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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瑞∶心酸的西藏话题——与曹长青对话

朱瑞(加拿大)



和几位朋友去卢梭故居的路上,曹长青推著沉重的行李,走在我的前面。汗水透过他的衬衫,在背上湿了一片。“长青,你这就回美国吗?”我问。“不,”他看著蔡咏梅大姐(香港《开放》杂志编辑)和瑞典来的小乔,“这是她们的行李,一会儿,她们直接坐火车离开。”天气不算热,凉风从日内瓦湖上阵阵吹来,但是,长青仍在流汗。

走出卢梭故居後,几位赶火车的人匆匆地离开了,剩下陈破空、张菁女士、仁钦曲塔(华盛顿《了望西藏》主编)以及长青和我,悠闲地走在狭长而古老的小街上。这是日内瓦,2009年8月8日的午後,汉藏会议刚刚结束。

“长青,你怎麽理解中共对西藏的所谓优惠政策?”我问。

“西藏是不是得到了优惠,是不是真地实现了自治,只有藏人自己知道。像一双鞋,穿在你的脚上,别人看著再好,再合适,没有用,只有你的脚趾头知道挤不挤,舒不舒服。”

“你是从什麽时候开始关注西藏命运的?”我又问。

“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对西藏问题感兴趣,主要是一无所知,共产党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觉得凡是共产党的说法都要画个问号。1994年,达赖喇嘛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演讲,我和我太太商量,如果有机会对达赖喇嘛进行采访,给当时海外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写一篇文章,就可以让更多华人知道,达赖喇嘛是一个什麽样的人,他是怎麽想的。但是,这样的机会怎麽会轮到我们呢?我们没有权、没有势、没有大的声望。不过,我还是想尝试一下,就给达赖喇嘛住纽约办事处写了一封英文信。当时,我们没有抱任何希望;在美国,那麽多的华文记者,美国主流记者,电视、电台,都在等著采访达赖喇嘛,怎麽可能轮到我们两个不是正式记者的记者呢?可是,我们收到了回信,还是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的办公室的回信!说,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接受两位中国兄弟姐妹的采访;说,这个采访本来安排给了美国著名的女主播戴安娜.索伊欧,但是最後还是决定把这个机会留给我们。我想,可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达赖喇嘛希望把他的声音传给中国。那时达赖喇嘛就有了与汉民族沟通的想法,也就是这次会议的想法,那是1994年。取消戴安娜.索伊欧的采访是不容易的,那是美国三大电视台之一的当红女主播。

●西藏曾是个独立国家

“我和我太太马上开始了准备。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我们找到了很多关於西藏的中、英文书籍,我太太懂日文,日文又拿来看。看了以後,我们大吃一惊,原来,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仅在历史上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一段时间,甚至把中国的首都长安都占领了,迫使唐朝签订了协定,还立了一个碑,承诺彼此不再侵犯,那个碑现在还在,那是最有力的西藏曾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见证。就是後来中国和西藏发生关系,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州、省和一个国家的关系,而是特殊的关系,叫番属。什麽是番属呢,就是我给你精神力量,你尊重我达赖喇嘛,尊重我们的宗教权威,这样,你境内的佛教徒,就会顺从皇帝,国家稳定。五世达赖喇嘛曾见过顺治皇帝。当时,顺治皇帝甚至要出城四十里迎接,但一些汉人大臣提出了异议,最後,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以打猎为名,路遇,偶然在路上遇到。什麽时候,中国的皇帝这样礼遇过下面的郡长?後来,清朝末期,赵尔丰曾率兵不足二千打进西藏,但是,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把清朝的残兵败将彻底赶了出来。

“作为一个知识人,不管你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都要尊重真实,传播真实,所以,我们就更加渴望采访达赖喇嘛,想请教这一段历史;另外,中共在西藏的殖民统治,这一点,很多汉人都不愿意承认,想回避,汉民族对西藏民族的种族歧视严重存在。我们必须告诉中国人,要结束专制,尊重藏人的政治选择权和自决权。

●达赖喇嘛的真诚

“达赖喇嘛给我们的第一印像就非常好。一进去,他就攥住了我们两人的手,领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屋子。我们的手,从来都没有被人这麽长时间地、热情地、热烈地、真诚地攥过。一瞬间,你就感到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一个真诚的人、一个平等对待你的人,你就有一份感动。当时我和我太太都有点紧张,达赖喇嘛立刻看了出来,我们在往他身上别麦克风的时候,他一再说,‘慢慢来,慢慢来’,非常替人著想。我们说,‘问什麽,有限制吗?’达赖喇嘛说,‘什麽都可以,什麽都可以。’

