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停止更新。 请访问新站 cq99.us 长青论坛 多谢支持。
如果简体有乱码,请在这里看繁体版(BIG5)

杨斌的“骗局”走向世界

曹长青

之一:杨斌在荷兰有什麽“传奇”?

中朝两国最近在进行“冷门比赛”:一向闭关锁国的北韩,突然宣布办特区,并任命了一个中国人杨斌做“特首”;但杨特首刚上任,一向宣称和朝鲜有“牢不可破的友谊”的中国,竟把这位(自称)金正日的“干儿子”给拘留关押了。这些“冷门”,成了海外中、英、韩文等媒体的报道“热门”。

在杨斌被金正日任命为儿子和特首之前,美国商业杂志《福布斯》去年把杨斌评为“中国第二富”。他当了特首之後,媒体报道说,他是香港上市的荷兰“欧亚集团”的董事长,早年留学荷兰,在那里曾参加民运,由此获得政治庇护加入荷兰籍,後来经商成功,成为有“几千万美元的富豪”,然後回国发展,成为13亿中国人中第二个最有钱的阔老,身价9亿美元;他是一个传奇人物。

杨斌的“传奇”都“奇”在哪里?关於中国的部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已正式宣布,杨斌涉嫌参与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正接受拘留审查。香港媒体报道说,这些违法活动至少包括上千万元的欠税、违法建地、拖欠工程款,还可能有上市公司做假账,欺骗股民等。

杨斌在荷兰的传奇都是些什麽内容呢?近日记者采访了在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美国等熟悉杨斌的人,有的是他的朋友,有的是他的民运战友,有的曾和他一起共事,其中还有最了解杨斌、在荷兰带两个儿子的杨斌妻子潘朝荣。他们说的杨斌,和媒体上的“传奇”故事有很大的出入——

现居荷兰的杨斌老友、担任民运组织“中国民联阵欧洲联盟主席”的张英说,杨斌是南京人,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从中国持合法护照来的荷兰;杨斌曾担任过民运组织“民联阵”荷兰分部主席。这位近日联络了一些其他民运组织发表声明声援杨斌的活跃人士证实,杨斌是通过参加民运而向荷兰政府申请“政治庇护”获准而成为荷兰公民的,同时杨斌还持有“欧洲公民证”(荷兰为欧盟15国成员,凡荷兰公民自然获得欧盟身份证)。

对於杨斌为什麽参加海外民运有很多说法,其中一位相当了解杨斌底细、和他在荷兰从事过民运活动、现在欧洲某国开商店、不愿公布名字的经理说,杨斌参加民运就是想用它申请政治庇护,获得在荷兰的“身份”。这位经理说,杨斌在南京时,认识了一个到那里留学的荷兰人,通过那个人的关系,1989年来荷兰旅游,持的是观光签证。

这位经理透露说,六四事件发生後,杨斌在荷兰侨界做报告,说他是“从天安门广场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但很快有人指出,在六四事件发生之前一个月,在荷兰的莱顿市就看到了杨斌,他怎麽可能是“从死人堆里爬到荷兰的呢”?这位经理愤愤地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看清了杨斌,他是个骗子。”

这位经理还说,杨斌刚到荷兰时,说他是南京大学的。但问他南京大学前身是什麽,他都不知道;後来又说他是部队的。“这个人什麽都敢说,什麽都敢干。当时我就骂他,不要欺骗我们的智商。他是随口撒谎,对亲戚朋友都说假话,连他自己都骗。”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只这位经理,很多熟悉杨斌的人都认为这位“杨特首”当年在荷兰就好吹吹唬唬。一位现仍在荷兰经商的人士回忆说,六四事件之後,台湾“陆委会”的人来荷兰召开座谈会,提到解放军可能打台湾时,被称为“荷兰三大骗”之一的一位民运人士王某站起来说,他是“总参”的(即解放军总参谋部),根据他的情报,解放军打台湾的可能有28%。杨斌(也被人称为三大骗之一)随即发言,说他是解放军“海军情报部”的,根据他的情报,这个机率要“调低”,打台湾只有25%。这位当时参加会议的人说,这听起来像笑话,但这两个人真的这麽一板正经地说到具体个位数。

