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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台湾的“缘分”

曹长青

我在中国的时候,台湾对“大陆人”来说,一直是个神秘兮兮的地方和概念,尤其是带着违禁色彩。因为只要提起台湾,接下来的概念就是“台湾特务”,好像台湾对“大陆”的唯一兴趣,就是收集情报,而任何一个和台湾有点“瓜葛”的人,都可能是台湾特务。和国民党在台湾的强势“反共、反攻大陆”宣传相反,共产党的宣传里极少提到台湾。在资讯极端贫乏的岁月里,那麽一、两部有“台湾特务”出现的电影,已经足够深入人心。

我们对台湾内部的资讯一无所知,也不关心,因为没有兴奋点让你关心。所以和台湾在心理上的距离,比和美国还遥远。到1987年,我在深圳看到一些国民党老兵从香港经深圳,回到内地去探亲,开始了解到台湾的富裕。偶然也看到港台电影,除了强化了一点对台湾的“资产阶级化”的印象之外,仍感觉很遥远、陌生。

见到的第一个台湾人

直到1988年来美国留学,才见到第一个台湾人。那是在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大学城,有家华人饭馆,老板庄振戊先生是从台湾来的,他为人很热情慷慨,对我们这些留学生很友善、关照。那时我们对台湾有“外省人”和“本省人”之分,毫无概念,只知道他是台湾来的。据说当初中国大陆留学生刚到美国时,台湾学生见到他们就喊“共匪来了!”不知是真的,还是笑话。

多年过去,想到我们最初来美国的日子,就想起最早见到的那位台湾来的庄先生。但不知道他是蓝还是绿,因为如果是蓝,后来就可能对我们不会那麽友好了。结果,在2007年秋,台湾人在纽约举办了一场有四千多人参加的台湾加入联合国集会游行。我受邀做了一个演讲之后,刚走下讲台,有人拍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很像是那位印第安那州的庄先生,因他身材魁梧,给人印象深刻。在疑惑中,他开口了,真是无巧不成书,他真是那位庄先生,专程从几千里外的印第安那州,赶来纽约参加这个集会。于是,在我来美国将近二十年之后,才知道我结识的第一个台湾人是“绿”的。后来得知,他还是台湾人在印第安那州的大将之一,出钱出力,参与各种台湾人活动。去年底我到圣路易斯演讲,他们夫妇还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去看我,还拉去一大堆当地的玉米,给所有与会者。他像二十年前一样,还是那样热情、慷慨。

我们“和平统一”了

在印第安那念了一个学期之后,我们就搬到了洛杉矶。遇到的第一个房东崔喜,也是台湾人。那次租房经验,以后再也没有过,所以令我和妻子至今难忘。因为那个台湾房东,居然把两岸三地的五家“统一”在一个屋檐下。崔喜和她先生都是台湾本地人;来自香港的安东尼在一家华语电台做记者,他当时的女朋友,是来自台湾的“本地人”,基本上和安东尼住在一起;达尔文是建筑师,台湾外省人。他温文尔雅,为人和善,乐于助人,年近三十,仍单身,但追他的女孩子,有时竟跑到我们这大房子中,死缠着不走。另一对夫妇来自中国大陆;加上我们,总共五家。

多年过去之后,回想起来,十分惊讶,当年那麽多人住在一起,共用一个厨房,两个卫生间,还是香港、台湾、中国的不同背景,居然相处得非常融洽,从未发生过任何争执或纠纷,而是有事相互帮助。每到周末,大家一起合伙做饭,一大桌子人,聊天、讲笑话,其乐融融,真正是“和平统一”了。我们并非不谈政治,而是谈得很热烈。大陆人骂共产党,台湾人骂国民党(本地人、外省人好像没什麽区别),香港人只是乐呵呵地赚钱、交女朋友。这一大屋子人,经常在一起,从生活到政治,无话不谈,却从未发生过观点冲突,更绝无争吵。今天想来,都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跟黑人学车差点丧命

女房东的先生常年在台湾,她自己在洛杉矶阿罕布拉区经营一个小五金店。当时大房子门口路边,有位当年越战的黑人老兵,“住”在自己汽车房子里。女房东好心,让他从大房子拉出条线,于是他的“汽车房”有了电。他经常住在我们门口。

