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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生∶爱国学生害国——五四运动不为人知的细节


五四运动有个特点∶不说细节。有位学者仔细研究了其中细节,得出教科书上永远看不到,却更接近真实的五四。

一,五四事实

(一)爱国学生也害国

许德珩回忆说∶“队伍到达赵家楼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数百名军警早把胡同口封住了,队伍不得进去。我们于是变计,向军警和和气气地讲明来意说∶‘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是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我们做了很多说服工作,果然有效,军警让我们进了胡同。”后来竟火烧赵家楼。东汉的大学生刘陶、北宋的大学生陈东、晚清的大学生康有为都领导过请愿,都没有干过打人放火一类的事情。所以说,爱国学生也害国。

(二)卖国政府未卖国

都说五四请愿是因政府卖国引起的,都说当时的政府是卖国政府。然而在事实上,五四时期的中国政府并没有卖国。不仅如此,整个北洋政府其实都没有卖过国。台湾是清政府卖掉的,蒙古是蒋介石卖掉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大片国土是毛泽东扔掉的,日本应当向中国支付的巨额战争赔款是周恩来做人情拒绝掉的。五四时期的政府不仅没有卖国,而且很爱国,有两个表现∶一是爱国土,二是爱国民。因为爱国土,而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这是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

敢在不平等条约面前拒绝签字,是因为政府愿意依靠民众,至少是愿意听取民众的呼声。在是否签署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上与民众合作,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

6月24日,北京政府通电各省∶“如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熟权利害,再四思维,如竟不签字,则嗣后挽救惟难。”真是难得的政治透明度。

有一份资料这样记载∶6月28日,晚8点左右,徐世昌请请愿代表进总统府对话。面对代表们的坚定和激情,徐世昌说∶“政府当然接┅┅接受民意,不┅┅不签字就是了。你们好好回去安心读书吧!”代表们立即说∶“大总统既然答应拒绝签字,请立即拟好电文拍发出去。我们回去也好向同胞交待。”“徐世昌万分无奈,不得不令秘书当场拟好电文,拍往巴黎,令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拒绝签署巴黎和约。”徐世昌总统在为难之中,与请愿民众零距离接触,倾听请愿民众的意见,痛下决心答应“不签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三)反动军警不反动

6月5日晚,“北大三院方面军警的帐幕在半夜三更便悄悄地撤走了,当时拘禁在里面的学生还不肯出来,因为他们一出来要减少了天津及上海方面的紧张空气。到了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员警所却派人来道歉,他们才肯出来。还有拘禁在员警所和步兵衙门里面的,他们请他们出来,而却不肯,以后预备了汽车和爆竹送他们出狱,还是不肯。最后一个总务处长连连向他们作揖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了,赶快上车吧!’”世界上有这样的反动军警吗?

再看发生在武汉的故事∶“闻文华于戳伤学生时,当场将四署巡警抓去二人,捆缚校内,经许家棚署长再四要求服礼,始行释放。文华学生被捕二人,致激动学生公愤,全体将四署围绕,勒令放回,许署长见势赶紧释放,一再赔礼,各生始散。”这样的军警反动吗?

还是在武汉,“私立法政各生被捕至左旗营中,后旋由该七团三营营长贾万兴(河南人)出为接洽。略谓∶诸位热心爱国无不感佩,弊营兵士梭巡,原所以防奸人之滋事,奉令解散诸位之演讲而已,实非敢擅于逮捕。今诸位既已至此,鄙人自当呈报团长,转请督军送诸位回校。于是乃一面谕令护兵优礼招待,一面置酒备饭自陪畅叙。各学员等亦将联合会之宗旨及演讲之要义,逐一详告,饭后复令于楼上安置铺盖,请事憩息。各学员又复逢人随时演讲,各军士多被感动,均各摒息倾听。”这样的军警是反动军警吗?

再看看山东,12月,济南军警打伤学生,教师宣布将要罢教,“反动当局迫于形势,不得不予肇事人员以处分,给学生损失以一定赔偿。”快达到现在美国的水准了,也能叫反动当局?

