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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错乱的瑞典文学院

曹长青

瑞典文学院今天(10日)正式向匈牙利作家伊米鲁·凯尔泰斯(Imre Kertesz)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这位犹太作家在国际文坛没有什麽名气,只有两部小说英译本被美国西北大学出版。我从未读过他的作品,只是在宣布他获奖的过去两个月里,读到了一些英文媒体关於他的介绍,以及他作品的译文片断等。由於前年写高行健作品的评论,我对高行健本人的经历和其作品都下了相当功夫了解,因此现在读这位匈牙利作家的介绍时,明显地感到这两者的巨大不同。这种不同不仅证明瑞典文学院前年把奖给了高行健是个不可挽回的错误,更证明他们昏聩到拿这个奖跟世人开了一个多荒诞的玩笑。那麽我们看看高行健和凯尔泰斯的“不同”在哪里:

●第一,对共产党的态度上:

由於是犹太人,凯尔泰斯14岁时就被抓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後,他曾在匈牙利报纸当过6年记者,但1951年共产党掌权後,他被赶出报社。凯尔泰斯并没有像很多中国知识人那样,在新政权来临时,去争当共产机器的螺丝钉,而是选择了一条“消极自由”的拒绝道路。他从没有加入共产党,并拒绝加入官方作家协会。10月11日《纽约时报》引述凯尔泰斯的话说,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後,很多作家选择写检查,自我批判,来换取留在官方作家协会并继续享受“特权”,但“我无法接受(官方作协),更不能和他们成为一体。”

作为从共产社会过来的人,我们都知道在那种年头,一个文人要拒绝和官方合作,在作品发表、工作机会、升迁、住房等等生存环境利益上,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纽约时报》说,凯尔泰斯的这种选择导致他“在随後的25年中,在布达佩斯成了如同单独监禁般的人物。那两种(法西斯和共产专制)政治镇压制度,主导了他的生命。”

索尔仁尼琴曾说,“拒绝参予谎言┅┅当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会有“失去面包,失去煤气,失去莫斯科的户口”的危险。但凯尔泰斯有意识地做了这样的选择。12月4日《纽约时报》引述他以前的话说,“脚步声越来越高,我能想像到身後的群众正在游行,这个人群,体现著遗忘、(对专制统治的)顺从、认同。如果属於这个人群,我将失去自我。我必须走出这个群体,这是为什麽我决定成为一个作家。”

为了这种选择,他失去了共产国家的作家们常有的特权和物质生活,他住在布达佩斯的仅有25平米的公寓里,孤独地从事自己的事业,翻译尼采、佛洛伊德、维特根斯坦等人的德文作品;写出了以奥斯维辛为主题的三部曲:《无命运的人》、《退稿》和《为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祈祷》。

高行健的情况则和凯尔泰斯完全不同,这位中文世界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不仅曾是中国官方作家协会会员,而且是政府文化部官员(并以此身份出国,六四後申请政治庇护,得以留在法国)。高行健不仅加入了共产党,而且主动、积极地参与了文革,成为造反派头目,并组织批斗大会。

当然,高行健在中国那种特定的环境下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文化部官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当他对自己参与迫害人的历史没有丝毫的忏悔,并在书中宣称,“冷眼观注他经历的那些事,你是你,他是他┅┅从记忆中出来,别替他辩解或忏悔”时,他的思想水平就无法不在人们眼中一落千丈了。

●第二,对记忆的强调上:

凯尔泰斯的主要作品,像许多犹太作家一样,都是围绕纳粹大屠杀,强调拒绝遗忘。凯尔泰斯说,“每当我要构思一部新的小说,我总是要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在多次谈话中都强调,奥斯维辛不是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事情,它是整个欧洲文明的失败;人类经过近二千年的进化,最後竟出现“毒气室”,这是人类的耻辱。

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犹太作家威塞尔(Elie Wiesel)曾把拒绝遗忘强调到这样的程度:“忘记就是出卖记忆,出卖历史。换句话说,遗忘就是甘冒再遭屠杀的危险。”

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作家索尔.贝娄说,“记忆就是人生。”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知名作家都强调不要忘记苦难和邪恶时,高行健则勇敢地“反潮流”,宣称要忘记过去,然後及时行乐,用他自己的话说,要活在“当下”。

●第三,对责任的担当上:

凯尔泰斯在强调拒绝遗忘的同时,更强调作家的道德责任。他曾说,“我无法扮演中立者的角色。我把这个角色,留给那些出於良好动机,结果经常导致更糟糕局面的、拥抱这个角色的欧洲或者欧洲以外的知识份子。”“我无论讲什麽话,我想到的也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的发言人。”

