藏自治区”时,达赖喇嘛坚定地说,他关心的不是版图、边界和地盘大小,而是保存西藏的文化和宗教。他就此阐述他的“中庸之道”理论,他说,所谓中庸之道,就是取中间。一些藏人要求西藏完全独立,这是一极;而中国政府想保持现状,即西藏成了中国的殖民地,这是一极。“我想在这两极之间找出一个中间的道路,这就是自治。”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曾写道:“我多年的奋斗,不是为了我自己的地位,而是为了我的六百万人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我关心的不是边界,而是想像力、创造力,这些对于人类是最重要的。而实现创造力的先决条件必须是有自由。”

但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主张在流亡的藏人社区引起争论。在今年1月20日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的达兰萨拉城举行的“西藏前途讨论会”上,一些藏人少壮派则对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提出质疑。西藏青年会副主席葛玛益西和议员葛玛秋培等就提出,“我们少数流亡藏人无权否定历史上即为独立国家之人民的恢复独立的权力,同时我们也没有改变西藏民族后代之前途的权力。我们的问题是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与自由,而不是文化、宗教和环境保护等问题。┅┅没有人会把独立送上门来给我们,舍身争取是极为重要的。在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采取暴力或非暴力的手段都是合法且正义的,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争取自由与独立时可以采取什麽手段而又不能采取什麽手段。”包括达赖喇嘛的兄长在内的一些藏人曾指责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是“出卖西藏”。但该讨论会上,多数发言者都支持达赖喇嘛的“自治”诉求。

以达赖喇嘛在藏人中的至高无上的政教领袖地位,和“诺贝尔奖”得主的国际声望,他的主张在流亡藏人中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和抵制。因此,世人看到的结果是,在新疆,暴力反抗中共统治的事件接连不断,直至今年初的“伊宁暴动”,造成几百人丧生的惨剧。但在西藏,这样的大的暴动至今没有发生,这很大程度上在于达赖喇嘛的“非暴力”主张在对藏人起著制约作用。如果北京政权明智的话,趁著达赖喇嘛还健在,尽早与达赖喇嘛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可以避免将来的大流血。历史上的达赖喇嘛的寿命都不是很长,从三世之後,除了五世达赖喇嘛(66岁)和十三世达赖喇嘛(58岁)外,其他的达赖喇嘛都是在50岁之下就去世了。今年62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可能是所有达赖喇嘛中最博学的宗教领袖,而且最具有西方民主思想和开放胸怀。北京政府如果对达赖喇嘛提出的“自治”的诉求都不予回应,那将是这个政权的大愚蠢。

●在中共统治下,百万藏人异常死亡

达赖喇嘛的诉求在愚蛮的北京政权那里得不到回应,但在能够接触到自由信息的中国人社区得到了巨大反响。在台湾,很多民众到机场去欢迎达赖喇嘛。台湾媒体对达赖喇嘛的来访几乎都给予正面评价,对达赖喇嘛本人则一片尊敬的声音。即使台湾最反对西藏独立的新党举办的抽样调查中,还有27%的人支持西藏独立。而在与达赖喇嘛会面的十几名中国异议人士和学者中,几乎都对达赖喇嘛提出的“自治”主张表示同情和支持。

从台湾民众和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对西藏问题看法的转变来看,只要中国大陆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随著更多的民众了解到西藏的真相,中国大陆人民也会像台湾民众和海外中国异议人士一样,对西藏人民给予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因为只要有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北京政权的“西藏人权白皮书”中那些谎言就会被戳穿,人们会了解到西藏原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即使在清朝时,西藏也不是中国的一个行省;尤其是在1911年清朝结束後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间的近40年间,西藏完全是“事实独立”;只是在五十年代初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据邓榕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透露,邓小平领导的中共“二野”部队在1950年进军西藏时“消灭了五千七百名藏人。”

