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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学者再批中国作家

曹长青

德国波恩大学教授、知名的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曾因对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公开批评引发争论。现又因在德国媒体批评中国诗人贝岭“根本就不是流亡异议人士”,而是“投机取巧、获得好处的人”而再发争议。贝岭则在接受法国广播电台采访时,斥责这位德国教授“不学无术”,是“逐臭之人”。

顾彬上次对中国作家的批评,虽引起轩然大波,但却不同於民众对其他事件的反应。在多数情况下,西方媒体或人士对中国的事情“说三道四”或批评,中国网民往往一面倒强烈反弹,甚至给批评者带上“反华”的政治帽子,一片声讨。但顾彬对中国文学的毫不客气的抨击,不仅没引起强烈反弹,反而很多人喝彩!德国之声引述中国网路上的统计说,相关链结多达21万,“反响巨大”,很多人认为顾彬此说“一针见血”。

为什麽中国网民对顾彬这样“文质彬彬”?因为顾彬的很多批评,被认为直指要害,说了真话——

棉棉、卫慧用“身体写作”

对於百年中国文学,顾彬认为,从1949年中共建政後,中国再也没有伟大作家,即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顾彬也认为其作品很糟糕。顾彬是第一个把高的作品译成德文的研究者。

对於中国近年出现的所谓“美女作家”,如卫慧、棉棉等人的作品,顾彬批评这不是文学,而是“垃圾”,“她们把‘身体写作’混同为文学。”

对於中国轰动一时的姜戎(作家张抗抗的丈夫)写的《狼图腾》,顾彬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对德国人来说,这种肯定狼的本性,是宣扬法西斯主义,“让中国丢脸”。

今年初顾彬在中国南京时,又大声疾呼∶“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都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现在则卖给了市场!”

德国之声报导说,顾彬认为,中国的文学商业化倾向非常严重,这从书的长度就能看出,有些书译成德语长达七、八百页。“作家们不能把作品浓缩到两三百页,因为稿酬是按行计算的。这意味著他们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钱而写作。”

顾彬认为,当代很多中国名家,没有什麽思想,语言水准也太低了。很多写作是急就篇,匆忙制造,例如莫言的《生死疲劳》才写了40多天,另一部作品只用了90天;一个德国作家一年才能写出100页来,莫言能在两三个月之内写出800页,从德国的角度看,他很有问题。

金庸已过时,但鲁迅不会

当中国媒体报导说,北京高中语文教材要用金庸的小说《雪山飞狐》取代鲁迅的《阿Q正传》时,顾彬毫不掩饰他的愤怒,这位编译过六卷本德文版《鲁迅选集》的专家认为,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思想家。金庸只是个通俗作品作家,顾彬表示,“对我来说,金庸在写作上代表的是一种退步。”“一百年後我们还会看鲁迅,但是不一定还会看金庸。”

顾彬认为,中国当代一些作家,像莫言、余华、苏童、棉棉、姜戎等,都代表中国通俗作品,而不是语言性非常高。当然,读者有选择自由,“我不反对他们看棉棉、姜戎,但是我自己一辈子都不会看他们的作品。”

对於不少中国作家抱怨,由於中国的检查制度,加上没有好的翻译,所以他们的“杰作”无法打向世界。顾彬认为不是这样,因为“你可以拿到香港或台湾出版”。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如果作品连中文读者都感动不了,怎麽能归罪於翻译?

应说出别人不想听的事实

顾彬的大胆评论,虽然很受中国网民欢迎,但也有中国作家不愤,认为顾彬是“文化种族主义者”。顾彬则说,“我知道,中国的学者可能又要对我表示失望。我觉得这不重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一个真正学者的任务就是牺牲他自己。他应该说出别人不想听到的事实。”

这次顾彬公开批评所谓中国流亡作家,又是说出当事人“不想听到的事实”。在不久前的法兰克福书展时,德方迫於中国官方压力,一度取消了包括贝岭在内的两名中国异议作家参加书展会议,结果引至轩然大波。贝岭等名字,被德国媒体不断提到和报导。有评论指出,贝岭获得了和其写作成就不相称的“名声”。贝岭受到德国总统握手交谈的礼遇,在德国几乎成为“名人”。

滑稽的“持不同政见者”

顾彬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并翻译了大量中国诗歌,也跟贝岭熟悉。最近他在接受《西德意志报线上》独家专访时表示,“西方对事实并不感兴趣,而是盲目崇拜流亡异议人士。贝岭当时是自愿移居美国的,他根本就不是流亡异议人士。西方也不去调查,只要有人说自己是流亡异议人士,就都信以为真。而贝岭还很会投机取巧,他知道该说什麽话来打动德国媒体并获得金钱上的好处。”