“後来,我们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差不多一万字,在《世界日报》整版发了出来,那可能是华人世界第一篇详细介绍达赖喇嘛,以及中共在西藏如何殖民统治的文章。”

“题目叫什麽?”我问。

“《纽约访达赖喇嘛》,但後来《世界日报》改了标题为《达赖喇嘛∶活著的上帝》。”

●不能用NOTHING 攻击SOMETHING

“到前面坐船去吧!”陈破空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看不出坐船和走路有什麽不同,我不坐。”我说。“坐上船你就知道了,这儿毕竟是日内瓦湖,不是你东北家乡的松花江。”陈破空顽强地坚持著,张菁女士和仁钦曲塔也跃跃欲试,我只得跟大家一起坐船。不过,我看著长青∶“一会儿回旅馆,吃完晚饭,我还要继续听你的故事。”

晚饭後,我和长青来到宾馆的前厅,有人在弹钢琴,有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我们选了一张燃著蜡烛的木桌,坐下了。

“那可能是华人世界中,对达赖喇嘛专访比较长的一篇文章,15年以前的事了。” 长青立刻谈了起来,“後来我就想,应该再写一些理论文章,因为那是一篇专访,有些内容还特意从可读性角度想让读者有兴趣,这样,我就写了《独立∶西藏人民的权利》。”

“这是第二篇你写的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我吃惊了。

“就是。”

“很敏锐啊!”我感叹著。

“那篇文章在民运的知识份子内部也出现了争议,很多人都不同意我的观点。在那篇文章的结尾,我提到了中国人要向藏人道歉。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欺负过的国家,反过来,十三亿又欺负那样一个只有六百万人口的民族,中国人在被历史审判的时候,应该忏悔,你没有阻止,沉默也是一种参与!

“那年的圣诞节,1994年,是在一位民运人士家度过的。我去的时候,屋子里已坐了很多人,全体都要跟我谈话,很激烈,不像过圣诞节,倒像在开我的批斗会,大家憋了一肚子的火。我说,关於西藏的书你们看过哪些?有没有看过美国人、西方人写的有关西藏的书?没有。有没有看过藏人写的翻译成中文的有关西藏的书?没有。有没有看过中国官方写西藏的书,比如,有一个人公开地说,为了斗争的需要,组织上要我写一本关於西藏的书,那个作者是谁了,我一时忘了?”

“牙含章吗?”我问。

“就是。关於坐床啦,选灵童啦,吴忠信啦,有一点参考价值。”

“那不过是一本垃圾。”我倒出了心中的隐患。

“当然。不过,就是这样一本书,完全为了政府宣传需要而写的一本书,我说你们看过没有?没有。牙含章是谁?也不知道。我说,那你看,你们用什麽反驳我呢?总不能用NOTHING 来攻击SOMETHING。总不能用0来对付1、2、3、4。我说,你们的状态我理解,我们都对西藏的认识有限,但是,我不会在没有弄清事实的时候,就去自信地批评别人,我更不会重复中共的话,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国男人为什麽不自信

“生活中,没有哪个人会特别地把戴在手上的戒指,指给大家,说,‘这是我的,自始至终都是我的。’当一份财产,被特别强调的时候,就有问题了。”我说。

“是啊,我们说欢迎西藏回到祖国的怀抱,就说明人家原来不在你的怀抱,你没有抱著人家。我又说,西藏的人权情况你们不是不知道,你们要支持西藏的人权。再说,独立是他们的基本人权,他们有选择权。波多黎各要选择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如果全民公投通过後,还要美国国会批准。在美国,结婚需要两方同意,离婚单方就可以完成。你把藏人打这样,欺负成这样,还不允许人家逃?中国男人最没有自信,最怯懦,要女人的脚裹小,裹烂,裹臭,再也跑不了,自己却弄好几个。西方男人是非常自信的,我让你的脚长大,越大越好,你可以跑,但是,最後,你不跑,那才叫有本事!我的一个长辈亲戚,就是小脚,是裹臭裹烂,在烂和臭的过程中,长在一起,那是极为残酷的慢性的刑罚。”

“瞧你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我笑了起来。

“你不知道,朱瑞,你真是好运气,如果在那个时代,以你的性格,手也得给你裹起来。”

