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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杨澜的恶劣品行

曹长青

本来作为两家上市公司主要负责人、国内名声颇响的公众人物、再加上三个大学的客座教授,吴征被媒体和大众指出学历等不实之处之後,他如果公开道歉、公开正式改正简历,或许会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人们的谅解。但吴征在《北京青年报》上不仅骂人、俨然一副没有丝毫错误的态度,他还和杨澜去国际艾美奖那里“恶人先告状”等。几次做法都超出常人预料。

本来他们故意把“国际艾美奖”和“艾美奖”混淆,误导大众,已经问题严重;被人指出之後,吴征又撒谎“两亿人”看到他在颁奖典礼上;在被人指出颁奖没有直播、没有两亿人看到後,实在已经是很理屈了,但他们居然能超出常人智商地想出用歪曲别人文章的做法,先告你贬低“国际艾美奖”,然後再让这个奖的负责人说你的报道有误,更进而有胆把电脑网页上的播放(webcast)说成电视台的“现场直播”和“实况转播”。这实在已经不仅仅是个虚荣、夸大的问题,而是品行问题。

再接著得知他们整了一堆我的“材料”状告到北京,对媒体施加压力,由於我个人的某些经历(下面举例说明),我对这种“告政治状”和用政治压媒体的做法很敏感,更愤怒。而这对六十年代才出生、并没有直接被政治漩涡的混水浇灌过、都在美国留过学、还从事媒体事业的人,居然也能想出、做出这种与时代、他们的年龄和经历都不符的事情。而杨澜更进而还会用“反动人士”这个近年来我父亲那辈的人都已经感觉陌生的词汇。至此我更清楚吴征杨澜的品行之恶劣在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中实在是少见的。

仔细想来,吴征和杨澜的一系列谎言实在不只是小谎,而是胆大包天的弥天大谎。为什麽这麽说呢?虽然谁都有可能随口撒点儿小谎,但这种小谎第一是随口的、私下的,并不被认真地记录、铅印、发表,第二,这种小谎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没有证人能戳穿、或值得去戳穿的。撒小谎自然也是人类很难克服的恶习之一,但大小谎的程度不同,性质也不同。

先说关於学历的谎言。我们无论在哪儿上学都有很多同学,怎麽敢想像在学历上造假呢?如果我说在黑龙江大学得过硕士或博士学位,马上可以有一堆同学证明你根本没有。这不要命吗?吴征敢在北大网站上公布复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他怎麽就不怕别人问,你是复旦哪一级、哪个系的毕业生?你在华大哪一年拿到博士?就像吴征说他是“文科第一名”“唯一保送生”、“86年法语系毕业”一样,马上就有同学出来指出,你既不是“第一”,也不是“唯一”, 更不是法语系。敢对媒体撒这种一下子就可以被人戳穿的谎言,难道不是胆大包天吗?

再说“国际艾美奖”,吴征杨澜清楚地知道,不仅他俩参加过这个颁奖典礼,香港的凤凰卫视、台湾的中华电视、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华人记者中都有人参加过“国际艾美奖”的颁奖典礼,对其规模清清楚楚。就有胆故意混淆它和美国艾美奖,并睁眼撒谎说“有两亿人看到”,他怎麽就一点儿也不担心,香港卫视或台湾华视的同行看到这种说法怎麽办?敢公开撒这种谎,难道不是胆大包天吗?

再说杨澜的“全年级前百分之五”的成绩。她不是不知道哥大国际关系学院有很多中国学生,怎麽就敢在新浪网公开说她有这个根本不存在的成绩呢?是美国著名大学校董之类的说法是可以随便让媒体传播的吗?这难道不是胆大包天吗?

对明明登在各种报纸、网站上的、阳光卫视登过的、新浪网上仍然登著的一模一样的吴征简历,杨澜硬是敢睁眼说“他从来没说过他1986年毕业於法国萨伏大学”“我们在文凭上从来没有弄错时间,时间上的混淆是他们自己弄的。”“从我们正式发表的简历来说,都是没有错的”。难怪男性、女性中都有人撰文指杨澜“流氓”,反正我刚读到杨澜这些话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麽?”目瞪口呆。就算所有读者、网民都瞎了,阳光四通的雇员们总看过、记得他们自己网站上的内容吧?杨澜主席说这种话的时候,大概做好了准备,再也不面对自己公司的员工了。

有读者来信说,对於吴杨简历中的水份也别太苛刻了,我们在美国找过工作的人都知道,你不往简历里加点水份,吹著来,根本找不到工作呵。这个问题倒挺有意思,我想起有的朋友抱怨,在美国即使找个扫地的工作也得有经验,你就得编一段在中国扫过二十年地。

但这种在找工作时一定程度上的夸张,经常是可以理解的。连奥普拉.温芙瑞和《飘》的作者密切尔(Margaret Mitchell)都自己承认她们找工作的时候撒了谎,瞎编了一段自己根本没有过的经历,并没有人指责她们。这种瞎编和吴杨的不同是,你的确就是为了找个工作,除了那个雇用你的老板之外,你恨不得任何人都别看见你那份瞎编的简历。而且你也不敢编自己不能胜任的工作经历,否则不三天就被解雇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相信也极少有人敢编学历。

而吴杨是把夸张和编造的资历通过媒体公开,完全是要从大众那里赢得一份他们根本不胜任的荣誉和这种荣誉所带来的利益。而且他们敢在成为全国瞩目的公众人物、重要上市公司负责人的时候仍坦坦然然地公布与事实不符的简历、经历,能不是胆大包天吗?而在媒体、网民如此追踪之下,用这麽恶劣的态度继续撒弥天大谎,不是严重的品行问题又是什麽?

