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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雨果《九三年》看大革命

曹长青

从法国大革命,列宁的十月革命,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这一路以建造“新社会”为目标的乌托邦,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麽?

探讨大革命的理论书很多,但文学家通过讲故事和塑造人物,往往能把作家对革命的理解表达得更生动、更准确。十九世纪的四位最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虽然他们的经历大相径庭,所写的故事各有千秋,但他们不约而同都对无视生命本身、践踏人道情怀的“革命”持负面看法。

雨果和狄更斯的作品,明显表现出对法国大革命的厌恶和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到来之前,就有预感和恐惧。他们之所以能对“革命”有更准确的把握,是因为他们衡量对错的标准是人、人性、人道;而不是政治家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必须让位于人道情怀,人道主义的光芒高于一切。雨果的《九三年》就是把人道主义精神推向极致的精品。

●人道情怀高于一切

《九三年》的主角有三个∶忠于国王、要挽救君主制的老伯爵,残忍的革命军政委,有人道情怀的青年将领。但关键的角色,却是三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这三个孩子开篇就出现,结尾时更被瞩目。三个弱小的生命,支撑起几个高大的、闪烁著人道主义情怀的形象。最后人道主义战胜一切,赢得最后的胜利。

《九三年》开篇最精彩的部分是一个革命军和一个村妇的对话。军人问∶“你是什麽政见?你是和蓝军在一起?还是和白军在一起?”回答∶“我和我的孩子在一起。”村妇告诉军人她丈夫三天前被杀害了。“谁杀了他?是蓝军还是白军?”“是子弹杀了他。”

《九三年》里最高大英雄的最伟大壮举,是救了这个什麽政治也不懂的村妇的三个孩子。在书的结尾,这三个孩子被大火包围,本已逃脱革命军包围的老伯爵毅然返回,救了那三个孩子,宁可自己被捕、上断头台;那个有人道情怀的青年将领认为,老伯爵的行为代表人道,代表无辜,所以把他放了,结果他自己被革命政委(也是养育他成长的老师)送上了断头台;而为了遵守自己的理念把自己最心爱的弟子送上断头台之后,革命政委自己举枪自尽。

●衡量“革命”的尺子

这本书实在是非常地“雨果”,他在把人道主义的旗帜高扬到高于一切意识形态之上的同时,把人性的潜能提高到近乎耶稣才能企及的高度。其人道情怀和理想主义的光芒,使几百年来任何国家为了种种意识形态——均贫富、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等等——而践踏具体生命的革命者们,卑微到无法理喻的程度。

雨果提出了至今仍是人类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孩子和革命哪个重要?生命和政治哪个宝贵?雨果的结论是∶人道高于革命,仁慈重于意识形态。人,人性,人道,这些价值是至高无上的,它是衡量一切“革命”的尺子。在三个无辜的生命面前,没有蓝军、白军,没有保皇和革命。

《九三年》思考酝酿了十年,也是雨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可谓他一生思想的结晶。书名《九三年》是指大革命进入第四个年头、也是红色恐怖进入高潮的一七九三年。这是革命关键的一年,因路易十六国王手下的将军“老伯爵”在法国旺代地区率众起义,罗伯斯庇尔的革命党派共和军去“平乱”。

●把整个过去集体屠杀

围绕描写起义与平乱,雨果提出对革命的总体看法。首先,他认为,大革命是对国王制度的反抗。路易国王和老伯爵庄园的“塔楼”代表法国十几个世纪的君主政治,是君权,特权,神权的结合。这种土地上,洒过太多的鲜血和眼泪,埋有太多的尸骨和罪恶;于是“凶险的树在这不祥的土地上萌芽”,复仇者最后冒出来,暴怒地对“塔楼”说,“我是你的女儿”——它就是“断头台”!