而且只要有新闻自由,中国人就会了解到,在中共统治下,西藏人民受到的深重苦难。据达赖喇嘛1991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披露,在中共统治下,有多达120万藏人因迫害、饥饿和枪杀而丧生。据美国原《新闻周刊》记者艾夫唐(John Aveton)写的关于西藏历史的专著《雪域境外流亡记》中披露:五十年代末在甘肃兰州郊外监狱曾关押七万名藏人,只有一半人幸存,其余全部被迫害和饥饿致死。在甘肃“酒镇监狱”关押的76名藏人,一半以上活活饿死。已故的十世班禅喇嘛曾统计说,全部藏人人口中,有15%的藏人被关进监狱,其中有40%死於狱中(《华盛顿邮报》1994年7月17日,“毛时代的大众死亡”)。

最近刚刚出版,并受到西方媒体广泛好评的香港《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柏克(Jasper Becker)写的关于中国大陆六十年代初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著作《饿鬼》(Hungery Ghosts),披露了藏人在这场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造成的人为的“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在人口比例中为最高。据该书援引的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在1953年至1964年间,“西藏自治区”和周边的一些藏人自治州的人口从278万下降到250万,人口下降了10%。

即使邓小平主政後,镇压仍没有停止。1989年春天,中共军队公开在拉萨屠杀和平情愿的藏民。当时在场的原《北京青年报》记者唐达献根据目击和得到的中共文件写成调查报告在海外发表,该报告披露,在那场屠杀中,有400多名藏人被枪杀,几千名藏人受伤。即使中共在西藏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後,发财的大部分是汉人,因为他们与内地和北京高官有更多的关系。据英国《金融时报》今年3月30日的专题报道,在拉萨的13,000家店铺中,只有300家为藏人经营。在西藏的其他地区也是这样,大部分店铺都是汉人开设的。

●中国人应多一点良知

除了这些历史和严酷的现实外,一个显见的事实是,藏人有不同于汉人的独特的藏语语言、文化、风俗和全民信仰佛教的宗教传统和生活习惯。仅凭这一点,西藏人民比台湾人更有理由要求独立。但达赖喇嘛考虑到中国人的感情,考虑到中国政治的现实,主动妥协,仅仅要求西藏能实行真正的“自治”,这样的要求已是低得不能再低了。霸道的北京政权对此不予理会,但有良知的、信仰真理的中国人,应该对西藏人民伸出援手,以超越种族和肤色的“人类意识”,去支持西藏人民争取自由和生存的斗争。

会面结束後,达赖喇嘛和很多中国异议人士聊天。作家郑义在和达赖喇嘛谈到西藏作为当今世界最后一块“净土”被中共践踏,西藏人民这些年遭受的深重苦难时,不禁落泪,无法说下去。刚刚度过80大寿的作家王若望是与会人员中年龄最大的,达赖喇嘛一直拉著他的手达两、三分钟,听王若望讲诉他1982年随作家代表团去西藏访问时看到佛教寺庙被毁坏的情景,和他了解到的当年西藏的六千多座寺庙在文革中被毁坏到只剩下八座的惨剧。

会面结束後,达赖喇嘛向每一个与会者赠送了藏人象征友好的白色哈达和他的中文著作《慈悲与个人》,并应很多人请求,在哈达上一一签上了他的名字。告辞时,他握住苏绍智的手说,“这次时间太短了,如果有时间,我要向你请教一下马克思主义。”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说,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

望著微笑著的达赖喇嘛双手合掌,向大家告别,一身红色的架裟飘然而去的情景,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台湾诗人余光中最近写的题为“达赖喇嘛”中的一些诗句——

藏文滔滔有几人能懂
密宗奥妙更难以参悟
但他的微笑深入浅出
无需译成台语或汉文
看双掌合十,心心相印
有千千万万的头颅低俯
不向飞弹,向他的法坛
┅┅┅┅
我没有哈达可献,也未入密门
只能在春分的第六个黄昏
在一株菩提树下默祷
愿他能带著微笑与族人
重踏来时的天梯千仞
回到他梦里的冰国雪乡

(载香港《前哨》月刊1997年6月号)

1997-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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