再看天津∶“在端午节的下午,她们两人(郭隆真、张若名)到监禁男代表的那边,一同举行娱乐和宴席。宴席前,一个代表提出要买酒,看守所长答复说这里严禁任何人饮酒。他们发觉看守正在饮酒,就提出质问∶‘不许任何人饮酒,为何允许看守犯所规?’弄得这个所长没办法,不一会儿,送来了他们要买的酒。”这样讲道理、通人情的警察也能叫反动警察吗?

(四)大学校长不负责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5月8日向教育部递交辞呈。教育部尚未来得及研究, 5月9日晨,他便离京出走。给北大师生留了个便条,说∶“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蔡先生去了以后,北京大学自然是第一个恐慌,为维持北京大学,北大学生不得不继续闹下去,而且不能不联合旁的学校学生一同闹下去,于是五四运动又重新紧张起来了。”

在蔡元培的影响下,大概11日,教育总长傅增湘未获批准辞职离岗。13日,大学校长联名递交辞呈。医专校长汤尔和、工专校长洪熔,未获批准,在递交辞呈的当天,即5月13日,正式离京赴津。

大学校长当然有权辞职,但是,辞呈尚未得到批准就急急忙忙离校出走,这不合法律原理,不合政治道德,古今中外未见先例。孔子、秦桧、朱熹都当过大学校长,他们干过这种事情吗?

未经批准就辞职,这是不负责任,这是擅离职守。这样的大学校长能教出好学生来吗?五四之后,中国的苦难愈加深重,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一部分原因。

(五)文学领袖少思想

五四时期,文学家占领了政治舞台,这是很不正常的事情。 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在五四时期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一些口号,什麽“布林什维主义的胜利”,什麽“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什麽“打倒旧文化”,什麽“劳工神圣”,等等,没有什麽思想,没有多少理论深度。他们对世界历史、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根本没有做认真思考,仅仅从外国人那里引进一些时髦的口号,就企图指导中国的社会发展。

袁伟时说得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都是人文学者,既对现代政治理论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亦缺驾驭实际政治斗争的经验。因此,在他们的‘共同意见’中,把‘民众运动’的作用估计过高,不适当地贬低了政党政治的作用。陈独秀则走得更远,把立宪、政党、议员、法律一概否定。”

二、五四精神

(一)流氓政治

请看许德珩的回忆∶“‘我们是爱国学生,来这里找曹总长谈谈国事,交换意见,要他爱中国。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也是中国人,难道你们不爱中国吗?’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果然有效,军警让我们进了胡同。可是曹汝霖的住宅朱门禁闭,怎麽办呢?我们还是用说服军警的办法,包围他们。我们进一步用三四个人包围一个军警的方式,向他们说服,几乎等于缴械。”

从罗章龙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暴力行为是事前说好的。罗章龙说∶“我们事先已经约定,不要打死人,因为打死人就不好办了;不准侵犯妇女;不准乘机抢掠财物,这些群众都自觉做到了。”

(二)法律上耍无赖

梁敬镦回忆说∶“5月10日,许德珩等32人,全体同到地检厅投案,检察官开讯,先问何人主使,许答‘良心趋使。’检察官问何人动手殴人,何人纵火焚屋,学生同答‘不知。’检厅未能指出动手行凶之人,只得退庭,未予拘押。13日,各校学生,以全体3000人名义,具状自行检举,承认公愤肇事,静候法庭处分,检厅无以应之。我经手之保释工作,乃告段落。”

32人也好,3000人也好,没有一个真正敢于负责人的人,假自首,真起哄,面对法律责任,其精神状态不仅无赖,而且卑猥。

(三)法西斯倾向贯串始终

“在五四那天,曾经开了一个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为什麽要拳打傅斯年呢?无非是有不同意见嘛,有不同意见就动拳头,与军阀有何区别?如果说这就是法西斯,那当然还不够格。但是,说这暴露了学生身上的法西斯基因,也是说得通的。

下面的栽赃陷害就离法西斯不远了,据记载∶“当时章宗祥的病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时时有死耗之传闻。刚巧北大有一位同学叫郭钦光,在这个时间死了,他本来是有肺病的,在五四那一天,大约因为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不久便死了。当时大家怕章宗祥和我们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这个策略之最初主动者便是狄君武),硬说郭钦光乃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佣人打死的。于是郭钦光遂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之吊祭,和挽章哀词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郭君那一天因为走路过多,身体过劳而使肺病加重乃是确实的,这是我们应该同情他。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

