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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的诬告——追踪“吴征的第一桶金”之四

曹长青

和吴征今天在学历、艾美奖等诸多问题上无论如何不承认自己有任何错误的态度完全一样,当年被那麽多留学生指出在卖保险过程中有误导和欺骗之後,吴征在一封长达六页纸的信中也是理直气壮地表示自己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错误,而那些留学生们则是“投机者”、“撒谎者”、“不缴税者”、“文革红卫兵”,他们想“玩过这个制度”。

就海外华人目前对吴征杨澜的谴责,吴征对国内记者表示,人们主要是妒嫉他。他说海外华人的心态是:“我在哥伦比亚和哈佛读书,在哈佛混著,你倒好,读了一个远程教育的博士就可以赚这麽多钱了。”吴征很同情大家:“他们住在美国,离乡背井,很辛苦。”他希望海外华人们“想想陕北的农民,大家的心态就平衡了。”

吴征到底哪里来的如此良好的自我感觉,本文无意探讨。至於他究竟有没有那个克莱登“远程教育博士”、到底怎麽“赚这麽多钱”,大概也是以後的题目。这里想点出的只是吴征今天的“嫉妒论”倒是有他自己的传统的。

当年在圣路易士的时候,吴征就认为“嫉妒”是那些留学生告他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在那封丝毫不认错、反控留学生们的信中写道:“我拥有很好的生活,有好房子、好车。”“他们嫉妒我经济上的成功,对我想把他们美国化、把他们熔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努力不满。”

吴征那种居高临下的自我优越感也是有传统的:“我总是对他们说,他们从这个国家得到了巨大的益处,所以才这麽成功富裕。他们甚至好多年不缴税。我要求他们对美国忠诚并不过份,遗憾的是他们只忠诚他们自己。”

吴征在谴责那些留学生不忠诚於美国的同时,还抨击他们“不忠诚於朋友之间的友谊”。“即使徵求和保险毫无关系的事情的意见,这帮人也可以在半夜12点给我打电话。当时我并没有在意,只是以为我可以帮他们的忙,现在我意识到了,他们只是想占我的便宜。”

然後他借一个朋友的话说,“他们仍然是中国文革时的红卫兵,当时他们都是十多岁的孩子。”接著吴征给美国人介绍道:“红卫兵是高中生。中国的文革摧毁了道德标准,教给人们不信任。人们只忠诚自己。甚至丈夫向当局告妻子,父亲告儿子等都是常见的。他们是无神论文化的一部份。”“他们同样学到了谎言说一百遍就成了真的。”

那麽吴征自己呢,则是一个处处助人为乐的基督徒:“我几乎帮助了这些人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从章沛那儿买了两栋、卖了一栋房子┅┅我帮李东的妹妹进入一家大学┅┅我帮韩、叶夫妇搬家俱到他们的新房子┅┅我帮鲍、蒋夫妇带东西到中国,还通过我在美国参议院的朋友帮他们的家人来美国;我帮任、董夫妇延期护照;帮左、吴夫妇办理过期的签证┅┅我从做旅行社的王那里买所有的机票。在章沛夫妇因为太忙要把孩子送回中国的时候,我和妻子还提出要完全用我们自己的钱来抚养他们的孩子┅┅”

面对这麽一群忘恩负义的中国红卫兵,吴征向大都会保险公司提了两条要求,“第一,百分之百地支持我,因为我百分之百地维护了大都会的信誉┅┅(我们)甚至不应该有任何馀地去想一下和这些人达成某种协议,因为这是正义和原则┅┅他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想退掉保险┅┅只是领头的人想得到免费保险,想在两年之後把钱拿回来,其他人不想被这个免费保险的机会拉下。这个案子里面只有两个领头的和11个随从的投机份子。”

“第二,我强烈要求大都会从法律上追究这些撒谎者们的责任,或者用其他追究方法。我们必须做出强硬的全国性的反应,因为公司必须坚决支援和保护它的辛勤工作的亚裔美国人代理。”

这是一封下了很多功夫的信,它在很多关键问题上对中国留学生的指控颇能自然地引起美国人对这些中国人下意识的反感。比如:

第一,不缴税。在美国,人们的收入都是需要向政府纳税的,但这批拥有博士、硕士学历的人(自然收入也应该不低)的中国人居然都不缴税,这怎麽可以呢?