杨斌原来在海军情报部工作吗?张英说,“他和我说过,他是南海舰队的;现在报纸又说他是北海舰队的了。我也搞不清他到底是哪个舰队的了。”

媒体公布的杨斌年龄是现年39岁,那麽13年前杨斌来荷兰时才26岁,以中国的政治军事制度,一个26岁的年轻人就会进入海军情报部,还知道什麽时候打台湾的“情报”?而且媒体报道说,他是孤儿,并不是什麽高干子弟。荷兰一位知情人说,杨斌在中国并没有上过大学,只从南京的中学毕业,他的妻子潘朝荣是他高中的同班同学。

那麽杨斌怎麽当上的民联阵荷兰分部主席?一位现居荷兰、熟悉杨斌的民运圈人士说,选举时,“杨斌带来17条枪就当上了”。面对记者的困惑,这位人士解释说,杨斌从难民营带来17个中国人,坐在会议室後排,成为他的“选举部队”。


之二:杨斌“传奇”的破绽

虽然人们对杨斌早年参加民运的动机看法不同,但有一点却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庇护一批准,拿到荷兰籍,杨斌就马上回中国了。在美国,政治庇护批准後需等一年才可申请绿卡(永久居住权),获得绿卡後需再等五年才能入籍成为公民。而荷兰真是“福利国家”,据杨斌在荷兰的朋友张英介绍说,在荷兰,只要政治庇护一批准,就可立即入籍成为公民。

虽然荷兰和美国在入籍的政策上有这麽大的不同,但在政治庇护批准的标准上却是相同的:都以“回到母国後有受到迫害的恐惧”作为主要条件。按照这种法律条文,像杨斌这样政治庇护一批准就立即回到了他在申请材料上强调的要迫害他的母国中国大陆,他的政治庇护身份会被取消,因为这两者明显是冲突的,“鱼翅和熊掌不可兼得”。但荷兰是欧洲最慷慨地接纳难民的国家之一(那位呼吁严肃对待非法移民的荷兰政治新星福图恩,刚参加竞选,就被极左派环保份子枪杀了),也像美国一样,几乎从来不严肃地按照这种逻辑执法,因此就为这些利用政治庇护拿身份的“玩家”杨斌们开了方便之门。

张英证实说,杨斌由於持有效中国护照到荷兰,申请政治庇护相当困难,申请了四、五年,才於1993年底批准,1994年加入荷兰籍,随後杨斌就“回国发展了”,过去三年没有回来过荷兰。

对民运圈的情况比较了解的一位人士说,海外民运参加者大致有两部份,主要是留学生和华侨,他们比较富於理想精神;另一部份是想通过民运办政治庇护的经济难民。他说,这些偷渡的中国难民,有的竟连李鹏是谁都不知道,那些拉难民搞民运的人,要对这些难民“辅导”很久。这位人士感叹地说,“我们的民运,不能变成难民运动,我们和杨斌走的是两条路。但杨斌说,你们搞民运的是共产党,我们做你们的共青团。他硬往一起拉,而且民运圈里确实有些和杨斌一样的人,喜欢拉帮结伙。”

前“民阵”总部主席、原北京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曾和杨斌打过交道,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听到杨斌当上“中国二富”,又成了新义州特首,“我感叹自己看人的眼光不成了,对杨斌看走眼了。”

荷兰的民运界活跃人士张英说,杨斌最後一次参加民运重要会议是1993年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开的那个合并会,他俩一起坐飞机来的美国。张英还说,杨斌被安排和当时的“民联”联委会主任徐邦泰住一个房间。

这场想把民阵、民联两个海外最大民运组织合并的会议最後开成了“分裂会”,合并成的新组织“民联阵”不被原来两个组织的很多人承认,结果出现三个组织。徐邦泰出任民联阵主席之後,杨斌当上了民联阵荷兰分部主席。合并会失败的导火索之一是“假代表案”,主角就是杨斌和张英。张英说,杨斌和徐邦泰在会场上批准他为“荷兰代表”的,但会上另一派认为这是“作弊”。後来杨斌还专门为此写了文章,为张英的代表资格辩护,该文收在《中国民联盟员通讯》上。

一位民运人士回忆说,杨斌回大陆做生意之後几年,突然有一次出现在他们在荷兰的民运会议上,“穿的西装领带,肚子也大了,称他和中共领馆关系很好,可以做桥梁,做两边的联络人。而且口气很大,开口就是,你们这个会要多少钱,10万够不够?”