刚到洛杉矶时,必须学开车,因那个城市庞大,公共交通很少。那个黑人老兵主动教我开车,为我省一笔学车费。可跟他学车的第一天,他就叫我上高速公路。我刚在小路转了几圈就上高速,相当紧张,所以不敢开快,他就踩我放在油门的脚,汽车就一路飞驰,伴着我的心跳。到了一个很远的郊外,他下了车,让我在车上等。但不一会,就看到他被一帮黑人追赶,他跑过来跳上车,跟我高喊Go Go Go(快跑)!我还没完全反应过来,那帮人已经追到了,来拉车门。我凭直觉,知道大事不妙,所以拼命踩油门,一溜烟上了高速公路,一路飞快开回住处。

回来才发现,车门上有很多血。美国给了越战老兵很好的待遇,但那个老兵却把钱花在了毒品上。他趁教我学车之际,开到那里买毒品,发生了纠纷。当时如果没跑掉,不知会有什麽後果,想来後怕。但我从此再不惧高速公路。不过也再没有过第一次上高速那种演电影般风驰电掣的经历。

台湾的女房东看到我学车辛苦,要出钱帮我交学车费。怕我不接受,就让我帮她清点五金店货物,好在我以前当过出纳和会计,帮她清点得清清楚楚,她很满意。

后来我们在美国搬过许多次家,但这位台湾人,是所有房东中最和气、友善的一位。可能这也是我们这一大套房子里,中港台背景的几家住户,能够一直友好、快乐地合住在一起的原因之一。还或许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彼此相互尊重,所以才能和睦相处、居住,“统一”在真正和平、友好的前提下。

到民进党总部听“台独”

1989年,天安门事件爆发。我和其他一些在美国的前中国新闻记者们,创办了一张《新闻自由导报》。当时有一些来自台湾的人支持(外省本省都有,从口音上听,外省人比较多)。和他们聊天时,也谈到了台独问题,有人问我怎麽看。我说人家自己要独,当然应该支持。当时有人对我这个“大陆人”不反台独很吃惊,大概也有人认为我对台独实在无知。

当年(1989)底,我和其他一些中国民运、异议人士一起,应邀首次访问台湾。那次访问,是政大、联合报和国民党主持的。期间有民进党的人传话,想邀我们到他们总部聊聊。很多民运人士表示不去,以示反台独,另外也有向邀请一方表态的意味。当时只有我和民运刊物《中国之春》主编胡平等几个人,去了民进党总部。除了我本来就没有对台独的反感之外,还因为我在中国是做记者的,职业习惯(也是要求)就是要听双方的意见,所以更愿意去那里听听。

当时一个民进党干部,给我们讲了为什麽台湾人要求台独等。讲完後,他们问,如果你们这些民运人士将来在中国掌权,当总统了,台湾人仍要独立,你们打不打?记得当时胡平回答说,用武力打吧,不符合民主原则,但不打吧,那我们刚执政,台湾就独立,然後西藏和新疆也连锁反应要独立,中国领土一下子少了一大块,怎麽向人民交代呢?我的回答很简单,绝对不能用武力,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权。我不想从政,更没有想过当总统,所以更多想到的是原则、理念,而不是政治利害和操作层面。我跟胡平的分歧,是因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这也是后来我写台湾问题的一个基点。但当时对台独问题的认识和感觉都是抽象的。

直到台湾通过总统直选,成为民主国家之後,我才真正产生了关注台湾兴趣。后来在洛杉矶的一次演讲中,我引用了一个流传的段子,其中最后两句是,“台湾说要独立,全中国人民都笑了;北京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全世界人民都笑了。”在台湾演讲,再次引用这个笑话之后,我的“台独”立场就被定性了。于是,这场和台湾的“缘分”就被拉得更近了。

但二十年过去,台湾的变化实在太大了。这其中,最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国民党的变化。记得1989年第一次到台湾时,有中国异议人士对国民党拒绝接收逃到台湾的大陆人士表示不满。当时国民党接待我们的人回答,“如果你们大陆人都逃到台湾来,还不得把台湾压沉了。”我接过来说了一句∶“怪不得我来台湾后,一直觉得晃晃悠悠的。”回家学给太太听,把她逗得哈哈大笑。

今天,国民党不仅不怕“大陆人”涌向台湾,把台湾压沉了,而是张开双臂,欢迎陆客。通过两岸经济连结,实现共产党期待的一体化。或许他们宁肯台湾被压沉了,也不肯让她高傲地独立吧。

今天,台湾对我来说,往日的遥远、陌生感早已荡然无存。但对她越熟悉,越期待她尽快走向一个成熟、独立的真正自我。

——原载台湾《当代》月刊2010年6月复刊号

2010-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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