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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骏造假为什麽海外先揭出

曹长青

前微软中国区总裁唐骏假学历事件,成为网路热门新闻,也被官方媒体报导,连中央电视台也采访了当事人。但无论是这次唐骏的假博士被揭出,还是以前也曾在网路轰动的前新浪网共同主席吴征、杨澜夫妇学历经历造假事件,都是由海外先揭露出来的。中国有十多万新闻工作者,不仅群体大,更有其自身报刊等专业便利条件,但为什麽却是海外先打假?探讨这其中的四个原因,就可深入了解中国的新闻现状∶

第一,中国新闻界没有支持、奖励调查性新闻(尤其是丑闻)的文化机制。在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新闻界最重要的奖项,诸如“普利策奖”等,一般都奖给调查性报导,即挖掘丑闻。记者也因调查性新闻而成为“名记者”。像当年调查出尼克松总统违法乱纪的“水门事件”的两名《华盛顿邮报》记者,至今都被新闻同行尊敬。

优秀的媒体和记者,挖权力者和名人的丑闻,公布於众,由此起到新闻作为三权分立後的第四权的监督作用。西方的民主,实际上是建立在“三权”和“新闻监督”这“四权鼎立”的坚实基础之上的。

为谎言世界写“欣”闻

而中国的新闻,至今仍由政府控制,记者是从政府领取工资的国家工作人员。这种制度本身,无法构成监督,因为都是“自家人”;在逻辑上,不可能鼓励“政府工作人员”来监督“政府”本身。这种国有(不是私营)的新闻性质,自然导致“报喜不报忧”、多歌颂少批评的新闻惯性;中国的媒体当然就不会热心打假;而会“为甘心活在谎言报导的人写‘欣’闻” 。

第二,中国的制度不仅不奖赏挖丑闻的记者,反而会惩罚他们。有些记者甚至失去人身自由,或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使在中国官方媒体上,人们也时常看到记者因采访而遭殴打,甚至官商勾结,官方出面迫害记者的消息。最近,中国《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就因调查报导一家股份公司的内线交易内幕,而遭事发当地的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公安局网上通缉。《经济观察报》就此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网上群情愤怒,其他大媒体也呼应声援。看到事情闹大,公安部才下指示,责令当地公安局取消对这个记者的“通缉令”。

仇子明还算幸运的。对於社会上一般不法行为,记者深入去挖,还会遭到被揭露者雇用黑社会打击报复。两年前,《中国贸易报》驻山西大同记者站专题部主任兰成长,在去采访不法黑煤矿时,当场被矿主等用镐活活打死。验尸医生说,从没看过打这麽惨的,兰的两条胳膊被打断,一条腿被非常专业地垫在板凳上砸断,头颅被刨出五个洞。
中国记者“向腐败投降”

第三,很多记者也是丑闻的一部分,活在腐中不知腐,当然不会打假。记者写有偿新闻,即你给钱,就给你写歌颂、吹捧性报导,在中国很普遍。至於用版面换钱,或拍广告宣传的所谓“电视新闻”(钱交易),更是司空见惯。例如上述被黑矿主打死的《中国贸易报》专题部主任,去煤矿调查采访时,就对同事说,“只要找到老板,亮亮证(记者证),对方至少得给1000块钱。”那个黑矿主被抓获後说,他的矿两天来了几拨记者,都是勒索要钱,他给出一万六。当地的政法委官员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年来到当地采访的全国各地记者,几乎十个就有九个半接受红包与好处费。”这位官员有点不平地说,“如果收红包与接受好处费也是受贿的话,记者并不比官员乾净多少,可他们凭什麽头上顶著花环,耀武扬威?”

《纽约时报》记者傅好文(Howard French)在2007年初对中国新闻腐败写的一篇专题报导说,在中国,“许多记者承认这种腐败,特别是一些记者跟想避免负面报导的目标人物索要金钱。”该报导引述中国《南方都市报》记者张平的话说,“许多记者对自己作为记者并不感到光荣,以正常的管道他们得不到酬劳,并发现在中国只有撒谎才能带来收入。”另一位更知道内情的记者刘吉说,在一起成功瞒报的煤矿火灾中,某中央级媒体记者拿走了13万元。“去年北京来了两个记者,在煤检站拍几个镜头,拿著30万元走了,都是现金。”

《纽约时报》的报导感叹,中国记者“居然向腐败投降”。当记者自己也造假,也腐败,他们怎麽可能还对唐骏、吴征、杨澜们的造假有警觉、有反感,甚至去调查挖掘?中国没有三权分立,应成为“第四权”的新闻,不仅被政府控制,又相当腐败,这“四个支柱”全都没有,中国当然就会是一党专制。

到处是强奸犯,顾不上性骚扰

第四,强奸犯比比皆是,人们当然就顾不上性骚扰。在当今中国,重大造假事件都比比皆是,人们在比较心理上,像假文凭这种小case,似乎就不值一谈(报)。例如像婴儿牛奶造假的“毒奶粉事件”,导致中国近三十万婴幼儿受害。还有像四川地震时暴露出来的偷工减料的学校豆腐渣工程,导致上万名学生丧生。这些“大假”都打不过来呢。更不要说那些假烟、假酒、假药、假油条、假鸡蛋、假水果、假食品、假报纸、假人民币,甚至假人(冒充高干子弟或名人私生子等)等,泛滥成灾,随处可见。在这种假气冲天,道德沦丧的大环境中,很多中国人的道德义愤和反应,也就久而久之而麻木,丧失了敏感,再加上作为个人的无力感,最後也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所以有些中国人谈到唐骏、吴征、杨澜们的造假,觉得那没什麽大不了,在中国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足为奇。而唐骏本人也可能感觉冤呢,那麽多大假,不仅畅通无阻,还获得更大成功,怎麽专拿他说事?例如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被钦定为皇储的习近平,他的“法学博士”学位就是假的,怎麽中国媒体就不报导挖掘?当然,官媒不可能揭露,因为领取政府工资的记者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们怎麽能、又怎麽敢揭露政府的二把手呢?如果做了,说不定也会被“全国通缉”呢。

在这种中国现状下,难怪揭露名人造假的报导,几乎都是海外先做起。面对拥有几十万记者的中国,面对中国最大的诚信危机,却靠海外的几个“个体户”先著手,实为那个国家国民的悲哀——在各种骗局中活著。

2010年8月10日於美国

——原载《观察》

201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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