这位人士说,当时我们感到杨斌的出现很唐突,他又那麽强调和中共领馆关系好;而且那种说要出钱的口气,也不可信,因此没有搭理他。

现居纽约的另一民运组织“民联阵自民党”秘书长林樵清回忆说,1997年底在纽约召开的“民联阵”和“自民党”合并会议,杨斌还从北京飞来参加,他在会议大厅外见到了杨斌,然後大家一起吃的饭。“当时杨斌还没有像现在那麽胖,开完会他就飞回北京了。当时对他专程来参加这个会,我们是绝对打问号的。有人说,杨斌给了徐邦泰五千或一万美元。”

97年在纽约的这次“合并会”像93年的华盛顿合并会一样,也是开成了分裂会,因为会议结果出乎徐邦泰的意料,他在竞选中败给了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王策。但王策当选“民联阵自民党”主席後,徐邦泰等人不交出机关刊物《中国之春》,另找人开电话会议,然後“电话投票”,不仅恢复了原来的民联阵,自己又“当选”主席。被冷落在纽约的王策一气之下回到中国从事地下民运,结果被逮捕判了三年。

到底杨斌给没给徐邦泰一万美元?徐邦泰对此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儿”。现居旧金山的民联阵主席、《中国之春》社长汪岷,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这个事“不好说”。但他证实,“杨斌给《中国之春》捐过很多钱。”到底有多少?汪岷说,“没有征得杨斌同意,数目我不好讲。”

但在“杨斌捐款”期间担任《中国之春》董事长、现在洛杉矶编辑《中国事务》杂的伍凡对此说法表示吃惊,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杨斌给《中国之春》捐款,更不要说“捐过很多钱”。“当时《中国之春》经费那样紧张,如果杨斌有捐款,我这位民联阵理事长也应该知道,会用在杂的救急上。”

和杨斌见过三、四次,还曾在荷兰杨斌的家里住过一夜的伍凡说,杨斌的家很穷,住的是荷兰政府的房子。“那个时候没有感觉他有这种本事”。“真感到杨斌有钱了是1997年底在纽约的民运会议见到他那次,他从北京直接飞来,参加会的民运人士三、四十人到餐馆吃饭,杨斌说他全包了,但他出的全部餐费也就四百美元。”

在记者采访过的人中,对杨斌持正面评价的除了荷兰的张英,就是旧金山的现任民联阵主席汪岷,他说,“杨斌这个人比较豪爽,风格有点像高干子弟大大咧咧,但讲江湖义气,可以合作做事情。”并对杨斌怎麽赚到的“第一桶金”还知道一些底细。当问到杨斌在国内到底是做什麽的时,见过杨斌五、六次,和杨斌很有些私人交情的汪岷说,“他说是炮兵学院的。”

26岁到荷兰的杨斌,在中国时的“经历”越说越“丰富”了:“六四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南京大学的、南海舰队的、北海舰队的、海军情报部的,现在又加上个“炮兵学院的”。这些经历哪些是真,哪些是假,还是全部是假的?

当记者采访杨斌的妻子(现居荷兰)潘朝荣,向她核实杨斌经历时,这位一口一个“杨总”的“富豪”妻子说:“我不回答,我们有隐私权。”然後斩钉截铁地说:“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


之三:杨斌在荷兰发财了吗?

杨斌被金正日任命为新义州特首後,香港的媒体报道说,这位“中国二富”曾在香港入股仪式上宣称,他在荷兰经商成功,“带五千万美元回的中国”。杨斌在荷兰真的这麽“成功”吗?他的“第一桶金”是怎麽赚的呢?

