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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波娃《第二性》兴趣索然

曹长青



西蒙波娃的《第二性》曾被视为女权运动的“百科全书”,该书(法文版)1949年一出版就造成轰动,创了一周售出二万本的记录。随後在美国推出英文版,也上了畅销榜。西蒙波娃由此奠定了女权运动的鼻祖地位。再加上她是大名鼎鼎的萨特的情人,两人相得益彰,名气更加彰显。

女权问题专家、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学者克瑞斯蒂娜.萨默斯(Christina Sommers)最近在《克莱蒙书评》(CRB)发表的对《第二性》新译本的书评介绍说,其实《第二性》一出版就有强烈的批评,评论家指出,这本书写得很差,“乏味,装模作样”,“很主观性地选择资料,降低了学术标准,违反所有的科学准则。”但也有人称誉它是“诗,艺术”,“比学者的书还学术”。

英译本被批为“难以卒读”

但不管赞美还是批评,大众对《第二性》的热潮,好像“性高潮”那样短暂地迅速消失了。克瑞斯蒂娜说,过去二十年来,除少数女权份子,很少有人再关注它;这本书也从未得到学界和哲学家的认可。到了九十年代,即使是女权理论家们,也很多把这本书视为偏执、零散、过时了。

极为少数的西蒙波娃“捍卫者”对这个现状不满,甚至愤怒。他们认为,这是英文版的翻译有问题,把书“译糟了”。杜克大学一位教授公开指责英文译者帕什利(H. M. Parshley)缺乏哲学训练,翻译能力有限,把《第二性》译得“难以卒读”。尤其是,帕什利把972页的原著删至827页,更给批评者理由,认为他删去了“精华”。

西蒙波娃的捍卫者们要求重译《第二性》,出版社当然不愿意,因这种无人问津的书别说卖钱,连成本都难收回来。但在2004年,美国左翼大报《纽约时报》发表了“翻糟了”(lost in Translation)一文,介入这场争议,站在西蒙波娃的捍卫者一边,把原译者和出版社都视为“坏蛋”。面对大报的攻击,出版社撑不住了,只好决定再出新译本,找了两位曾在巴黎任教的美国女学者重译《第二性》。

去年这个新译本面世,不仅恢复了原译本删去的145页,甚至忠实到把原著中那种常常不得不用“分号”连结的大长句子原封照搬。克瑞斯蒂娜在书评中说,“西蒙波娃的那种分号长句,好像段落永远没完了”。

不是译本问题,而是原著太糟

但这个新译本却遭到更猛烈的攻击,那些批评第一个译本的、西蒙波娃的捍卫者们认为,新译本更糟。在《伦敦书评》(LBR)上,西蒙波娃的研究者们毫不留情地说,新译本“错误百出”,背叛了西蒙波娃的精神。一位女权教授甚至说,这种译本,简直读每一页都令人“痛苦”。

而事实上,这不是译本的错,而是原著的问题。在中国掀起萨特—西蒙波娃热的八十年代中期,中国就出了《第二性》的中译本,但也只是译了後半部,前半部那些历史堆积资料,恐怕连中国的出版社也觉得读者没法读而放弃翻译。近年虽有了中文全译本,但有几个中国人能认真读完,也是未知数。当年读过此书中译本的一位女性朋友说,该书不仅多数观点跟女人的天性作对,而且相当过时、繁琐,句子逻辑、层次都很差,完全是一本过高评价的书。这本书不仅没把这位朋友变成女权主义者,反而使她成为女权主义的痛恨者。

这次《第二性》的英文新译本不仅没有给西蒙波娃带来新的名望,却通过评论家、书评等讨论,让人们更清楚,读者之所以遗忘这本书,不是翻译问题,而是原著太糟。在英文世界经常看到这种事情,他们对因特殊原因而出了大名的外文的“伪书”,看不出好来——因为原著本身烂,就责怪翻译。像高行健的《灵山》,英文本其实已经比中文原文好很多,但英文世界的人死活看不出“好”来,就把翻译臭駡一顿。对西蒙波娃的这本书(和她的其他作品)也同样。

事实上,读她的法文原版,就令人痛苦。西蒙波娃的授权传记作者说,这本近一千页的《第二性》只用了14个月就写成。这本仓促草就、用大量资料堆积的书,是用中国式“大跃进”的速度写出来的。专家说,这个写作时间之短“就说明了很多问题”,起码是太“草率”。而从内容来看,简直是杂烩堆积∶关於女性的早期资料、各种理论、名单,还有社会学、生物学、宗教、文学、哲学(主要是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的大杂烩。

有细心学者指出,西蒙波娃没有去做努力,梳理出哪些资料有用,哪些无关,而是把能找到的所有关於女性的资料一股脑地塞到了这本书里。而且,西蒙波娃的很多宣称都是夸大其辞,甚至违背事实。例如《第二性》说,十七和十八世纪,女性作家都被压制,根本无法存在。但根据洛杉矶加大的学者梅勒(Anne Mellor)的研究,在英格兰,从1789到1830年,就有至少900名女性诗人,500名女作家,更有众多的女性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等等。西蒙波娃说女性全被边缘化,并不真实。

妓女和妻子被当作一回事

作为女权先锋,西蒙波娃强烈批评女性被强迫做妻子和母亲,甚至过头到批评这种角色本身,认为“妻子”和“母亲”是男性和历史文化强加给女性的角色,指责这两种角色毁掉了女人。在《第二性》中,西蒙波娃还有专章讨论“妓女”,认为“妻子”和 “妓女”是一回事,“两种性行为都是服务,前者是终身租给一个男人,後者则有按次数付酬的顾客。”对婚姻,西蒙波娃也痛击说,女人必须结婚出於两个原因,一是必须为社会提供孩子;二是满足男人的性要求,为他料理家务。

西蒙波娃对她的传记作家沾沾自喜地说,她一生没做妻子,也没做母亲,但活得很快乐。但是,她做的是萨特众多情妇中的一个。虽然《第二性》中有列“情妇”专章,但西蒙波娃没有逃出自己的针砭。面对萨特的众多情妇,她嫉妒、痛苦、喝酒、流泪、失眠。但在公众场合,却扮演一个大度,甚至潇洒地帮萨特找女人的开放形象。这位女权鼻祖,在虚伪程度上其实也很“先锋”。

《第二性》新译本以及围绕的评论和争论,再次让人看到为什麽读者对《第二性》兴趣索然。同时也更多揭开西蒙波娃的“第二面”∶她是西方知识界最被过高评价的两个女性知识人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桑塔格)。

——原载《看》双周刊2011年5月

2011-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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