“这个,可以想像┅┅”我长久地笑著。

“而且不是一年,十年,一百年,一千年,是整整十五代以上,一直到清朝末期,才决定不裹了。今天的中国问题,是文化出了毛病。人种没有问题,如果你认为人种有问题,这个世界,还会出现奥斯维辛。你的孩子出生在外国,尽管长著东方面孔,但是,精神上可以完全是西方的。中国文化两千年,八千年,什麽用也没有,如果不提供人的自由,尊严,生命,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中国文化提供了我们什麽?群体,家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妻子服从丈夫,丈夫服从家族,家族服从社会,社会服从朝廷,朝廷服从皇帝,不管多大多小的皇帝,都要为他下跪;最後一个皇帝才三岁半,动不动就尿裤子,下边那些留辫子的学士们,还在下跪。现在的中国知识份子仍然在下跪,张艺谋在跪,余秋雨在跪,只有一个区别,就是胡锦涛不再尿裤子了。”

“你的思索,长青,很深哪┅┅”我越过长青的肩头,看著前方。

●免费喝西藏没污染的雪水

“你温家宝怎麽能跟桑东仁波切(西藏流亡政府民选总理)相比呢?!桑东仁波切的这些知识,单说佛学,讲话不用稿子,你温家宝就无法企及。人家那麽自信,面对多少挑战,都不会激动、不会生气。你再看你那些人,那些无能的小男人,坐在那里,就张艺谋还算英雄呢,我看连条狗熊也不如。真正的英雄,是放开你的脚,让你跑你也不跑,你的心在向往,你在尊崇。达赖喇嘛靠什麽?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金钱,可是,全世界都在支持他。有一次,达赖喇嘛说,请帮助我们吧,只是,我们什麽也不能给予你,不过,有一天,西藏自由了,我们喜马拉雅山上的雪水最干净,到时候,免费给你们喝。尽管是开玩笑,却让人心酸。”长青停了下来,看著别处,好一会儿,又说∶

“我为什麽要举这个例子呢,因为当时那些要和我辩论、火气很大的人,现在都在千万百计想见达赖喇嘛,转而支持西藏人权了,他们不见得支持西藏独立,但是,支持西藏人权。他们变化了。

●作为中国人的耻辱和责任

“现在,支持西藏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很高兴。所以,这次跟达赖喇嘛照相我没有去。我们要的不是和一个名人在一起,是要你真正看到他们的苦难,要为他们做点什麽。我从不强调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只是说我是一个自由人,而自由人的对立面就是野蛮人。中国人,只是一个地域,血缘的概念。只有当我看到中国人,作为一个群体去欺负别人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耻辱,感到有一份责任时┅┅”长青的泪水终於没有忍住,滴落了下来。

“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长久地握著我的手,不说话┅┅”长青停了下来,擦著眼睛,“後来,达赖喇嘛身边的一个生活秘书,曾是僧人,说过一句话,我记住了,他说,‘我们和国民党打交道,他们骗我们┅┅和共产党打交道,还是骗我们┅┅我对中国人绝望了┅┅开始我们接到消息说,你要来,我不相信还有你这样的中国人,後来,我看了贡噶扎西翻译的你的文章,接触了你,才燃起了我对中国人的希望┅┅’”

“如果说有一份自私的话,我就想,过了若干年,中国人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十三亿中国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种族,总得有一些人有一点人性吧,哪怕只有一个,起码让藏人知道,你们这些人不都是禽兽,从这一点说,我强调我是中国人┅┅”长青哽咽著。

我也擦著眼睛,我不能不流泪。

“跟有些人谈不通,跟你能谈得通┅┅因为你住过西藏,又去过达兰萨拉,亲眼看到了他们的艰难┅┅”长青继续著,不看我,而是看著手里被泪水浸湿的纸巾,”後来,我在达兰萨拉呆了很多天,我看到那些翻过雪山从境内西藏逃出来的藏人,他们不会说藏文,但会中文,看过我的文章,对我很热情。我为几千名学生做了一场演讲,大家都哭了。再後来,我去了印度南部的班加洛。两天一夜的火车,又坐了七、八个小时的汽车,最後,又租了一个很颠簸的那种蹦蹦车,好长时间,才到难民营。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当地藏人妇女协会去了几十个人,我采访时,哭成一片,说我是他们见到的唯一的一个中国记者┅┅”长青再次停下了,烛光昏暗,我们都无休无止地流著泪。

●结婚,离婚,单身,要人家自己决定

“回来後,我写了一系列有关西藏的文章,告诉世界,告诉所有的人西藏的苦难。又约了一些人,共同编了一本书《中国知识份子论西藏》,我做主编,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後,又译成了英文、日文,藏人又译成藏文,都出版了。”