信中这句“他们甚至好多年不缴税”是个很误导的说法。在律师取证时,吴征在律师的追问下解释道:“由於中美协议,在获得绿卡之前中国公民在美国工作只要交一个地方的税。你如果交中国的税,就可以不必交美国的税。”吴征同时向律师表示,这些人其实是两边的税都不交。

事实是,如果持J-1、F-1签证,上学期间不能工作,奖学金部份免税,而J-2、F-2可以工作,但必须报税。吴征并没有拿出任何证据证明这些留学生在工作以後、按法律规定要向美国报税时仍不报。但简单、笼统地指责这些人不报税,怎麽说都很容易给美国人一个糟糕的印象。

第二,撒谎。美国当然是一个诚信度远高於中国的地方,美国人接受谎言的承受力也远不如中国人。所以,当吴征指责中国留学生想用谎言获取免费保险的话,怎麽能不引起反感?

第三,不忠诚於美国,不愿进入美国主流社会。虽然外国人谁也没有义务要忠於美国,但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无论是祖辈还是新近来到美国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由於热爱美国的自由和个人发展机会,对美国充满一份感情。所以美国人自然对那些不缴税、拒绝忠於美国,不肯进入美国社会的人们产生反感。

第四,文革红卫兵,无神论者。不必说,中国的文革红卫兵在普通美国人心中就是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打砸抢的洪水猛兽。由於美国大多数人都有宗教信仰,所以信上帝的人,尤其是基督徒,几乎就等於是“好人”的代名词(所以像吴征这类急於宣称自己是“好人”的人,首先要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而无神论者,在不少美国人眼里就近乎是野蛮人的代名词。吴征当然清楚地知道,中国人成为无神论者是一个社会的产物,完全由不得个人的选择。但这种制度差别的空档不正是可以用来误导美国人的看法吗?

虽然没有证据证明和吴征这封信有关,但在这封信中被吴征点名为两个领头告他的人,章沛和李东,在这封信之後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叫去问话,其中李东被问了两次,章沛一次。

至於吴征是否像他自己描述的那麽热情助人,记者无意去调查否认,但在圣路易士和华人们交谈中、和在律师的取证材料中发现,在强调别人的“坏”和描述自己的“好”中,吴征都有夸大误导的倾向。

比如,章沛说,“我只是随口说说孩子没人看,想送回中国。吴征也随口说,那送我们家帮你看。这种随便说说的话,在这信里就变成了他真的要免费给我们抚养孩子了。”而在律师取证中,吴征又强调他们夫妇曾出於善心决定“收养”章沛的孩子。章沛对记者说,我自己的孩子怎麽可能送给他们收养呢?

再比如,吴征在这封信中和後来的律师取证材料中都表示,他通过和国会议员的关系帮助留学生延期护照和签证。左映雪说,“吴征说他促使了(老)布什签署让中国留学生留在美国的行政保护令,那我们这些受那个行政保护令留下来的人不就都得感激他嘛。”

在律师的取证材料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吴征说他曾给国会议员写信帮助两个人办签证,但当律师追问时,他又表示只打过电话,没写信。吴征还说,天安门事件之後,有些中国学生必须留在美国,他认为领馆应宽容。由於他和芝加哥中国使馆总领事是朋友,所以去帮人延期护照。律师问:“他同意了?”吴征答:“是的。”

至於吴征和布什总统行政保护令的关系,吴征是这样对律师描述的:“我们都等著总统签发让所有中国学生留在美国的签证,而我幸运地参与了这一决策制定过程。因为我曾为布什的竞选服务,并和布什总统家保持非常近的关系。我曾经每星期跟一个负责这事情的布什的上层助理说,像左先生和他妻子这些都是好人,他们应该留在这个国家,以此促使总统签署命令。”

律师问:“那关於左先生的事情你成功了吗?”吴征答:“是的,但是那是一个总体的事情。我一直打电话吵他们说,请让中国学生留下来,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应该留在这个国家。如果他们留不下就会出现家庭问题。我一直和左先生保持联系,告诉他我在促使总统做什麽。”