上周四,哈维尔、威塞尔和克林顿在纽约城市大学(CUNY)演讲座谈。威塞尔在谈到奥斯维辛时说,这是“上帝的伤疤”;他说,一个人在自己获得了自由的时候,要记住和帮助那些尚未获得自由的人,他才把自己的人生提到了新的高度。威塞尔的主要作品也是这样,始终贯穿著“承担道义责任”,他认为“不存在离开道德范畴的美。”

但高行健的主要作品中,却理直气壮地宣称要放弃责任。不仅要放弃对社会的责任,放弃一个知识份子的责任,还要放弃人生所有的责任。他的主人公要做的就是赶紧逃,逃离专制,更逃离一切做人的责任,然後在西方享受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性爱”,同时绝不要对任何人负任何责任。

他还可以轻松自得地说,“中国已成为过去,我现在的很多事情,已经都和中国无关。”真潇洒,无知者真是无所畏惧。

●第四,如果今年又是照顾奖的话:

凯尔泰斯的书从1975年开始在匈牙利出版,但几乎没有什麽反响;在世界文坛他更是默默无闻。因此有人怀疑这次瑞典文学院又是出於政治正确原因,把奖给了凯尔泰斯。因为今天在自由国家,任何一个作家,他的作品如果真优秀的话,应该首先在本语种内获得好的反响,因为文学是文字的艺术,如果在自己的语言内没有什麽大的反应,那就很难说它是好的艺术。像去年获奖的奈保尔,虽然在获奖前他的作品也很少介绍到其他语种,但在他写作的英文世界,他则早已大名鼎鼎。

所以,就算凯尔泰斯得奖有照顾成份的话,那麽他和高行健是否可以相提并论?犹太作家罗森鲍姆(Thane Rosenbaum)在10月12日《纽约时报》上发表评论说,这次颁奖给凯尔泰斯,实际上是奖励整个犹太作家群体,包括已自杀的两位奥斯维辛幸存者、知名犹太作家普瑞姆.列维(Primo Levi)和保罗·塞兰(Paul Celan)等。只不过凯尔泰斯没有自杀,是幸存者中的幸存作家。“今年的奖应视为集体成就┅┅凯尔泰斯的桂冠,可能应被分享为群体诺贝尔奖。”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格兰(Jim Hoagland)在10月13日题为“鼓舞自由”的文章中说,“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和去年(给了英国作家奈保尔)一样,都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我们当代政治和价值,奖励了伟大的永恒艺术。”这位资深专栏作家说,“凯尔泰斯的获奖,是对他的作品所描绘的黑暗和深不可测的人类精神的见证。”

所以,凯尔泰斯获奖,可以说他是代表所有那些用血泪和生命(许多犹太作家写完之後都自杀了)写作的犹太作家们获奖。

高行健的作品没人读得下去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两年来,很多朋友和我谈起高行健的作品,不少人说“真佩服你”,不是佩服我的评论如何,而是佩服我居然能咬著牙把他的作品读下去。上个星期在纽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看到高行健的《灵山》,顺手翻了一下,看到後页上自2000年11月购进起,没有任何一个人借阅的记录,虽然该书封面印著“中国人在西方文坛大放异彩”字样。无数人看不下去高行健的作品,却不敢评论,生怕是自己看不懂。但这完全是自欺欺人。

无论理论家和大众都承认托尔斯泰是世界上最大的文豪之一,那麽每当你被什麽不可思议的获奖作品吓住的时候,就想一想托尔斯泰的话吧:“如果艺术不能感动我们,你绝不可以说是读者或听众的感悟理解能力不够,你可以,而且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作品要麽是坏的艺术,或者根本就不是艺术。”

古往今来,人类留下的所有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强调人类的正向价值,既叫好,更叫座。无论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雨果、狄更斯等等大作家的作品,都是大众爱不释手的。只有20世纪後期才出现了被少数几个故作清高的评论家捧上天,却根本无人问津的伪艺术。

高行健的作品除了是伪艺术以外,他那玩世不恭的逃避和犬儒主义,哪一点能代表那些在国内、国外为苦难深重的中国呐喊的中国异议作家群体呢?

诺贝尔文学奖从来都带有政治色彩,多数获奖作者的作品都是思想性高於艺术性。这也无可指责,因为诺贝尔本人要求获奖作品具有人类的理想主义色彩。所以无论是反抗共产主义的索尔仁尼琴,还是左派的格拉斯、大江健三郎,还是右派的奈保尔,和今年以反抗纳粹而获奖的凯尔泰斯,他们都在承担著人类的责任,谴责邪恶、为自由呐喊。如果瑞典文学院承认这种价值,那麽他们忽然把奖给了一个和这一切价值相反的高行健,不是神经错乱了吗?但愿他们下次再错乱的时候别落在中国作家头上。

(载《多维网》2002年12月10日)

2003-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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