“你现在写的不多了?”我看著长青,这位质朴的、善良而不断自省的中国北方男人,从此,将成为我无话不说的朋友。

“近年我写的比较少。主要的原因是,我不赞成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我认为走不通。跟专制谋求民主,就像在沙漠期待绿洲,不存在。”

“中间道路,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否则,西藏文化会更加迅速地被灭绝。”我解释著。

“我理解,他也觉得没有路可走。但是,作为我的理念,又不能违心的同意。不过,我还是写了《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後来,达赖喇嘛见到我时说,‘这真是太有意思了,达赖喇嘛主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你这个中国人却主张西藏独立。’

“我所有的关於西藏的文章,都坚持两个原则∶第一,坚持历史真实的原则,因为西藏不是中国自古以来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个,坚持尊重西藏人民选择权利的原则。结婚,离婚,单身,那是人家自己的事,我尊重这个民族的自决权,我认为个人权利大於一切。

●有什麽样知识份子就有什麽样政府

“达赖喇嘛说汉民族是伟大的民族,给中国人很多的赞誉。其实,我们太不伟大了,不说别的,伊拉克在选举,阿富汗那些蒙面女人在投票,印尼,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再次选出了自己的总统,国家稳定,经济过去增长4%,去年达到6%;中国人不如印尼,不如阿富汗、伊拉克、新加坡、台湾┅┅没有投票权,就是政治奴隶!中国人是世上最要脸儿的人,结果是最不要脸面的。今天,中共政权的存在,就是中国人的无知和怯懦,是中国人的耻辱。捷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哪里的民主是赐给的?

“有什麽样的知识份子就有什麽样的政府。中国这样的知识份子群体,就配一个专制政权。十三亿人口,中国知识份子按照群体比例,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群体,几千万人,在西藏问题上,哪怕只有几个人站出来,说一句人话,不求你说得很高,只说一句人话,行吗?你欺负了人家这麽长时间,就代表中国人,向人家道歉,说一声对不起,不行吗?人家和我们什麽都不一样,宗教,语言,连容貌都不一样,这是能看到的。

●谁尊重弱者,谁就是英雄

“文化不是仅仅你喜欢穿旗袍,他喜欢穿西装,是思想的价值。有的人喜欢吃垃圾食品,有的人喜欢吃健康食品,这是饮食价值;思想也有一个价值,有的人喜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的人就喜欢自由、生命、尊严;我们的文化中缺少的就是後面的这些资源。今天美国的强大,不是因为金发、白皮肤,是人家开始的那个价值——《独立宣言》讲的不是群体、国家,甚至没有讲民主,讲的只是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三大权利都是个人的权利,不是哪个群体的权力、国家的权力,这样的文化,才能真正使一个国家强大。美国的强大不是军事、经济、国土的强大,是思想的强大。而在中国,提倡稳定压倒一切;没有健康的个人,哪有强大的国家?十三亿是什麽,都是0,不管有多少0,加起来最後还是0。看一个国家的文化,就看这个国家对弱者的态度,中国男人最能欺负弱者,西方的文化恰恰体现出照顾弱者,谁尊重弱者,谁就是英雄。在中国,对自己的女性都不尊重,邓玉娇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怎麽能尊重藏人的权利呢?

● “都向我扔石头,也没有关系”

“西藏人,不仅受政治压迫,还有种族歧视。有一次我在《北京之春》遇到一位藏人,他曾在四川医学院读书,跟我谈到汉人对藏人的种族歧视。我说,‘请给我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教授提一个问题,别人都没有答上,我答上了,那个教授,他是汉人,表扬了我,说∶你看,连他都答上来了’。这种事,到处都是。

“我出生在中国,只有当我应该承担一份群体性的道德责任时,才强调我是中国人。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人,有一个说法,叫做幸存者的负罪感,survivor’s guilt。我们一样的被抓起来了,他们没有熬过来,我熬过来了,我的幸存,是一种负罪。这是非常高的境界,也更加人性,这是我从中得到的教育启示。我没有很大的力量,只不过会写一点文字,我要把我知道的告诉其他的人,不管他们说些什麽,就是都向我扔石头,也没有关系。”

完稿於2009年8月15日星期六

——原载《观察》

(编者注∶朱瑞,黑龙江人,小说作家,後调到拉萨,任《西藏文学》编辑,居藏多年。她曾前往印度达兰萨拉,采访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发表多篇关於西藏问题的报导和专文。现旅居加拿大,专事写作。更多文章请看其博客∶http://zhu-ruiblog.blogspot.com/)

2009-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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