我在前面谈到对吴征杨澜去北京“告政治状”非常敏感和愤怒,因为我在黑龙江大学上学期间曾三次被别人背後“向组织上”告黑状,所以一直认为这种背後告状者是非常险恶的一类人。

第一次是我去牡丹江看望一个青年作家朋友,在旅馆房间里聊起了我们学校的文学社团,探讨哪些政治问题等等。房间里当时还有另一个旅客,在睡觉。我们交谈非常随便,对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任何提防。但我还没离开牡丹江,这个人就向当地公安部门检举了我们。结果我那位朋友被当局找去问话。他托了上边很“硬”的政治关系才算保我俩过关。

第二次是我利用假期去北京采访,回哈尔滨途中路过长春,去了吉林大学中文系看几个朋友,晚上就住在吉大中文系的宿舍。当时中文系77级的学生们都非常关心政治、国事;由於东北是边远地区,消息闭塞,大家对北京的任何“形势发展”都很感兴趣。我当时非常兴奋地跟他们讲在北京见到、听到的关於西单民主墙的情形、消息。但就这一顿胡侃,被他们宿舍里一个人悄悄地记录了下来,告到吉大党委,吉大党委转到吉林省公安厅,吉林省公安厅又转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再转到我们学校。我们中文系跟我关系很好的一位副主任私下告诉了我这一切。一个青年学生在学生宿舍一个晚上的随便聊天不仅被“告密”,而且被兴师动众到如此地步。这件事成为我毕业後被留校反省三个月的“罪状”之一。

毕业时,吉大中文系那个向党委告状的人被分到北京国安部。几个月前,当年听我胡侃的吉大中文系的一个朋友去欧洲旅游,电话中他告诉我,当年那个告状者现在已经是国安部重要官员,主管军方情报之类。

我第三次被告状是被黑龙江大学我宿舍的一个同学。由於我当时组织一个文学社团,他就一直偷偷地记录著我在宿舍说过的话,毕业时报告了“组织”。我在留校反省时被一遍遍要求回忆说过的话。我当时不是不想“交待”,可四年来在宿舍里随便说过的话怎麽可能记住?又是那位中文系副主任不仅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并帮助我“过关”,旁敲侧击说,“你是不是说过┅┅”“对,对,没错┅┅”之类。

事情真是无独有偶,“党和政府”是十分“慧眼识才”的,我同宿舍那个告状者也被分到了北京国安部。当时我的很多同学说,你可真成全了他,否则他只能被分到哪个小地方的一般单位,现在则去了北京的大机构了。他现在也应该爬到高位了吧。不知他和吉大的那位同行有没有交流过当年告我的心得。

从此之後,我对任何向那个政府告黑状的人,任何跟国安部有联系的人,无论是北京的,还是深圳的,都心怀戒心,另眼看待。我到海外多年以後,还有人理直气壮地声称手里有深圳安全局的关於我的材料,并十二分逼真地把所谓“材料内容”极为自然地写进了无处不虚构的“纪实文学”。我就理解不了,安全局的材料怎麽能到平民百姓的手里?而平民百姓跟安全局有联系是怎麽回事?

这次吴征杨澜则把我在海外这些年发表的抨击共产党的文章、评论西藏等问题的文章搜集了一大本子,拿给了北京《光明日报》社领导和其下属的《中华读书报》,然後通过一位前中共宣传部门重要官员(现北京某大报总编辑,出於某种原因暂不点名),找了《光明日报》。吴征杨澜要求《中华读书报》对发表我的“对吴征的六点质疑”做出道歉。他们态度极为蛮横,但道歉的要求被报社拒绝。

除此之外,吴杨还通过和他们关系好的北京报刊,以向海外作者徵求稿件为名,了解海外的人写吴征杨澜的动机、个人通讯处、照片等资讯,以及有关吴征杨澜的尚未发表的材料等。一副神经兮兮,要缉拿谁归案的样子。

从国内越来越多的关於吴杨的报道可以看出,中国媒体今天已不是噤若寒蝉,更不会被吴征杨澜这种势力吓倒。吴征杨澜这种做法除了给自己留下劣迹之外,不会在任何程度上影响媒体对他们的继续揭露。

我在美国住了十多年,巨大的思想和写作自由已经使我完全松弛了当年曾紧绷著的“阶级斗争”的弦。吴征杨澜的做法使我记起了往事、重温了被人整材料、告黑状的感觉。一次很好的“忆苦思甜”教育。

从吴征杨澜一次次胆大包天的弥天大谎,到一次次背後的“告黑状”,我越来越相信,这一对人在需要的时候,不仅可以正面睁著眼坦然地欺骗,更可以背後理直气壮地“险恶”,其品行的恶劣是相当有质量的。

(载《多维网》2002年1月27日)

200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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