吴征在律师取证时还表示他和老布什的三个兄弟是很好的朋友,也熟悉老布什总统本人。虽然记者无法核实吴征到底跟(老)布什家有多“近”的关系,但这里明显有个时间差的问题,因为吴征说,他是由於帮助老布什竞选,得以和布什的上层助理建立关系,促使老布什总统做出中国留学生可以变永久居留身份的行政命令。但据调查,吴征在圣路易士帮助老布什竞选是1992年10月的事,而因六四事件让中国学生可以留在美国的“总统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2711)在1990年4月11日已做出,国会也在1992年10月通过了。再说,老布什在1992年11月竞选连任中败给了克林顿,所以在时间逻辑上根本不存在吴征往白宫打电话和老布什联系的问题。而老布什1988年选总统的时候,吴征刚到美国,还在加州念书打工。

吴征在律师取证时还说,他和密苏里州的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熟悉,尤其联邦众议员Jim Talent是他的好朋友。圣路易士的留学生们也说,吴征总说Jim Talent是他的“dear friend”,但是留学生的律师金布雷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那位众议员时,问他是否熟悉Bruno Wu,他说根本不认识。

当地好几个留学生还表示,吴征到中餐馆时,常说他岳父是密苏里州卫生厅长,但却从没听他当时的妻子说过她父亲是卫生厅长。以中国人的心理,卫生厅长就有来检查卫生的可能,所以别得罪。在当地开珠宝店的何伟麟说,“你们不能把吴征怎样,他在中国有很强的官方背景。”那麽这位香港商人从哪里得出那个当年二十多岁卖保险的年轻人“有中国官方背景”这种感觉呢?

如果那些留学生们真的都承蒙有如此“中美两国官方背景”、神通广大的吴征的帮助,他们还能联合起来告吴征的话,从常理推断,吴征应该不至於像他自己描述的那般丝毫错误都没有吧?

在圣路易士记者了解到,那些被吴征说成是“投机者”、“撒谎者”、“不缴税者”和“文革红卫兵”的人们基本上都事业有成,进入了美国社会,过著稳定的生活,似乎没有谁想“玩过这个制度”。章沛开的房地产公司有十多个雇员,在当地生意颇红火;左映雪是进入圣路易士最高级画廊和美国著名画家Jasper Johns一起开画展的华人画家,并在大学任教;裘小龙用英文写的侦探小说前一段获得了国际侦探小说大奖。其他人有的在华盛顿大学,有的已经离开了圣路易士,但多数都在美国的各研究机构工作。十多年前吴征刚开始卖保险的时候,那些留学生们也刚刚从学校毕业,开始工作。他们成了吴征第一笔生意的来源。

1992年4月吴征为了鼓动当时在圣路易士公平保险公司做事的倪镳加盟到他的公司,把倪镳约到其办公室,拿出他自己制作的年度收入图表,送给了倪镳一份,劝他回去好好想想。倪镳原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学生,据熟悉他的人说,“当时以短篇小说《伤痕》出名的卢新华曾在老倪担任小说组长的文学社团”,来美後在华盛顿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倪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谢绝了吴征的邀请,但吴征制作的那份三页纸的收入图表,和其他档案资料在一起,竟没有被扔掉。据这份图表,吴征在卖保险的第一年(1991年)的实际收入是9万7千美元;第二年预计最少收入19万3,最多27万6千美元;第三年预估最低收入22万6,最高39万美元(第三年——1993年4月吴征被留学生投诉,当年11月份整个该分公司被撤销、关闭)。

在1994年取证的时候,律师问吴征:“是什麽促使你成为这个地区数一数二的推销员?你有没有得到更多的收入和奖金?”吴征清楚地回答:“没有。那只是我好胜。我是公司的头号推销员┅┅我每年卖超过200个保险。”

在这里,吴征明显地又对律师做了伪证,因为他不仅跟倪镳用图表证实他第一年的实际收入是九万七(他的年薪是三万一),而且据记者得到的可靠消息,吴征在国内接受采访时曾说(没被发表),他“第一年销售在公司就名列前茅,得了很多奖金。第一年工作收入就超过10万美元了。”他还说,那些留学生们“即使在医院工作也就是四万美金左右,所以我那个时候比他们高多了,我超过10万,大约是14万一年。”

吴征上述这番话是在去年12月中旬时说的,他大概已经忘了,在这之前一个多星期他还对《北京青年报》说,他的客户交的保费“都是交给公司的,而不是装入我个人的口袋”;大概他更不记得几年前曾对律师毫不含糊地回答过没有得到奖金。

但不管怎麽说,吴征的“第一桶金”的第一部份其实是从这些华人留学生们身上挣到的。

(未完待续)

(载《多维网》2002年2月)

2002-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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