其次,在雨果看来,君主制虽有严重问题,甚至罪恶,但是,罗伯斯庇尔的大革命更可怕,因为它更暴烈、更凶残、更血腥。如果说国王政治是“一个令人厌恶的瘤”,那麽大革命就是“一把斧头”,它乱杀乱砍,溅出一片血腥和恐怖。雨果盖棺论定说,“大革命就是断头台”,对其痛恨至极!

雨果在书中用老伯爵的口痛斥革命的罪恶∶“你们杀掉国王,杀掉贵族,杀掉教士,踢倒圣坛,粉碎上帝;你们只会破坏、粉碎、摧残、毁灭,心安理得地充当残暴的野兽。┅┅你们把整个过去集体屠杀!”

●人类发明的最丑之物

这种革命是高举“善”的大旗、以人民的名义、用最残酷的手段进行的。曾在巴黎街头看过断头台斩首场面的托尔斯泰说,这是人类发明的最丑陋、凶残、令人作呕的机器。雨果则在《九三年》中写道,“这个怪物这麽丑陋,卑劣和渺小,┅┅这个丑怪的东西就是断头台。”在大革命发生的几年之内,就有六万个头颅,在断头台落地。最具嘲讽意义,最表明其残暴本质的是∶其中246人是曾判过别人上断头台的革命法庭的法官。

残忍的断头台,为后来斯大林的红色屠杀,毛泽东的共产暴政,波尔布特的滥杀无辜,提供了样板。美国版《九三年》的英文序说,斯大林最欣赏的就是《九三年》中那个冷酷、残忍、极端忠于革命价值观的原为教士的共和军政委西莫尔登,他在乔治亚当学生时看了这本书,后来把名字改为“斯大林”(意为钢铁),开始革命。

●从法国大革命获灵感

斯大林、毛泽东们戕害异己的党内斗争和清洗,也是从法国大革命获得灵感。雨果在书中描绘了革命领袖的倾轧、阴险、刻毒和残忍。在巴黎的革命议会里,“大家互相辱駡∶阴谋家!杀人犯!叛徒!互相检举、殴打、诅咒、挑战;彼此怒目而视;挥舞著拳头,微露出手枪,半抽出匕首。”罗伯斯庇尔眼睛盯著丹东,“瞄准对象就发动闪电式的攻击,很愤慨地爆发出一大堆充满不祥字眼的话∶我们认识那些阴谋家,那些卖国贼,他们就在这个议会里。”丹东则叫喊,“该隐(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因妒忌而杀死自己的弟弟)隐藏在仇恨里,现在跳出来了,混在人们中间,那就是马拉。”而马拉则威胁他俩说,“你们耸耸肩膀,脑袋就可能掉下来的。”

雨果感叹说,“在他们判决路易十六上断头台时,罗伯斯庇尔只有18个月可活,丹东15个月,马拉5个月3星期,圣法叶只有一天。”

一百年后,托洛斯基被斯大林暗杀,刘少奇被毛泽东害死,邓小平把两个选定的接班人废黜,江泽民和胡锦涛联手把赵紫阳软禁关到死,都是这种模式。在这种革命中,没有规矩,没有法律,更没有慈悲,只有弱肉强食,野蛮的丛林部落法则∶赢者为王,败者下地狱;谁拿到权力,就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它必须靠暴力统治,必然产生血腥,必然带来恐怖和死亡。

●用白骨堆起的中共革命

雨果对国王政治是批判的,对大革命是否定的,那麽他要怎样的政治?他要的是一种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政治。他明确提出,“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更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在雨果的小说世界,都是人道情怀赢得最后的胜利。从《悲惨世界》中警长的投河,到《九三年》中军政委的自尽,一腔理想主义光芒的雨果,在自己的著作中,不仅塑造自始至终汹涌著人道情怀的高大英雄,同时让被法律教条和意识形态毒化的“魔鬼”都无法承受内心深处的“人性”光芒。

回首中国六十年的革命,正是一部典型的,把雨果高扬的人道主义踩在脚下、灭到深渊的、用白骨堆起的杰作。

2009年9月15日于美国

——原载《开放》2009年10月号

201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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