早在几年前,顾彬就在“21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一文中,批评贝岭沽名钓誉。他说,当年贝岭从美国回中国印杂志被抓前,他们在北京见过面,贝岭告诉他,在美国印杂志太贵,在中国便宜。顾彬说,贝岭“决定在北京印刷,是出於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这次逮捕是故意找的,因为被捕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处。全世界的记者,包括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都为这次逮捕而指责中国,把贝岭称为一位有勇气的编辑。”

顾彬批评说,一些居住西方的中国作家,“他们每年都回中国,在大陆出书;可在西方,他们仍然自称‘持不同政见者’。此事在目前已经变得相当滑稽”。但贝岭对法广表示,他没有在中国大陆出书。据媒体报导,是杨炼和马建在中国出书。

顾彬认为,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贝岭造成的轰动效应和西方盲目推崇流亡异议人士有关。但“贝岭不是真正的流亡异议人士,而是一个投机取巧、获得好处的人。”

顾彬是逐“臭”之徒?

贝岭则在接受法广采访时,回击顾彬的批评∶“我觉得顾彬首先是一个逐臭之徒。因为他把中国文学称作垃圾,可是他研究的就是他称之为垃圾的人,一个每天凝视垃圾的人就是逐臭之徒。而且他经常故作惊人之语,他本是一个戏子汉学家,却又让人觉得像一个牧师一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觉得他有时是泼妇駡街,有时又装得温文尔雅。我发现德国年轻一代的汉学家中文能力,如表达文学观点的能力,口语都很好。但顾彬缺乏。” “关键问题是他变得不学无术,没有思想却随意发表见解。没去学去问。他就是谩駡。”

有评论家指出,顾彬当年是批评卫慧、绵绵等作品是垃圾,并没有说整个中国文学是垃圾。因此所谓“逐臭之人”就难以成立,更形同故意骂人。而把顾彬斥为“戏子汉学家”、“泼妇駡街”,指责他“故作惊人之语”、“虚荣,自以为是,贪得无厌”等,显然都是抽象指责,而没有用事实说话。

至於指责顾彬的“中文说得不好,说出来的话基本上是不连贯的”,恐怕也不是事实。根据媒体报导,顾彬每年有四周到中国的大学讲课,“在中国,我用汉语上课,不用德语或者英语。”中国媒体的采访也说,顾彬“讲一口流利的中文”。顾彬不到30岁就开始学中文,并主修汉语,至今已40年,说他不能讲一句连贯的中文,恐怕是有意贬损。

已学会中国人的圆滑?

至於说顾彬“不学无术”,则肯定不是事实。顾彬从1995年就担任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是知名的德国汉学家;他不断评论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这本身就说明他有学、有看、有研究。不要说他曾发表上百篇汉学论文,出版过《论杜牧的诗歌》、《空山∶中国文学的自然观》、《中国古典诗歌史》、《中国古典散文史》,编译出版过《鲁迅选集》和二十余位中国诗人的作品,在这次法兰克福书展之前三个月,他完成了被誉为“德国汉学界有史以来最全面、最详实的一套中国文学史”丛书,共十卷本;对中国的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从古至今的发展进行了评述。所以贝岭指责顾彬“不学无术”,明显是不顾事实。至於贝岭说顾彬对他的批评,“让我想到纳粹时代的戈培尔式的表达方式”,简直是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了。戈培尔的问题绝不仅仅是内容,更是形式;纳粹灭绝了一切反对的声音。今天贝岭可以对顾彬进行带有谩駡性的反驳,本身就说明把顾彬和戈培尔相比的荒唐。扣纳粹或文革的帽子,是讲理讲不过别人者的常态。

在发出批评之声後,面对一些人的反弹,顾彬表示,“不论我对某一个作家重视与否,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都应该介绍。所以在我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也包括一些我非常讨厌的作家和作品。”

尽管顾彬相当有勇气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但对他的《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仍有专家认为,批评的 角小了。顾彬自嘲说,可能“已经慢慢学会了中国人的圆滑”,“不好意思批评中国的作家朋友”;但其总体调子,还是批评当代,肯定现代。这回顾彬不再说卫慧、绵绵等作品是“垃圾”,而是用酒来比喻,让读者更清楚1949年为界的中国文学品质之差别∶“中国现代文学是‘五粮液’,中国当代文学是‘二锅头’。”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09年12月10日

200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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