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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顾彬批评贝岭沽名钓誉

顾彬(Wolfgang Kubin)

说到贝岭,事情更糟糕。贝岭是文学杂志《倾向》的编辑,定居波士顿。他在北京过shu假的时候,第一次被捕,2000年8月被释放。他必得离开中国到美国。在他返回波士顿之后,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对第三只耳朵的恐惧”。 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被捕的。根据他的报告,他被指控的罪行,是出版了文学杂志,却没得到上面的批准。他在中国印一期他的杂志,唯一的目的,是故意要在不经审查的情况下出版东西。他就是这麽写的。但这完全不真实。就在他被捕之前,我在北京见到了他,他告诉我,他终于找到了一家印刷厂,愿意印他最近的一本杂志,却用不着ISBN书号。他给我看了校样,说在美国印书太贵,因此他就不得不去找便宜的印刷厂。他决定在北京印刷,是出于经济原因,不是政治原因。

熟悉大陆的每个人,都知道,要出版东西,得要一个ISBN书号。贝岭没有这麽个书号。但是,结果这不成为一个问题。现在,中国有一个黑市,你在黑市上能搞到任何种类的书,就连政府不喜欢的书也能搞到。要控制所有的书贩子,想必也不可能;或许政府部门也觉得没必要在全中国搜罗所谓禁书吧。我为什麽用“所谓”这个词?每当有西方媒体报导说有一本书在中国遭到禁止,我就会对记着们说,去看看还能不能买到那本书。他们很快就发现,买到它没问题。你在哪儿都能买到,在官方的书店里也能买到;写书的呢,因为遭禁而出名,喜滋滋地收着国外的邀请函,利用难得的机会在国际书市上推销自己的被翻译了的书。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家不是最好的,你甚至可以说,对他们而言,没有比“遭禁”更好的了。

那麽,贝岭是因为什麽被捕的呢?我想,他的被捕,是他求之不得的。在发行了他那本杂志之后,他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一个小书店里组织了一个聚会。公安局的人不曾光临。但是,几天之后,事情为什麽就大大不同了呢?熟悉大陆的人都知道,如果得不到许可,任是什麽人都不得公开举行有外国记者参加的新闻发布会。贝岭呈示的那本杂志,主要讨论谢默斯.希内(Seamus Heaney)的诗歌,并且只是在最后几页当中,提供了一幅敏感的照片和一个敏感的名字;但是,这是一场公开的国际新闻发布会,单单是这个事实,也仍然是对当局公开的冒犯。贝岭写道,他“突然就遭到了逮捕”,如此看来,就站不住脚了。不,事情来得并不突然;在我看来,这次逮捕是故意找的,因为被捕给他带来了不少好处。全世界的记者,包括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都为这次逮捕而指责中国,把贝岭呼为一位有勇气的编辑。我听说,有人甚至为他在美国提供了一所房子,以使他的“流放生活”舒适一些。我不禁要冷嘲热讽了,因为贝岭自称的他的“流放”、他的“死亡之谷”,是他在十年前故意自找的,其时他离开了中国,永远待在了美国。在这个方面,贝岭和许多其他宁肯待在西方的作家,多有相同之处。虽然他们每年都回中国,在大陆出书;可在西方,他们仍然自称“持不同政见者”。此事在目前已经变得相当滑稽,因为他们确实是从善如流地进行自我审查,这意思是说,他们很聪明地把自己文本中的那些敏感部分删除了,以便在大陆出版。他们为什麽这麽做?中国正在变得更好了,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不愿意自己被以前的读者忘掉,他们想保住自己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愿意失去他们在西方享受的那些好处,他们宣称自己被迫在过流亡生活。

——摘自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顾彬(Wolfgang Kubin)“21世纪中国文学的地位”一文,山东大学文艺学副教授王祖哲译。完整原文见《今天》杂志网页: http://www.jintian.net/pinglun/kubin2.html

2009-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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