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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质决定命运——写在王若望先生去世周年日

曹长青



2001年12月19日,王若望先生在纽约去世。在10周年之际,旅居爱尔兰的华人作家喻智官写出一本中文专著《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该书“序言”以盖棺论定的口气说,在流亡海外的老一代中共反叛者中,王若望是最彻底的,是独一无二的。我很认同这种说法。

那麽是什麽原因促使王若望成为他那一辈人中反共最坚定、最彻底的一个呢?我觉得这跟他的气质性格有相当大的关系,或者说是关键的因素。

头脑像降落伞,开放状态才运作

王若望是个性情中人,给人的印象是达观、率真、坦诚,身上有种“老小孩”,或者说“老天真”的东西,让人想到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那种孩子。他没什麽心机,也不谙算计;他不故作高深,也不会不懂装懂;既不端架子,也不摆谱,跟他交往,你不用在意什麽,也不用提防什麽。大概正是因为这种性格,让很多海外流亡者喜欢他。大家都喜欢自然、真诚、随和的人,反感矫情、做作、摆谱的。

但这种率真的性格,在共产党的世界,是会倒楣的,因为它跟共产主义的虚假一定发生冲突。王若望的一生,就是这麽“冲突”过来的。本来他19岁时,就已是中共宝鸡地委书记了,如果按部就班地跟党走,就可能当中宣部长,或者更高的职务。但是他率真的性格,导致路见不平就得发声,所以也就不断被整肃,哪个运动都被修理一顿∶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六十年代因批毛泽东被判四年,八十年代被邓小平点名开除党籍,随后八九天安门运动爆发时,他走上街头支持学生,又入狱14个月,最后被迫流亡美国。

在他被开除党籍的前一年,我当时编辑的《深圳青年报》曾发表了王若望题为“现有体制培植个人专横”的文章,直接挑战中共的独裁体制。这样的文章,别说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即使在今天,在官方媒体上也是绝对看不到的。王若望就敢写出,并公开发表这种文字,没有他那种率真的性格,是不可想像的。

这种坦诚的性格,也使王若望不因循守旧,很容易吸收新思想、新知识,寻求真理。这也是他来到美国后,接触到更大的天地、知道更多的真实之后,更坚定地反共、否定共产主义的主要原因。他知道了真相,就服从真实,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他做得毫无勉强,而是顺理成章。

西方有一句话∶人的头脑就像降落伞,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才运作。王若望就是一个头脑开放、思想开明的长者。例如,不要说彻底否定他曾跟随了一辈子的共产党,甚至对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也都持开放、理性的态度,而不是像许多民运人士那样固守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王若望虽然曾访问台湾,受到国民党的相当礼遇,但他没有对国民党言听计从,更没跟国共两党的调子“反台独”,而是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权利。在他那一代“大中国主义”薰陶成长的老一辈知识份子中,像王若望在台湾问题上这麽开明、理性者实不多见。他对西藏问题也同样。我曾跟王若望等一批异议人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拜会达赖喇嘛,同去的王若望同代人苏绍智想跟达赖喇嘛谈马克思主义,因达赖喇嘛说过他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而王若望却是关心西藏人民的苦难。

对错误观点直言批判

也正是王若望的性格因素,导致他对虚假、矫情,对任何以各种理由给共产党辩护的事情,都反应敏感,并发出批评的声音,而不管对方是民运领袖,还是哪方“神圣”。例如对刘晓波那本《末日幸存者的自白》诋毁八九民运,甚至认为运动打断了邓小平开放改革进程等等,王若望当时就毫不留情地进行了反驳、批评。在题为《关于八九民运的反思——与刘晓波先生的“对话”》的文章中,王若望用对话的方式,对刘晓波的那些错误、甚至荒唐的观点,逐一批判。这是我看到的王若望写的逻辑性最强、观点最清晰、文字最有力的文章之一。今天读来,更钦佩他当年的直言不讳。

王若望虽然被很多异议人士称誉为“海外民运领袖”,但是他在“海外民运”的权力斗争中却一直失败,这又是因为他的率真气质和性格。因为他不会阴谋诡计,不会拉帮结夥,不会随机应变、左右逢源。王若望抵达美国时,要他领导海外民运的呼声很高,在华盛顿民运组织合并会议上,本来他是被推出的主要领袖人选,但最后被权谋者欺骗耍弄了,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不是那一类人的对手。

王若望的性格使我想起另一个具有同样气质的剧作家吴祖光。虽只见过一面,但他的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那是在1989年4月底旧金山的一个文化讨论会上,由于八九民运刚刚爆发,人们不约而同谈起学潮,但在正式发言时,都比较谨慎。只有吴祖光的讲话独树一帜,他居然在台上大声说∶“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里应外合推翻共产党!”全场几十名与会者鸦雀无声,被吴祖光的话“震住了”,大概没人想到这位中国剧作家敢这样大胆直言。当时在座的不仅有中港台及美国学者,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等,而且吴祖光开完会之后还要回到中国。