两个月后发生在山东的《倡言报》事件,就完全属于法西斯行径了。有资料记载∶山东《倡言报》唱反调,批评学生“狂热”,7月21日上午9时,“济南学、商、工、农及市民共约千馀人,在省议会召开各界联合救国大会。会后,群众齐奔《倡言报》馆,将其主编、经理等一一缚住,背插亡命旗,上书‘倡言报馆卖国贼×××’,游街示众。此后,济南戒严司令马良捕杀了山东回民外交后援会马云亭等三人。”

他们不是提倡科学民主吗?为什麽一听到批评意见就暴跳如雷、大打出手?这不是民主,这是法西斯。

三、五四的教训与宪政道路

如果五四是追求宪政的,中国当时就有可能实现宪政。当时的政府对民众是很温和的,是愿意倾听民众意见的。军队中一些将领对民众也是开明的,吴佩孚还发表通电,主张对学生要宽大处理。中外“反动势力”根本就没有镇压民主诉求的意向和行动。更重要的是,当时已经确立了言论、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集会、结社以至组织政党的自由,如果五四运动的领袖集团和骨干力量真心诚意地要求实现民主宪政,是会取得极大成果的。

遗憾的是,五四运动的主力仅仅空喊民主口号,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民主诉求,比如改善民生,元首直选,改选国会,扩大选举权范围,公正选举,裁减军队,军队国家化,保障司法独立,行政公开,严格财政程序,等等,一个也没有提出。不仅如此,他们的民主口号也仅仅装在手电筒里,只用来批判别人,不用来要求自己,在自己内部没有任何民主表率行为。

更有甚者,他们歪曲事实,栽赃陷害,挑拨是非,煽动暴力,这样,运动的发展就与他们高喊的民主口号南辕北辙,相去十万八千里了。

帝国主义以及中国政府明明愿意倾听民众的意见,陈独秀却根本否定“巴黎和会”和国内的南北和谈,说“两个和会都无用”,并于5月26日在《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文章(即《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号召“用强力”“打倒”当时的军阀政府。在五四运动的全过程中,中央政府一枪未发,一人未杀,你陈独秀有什麽理由要“用强力”打倒政府?是的,人民有暴力革命的权利。但是,在政府愿意妥协、愿意改革的条件下,人民就自然失去了暴力革命的权利。陈独秀是何等聪明之人,这样的道理也不懂吗?是假装不懂还是利令智昏?

实现民主宪政的历史进程没有完结,面对未来,我们必须记取五四运动沉痛的历史教训。

第一,文学家不能领导政治运动。文学家的特点是想像力丰富,缺点是容易用想像代替事实。文学家参与群众运动,可以活跃气氛,激励士气,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文学家领导群众运动则会用想像代替事实,制定出不合事实的目标、纲领以及计画,导致运动失败甚至完全走向反面。

当时明明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办报纸和组建政党的自由,鲁迅却说当时的社会是“铁屋子不透气”。明明没有王敬轩这个人,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却能捏造出一个王敬轩,并煞有介事地声讨批判反动文人王敬轩。你们说,这样的文学家怎能领到群众运动吗?

第二,意图推进民主宪政的人,自己必须首先按照民主宪政的规矩办事,要求政府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比如,你要求政府不要以言治罪,那麽你自己首先要能宽容不同意见,不要一听到批评就骂娘甚至动拳头;你要求政府不要腐败,你自己首先就不能搞腐败;你要求政府依法办事,你自己首先要依法办事;你要求政府向民众妥协,那你自己首先应当学会妥协;你要求政府不要搞冤假错案,你自己首先要做到不搞冤假错案,不冤枉任何人(包括政府);你要求政府实行民主变革,那麽在你的小圈子里,你就应当实行民主变革,不搞个人独裁。也就是说,不能将民主宪政装在手电筒里,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只有我们大家都放弃手电筒主义,社会才会进步,民主才能上轨道。

第三,遇到开明的、愿意向民众妥协的政府,应当尽力合作,不要拆台。

2007年5月21日晚在河海大学学术报告厅的演讲【刘大生】

——转自郎心铁的博客http://pyx1963.wooblog.2500sz.com/u/pyx1963/41792.html

2014-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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