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尤其是在中国,最需要的是率真、坦诚,敢于喊出真正心声的勇敢者,而不是矫情十足、故作高深、计谋远超过智慧的伪知识份子们。

王若望追悼会的意义

王若望80岁生日的时候,在纽约的一些反共的朋友给王老办了一个公开的祝寿会,谁都可以参加,结果一下子来了好几十人,大家一边给王先生祝寿,一边交流反共思想。在纽约这个华人众多,但却任何会议、活动都很难找到人参加的地方,那麽多人参加了王若望的祝寿会,这在海外民运当时已颇显冷清的情形中,实在是很难得的。王若望义无反顾的反共,和他坦诚、率真的性格是凝聚力之一。

在王若望先生弥留之际,我和王炳章、魏京生、唐柏桥等几个“坚定反共”的朋友在医院商量怎样办理后事,由谁来主持操办等等。我们当时就决定把这个追悼会开成一个抗议中共、挑战中共的大会。当时王炳章强烈主张由我来出面主持,他全力支持协助。理由是我没有派系,不属任何民运组织,身份比较超脱,有利于摆平(各派)。王若望夫人羊子、魏京生、唐柏桥和在场的其他朋友都同意。

但我当时则力主由“中国人权”办。一是因为很多民运的“重量级”人物都是“中国人权”的理事,由他们组织,可把王若望的追悼会办得更有规模、有影响。这是一次对中共的示威,要展示的,是民运整体的力量。对这件事,应以大局为重。我知道王炳章和中国人权主席刘青的政治观点有距离,刘青反感王炳章的“可用武力推翻中共”的立场(这一点王炳章跟王若望和我的观点非常接近)。第二个考虑是,由中国人权出面,可给王若望的太太羊子募到一些捐款,这对羊子今后在美国的生活有实质性的意义。后来也证实,这种做法是对的,羊子得到了数字可观的捐款。

当时还有一个考虑,就是王若望和刘青的关系。刘青曾在背后指责王若望随便给人出政治庇护手续等,让王先生很不高兴。但后来弄清,那是纽约另外一个“民主党主席”做的,刘青张冠李戴了。但刘青知道真相后,又倔强不肯认错。后在王若望病危之际,刘青虽去医院看望,但遗憾的是他没有向王老道歉。所以我觉得给刘青一个机会,通过办追悼会,将gong补过,也是一个心理安慰,好事一件。

刘青应说声“对不起”

王若望的追悼会是过去近二十年来海外民运最成gong、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当时还在纽约《世界日报》刊登了一个整版的悼念广告,可谓盛况空前。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们这些跟王若望同一观点的人,为了顾全大局,全都让出了主持追悼会的机会,而给了平常跟王老观点不合、并有对立的那些所谓温和派,才有了那样一个各派都来参加的成gong的追悼会。可是刘青在最后关头却排斥了王炳章,不给他在追悼会发言的机会,当时王炳章是专程从温哥华飞到纽约。

后来王炳章抱怨,如由我来主持追悼会,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当然我一定会让王炳章发言,而且是重点发言,不仅因为王炳章是最早民运刊物《中国之春》的创办人和海外民运元老,更重要的是,他跟王老观点一致,相当有感情。后来王炳章被中共在越南边境绑架回去,判处无期徒刑,不知这牢狱要坐到何年何月。现在刘青已卸职中国人权,不再有“主席”的光环和权力,但愿他能够静下心来,回忆反省这件事,在内心深处对王炳章说一句“对不起”。

顺便提一句,和王若望的八十大寿、追悼会相比,同样逝于海外的刘宾雁的八十大寿和追悼会,则开成了另外一种形式。主持者们论资排辈发邀请,让谁来,不让谁来,把给一个人的祝寿和追悼会,弄成一个等级制、一个制造隔阂、展示权威、拉开“他们”和普通反共人士距离的活动。一种很不健康的心态。本来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在当年国内官方认可程度上)刘宾雁的名气可能比王若望大一些,他的祝寿和追悼会完全可以做成更有规模的抗议中共的活动,结果被他们那种“故作清高”的方式搞成一个小圈子,所以没有王若望追悼会那种平民化和反共影响。

在王若望去世十周年之际,我在想,他今天如健在,一定会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革命胜利而高兴欢呼,为包括用革命方式结束中共专制统治、建立自由民主中国而大声疾呼。而北非和中东的这些变化,也同样证明了王若望坚定反共、不懈努力结束专制的信念之正确。我们今天怀念王若望,就是怀念这种单纯的信念,阳光的心态,没有计谋的操作。靠这些,靠常识,就足以把到处阴谋诡计的中共推翻!

2011年12月19日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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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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