现居旧金山的民运组织“民联阵”主席、杨斌的老友汪岷说,“杨斌的第一桶金是在匈牙利赚的,做的是转手货物,从那个前社会主义国家运到荷兰等资本主义国家。”

《纽约时报》10月13日报道杨斌等中国“富豪”的专题文章却说,杨斌的“第一桶金”是在波兰做纺织品生意赚的,但没有说到底赚了多少。

前民运刊物《中国之春》董事长、现居洛杉矶的伍凡曾於1992年在杨斌的荷兰莱顿的家里住过一夜,他说那时杨斌已在波兰做纺织品生意,杨斌还给了他在波兰的电话。第二年,杨斌带著奥地利的一对华人“银行家”夫妇来洛杉矶,想找门路做生意。伍凡回忆,杨斌和那位“银行家”好像都不怎麽有钱,因为他们住的是很一般的旅馆,“而且吃两顿餐馆都是我掏的钱。”

曾和杨斌共过事、知道他底细的一位在法国经商的华人说,“做大生意都是杨斌自己瞎吹的,杨斌在荷兰根本就没有做过什麽生意。”另一位荷兰的企业家说,杨斌的钱百分之七、八十是“窝里端”,在中国通过贷款、套款弄的。

这位在荷兰经商多年,对当地情况相当了解的企业家说,香港媒体说,杨斌在阿姆斯特丹有房地产、餐馆、跨国公司等,这些都根本不存在。“我们在这里太清楚了,这都是唬外边人的。杨斌是这种人,他可以指著鹿特丹(荷兰一个大城市)正修建的一座大厦说,这是我的。我们只是笑笑。没人和杨斌较真儿,因为他就是这麽能吹的人。杨斌的钱肯定不是从荷兰带回去的。”

现在荷兰当地一家美国印刷机公司工作的陈平先生,也和杨斌打过交道。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杨斌回国做生意之後,他曾两次去过杨斌在莱顿的家,“他的家里也没有什麽两样,在几层楼上,而且不是那麽富裕,跟穷人家一样,一看就知道,家里人正在吃面条。他太太自己带两个孩子,一直住在荷兰。”陈平说,杨斌获得A卡(在荷兰,政治庇护是A卡,战争难民为B卡)後,租了房子,五、六百荷兰盾,相当280美元左右。

另一位对杨斌家里情况很熟悉的知情人说,“杨斌夫妇在荷兰有了两个孩子,现已一个十岁,一个八岁,都是杨斌太太一个人带大的,他们家没有请褓姆,也没有请佣人。杨太太对朋友抱怨说,带两个孩子太累了。”记者在采访杨斌太太时,她也说自己带两个孩子。一个号称“有9亿美元”资产的“中国第二富”会让妻子一边自己带两个孩子,一边还得自己洗衣服做饭,感觉“太累了”而家里不请一个褓姆或佣人?

陈平回忆说,他最後一次见到杨斌是1996年,杨斌带大陆的人来荷兰,曾找他让帮忙开车。“我没干,因为他要我开自己的车,每天才给100块(相当50美元),如果他租来的车还可以,他太算计了。”对於杨斌在荷兰有“几千万美元”之说,陈平说,“从没有听说过。问问当年给杨斌开车的杜绍东等了解情况的人,谁都清楚。”

正在发表声明声援杨斌的荷兰“中国民联阵欧洲联盟主席”张英,是杨斌的老朋友,1992年他过生日,杨斌曾到他家下厨烧菜庆贺。杨斌成了“中国二富”和“特首”之後,那盘杨斌炒菜的录像带,自然别有欣赏价值了。张英在谈到这些往事时,仍津津乐道,“杨斌烧一手好菜。”当记者追问,根据他和杨斌的接触,到底杨斌是不是在荷兰经商成功有了“几千万美元”时,这位一向说杨斌“好话”的人士不假思索地回答,“那都是媒体瞎吹的,我没有看出他发了那麽多。”

张英还透露,当年杨斌对他说,你们搞民运,我经商,来以商养运。“但他从没有给我们捐过一分钱。政治庇护获准,拿到荷兰公民身份就回国了。”

到底杨斌在荷兰发财了没有?张英肯定地说,在荷兰莱顿市,有一座“杨斌大厦”,有好几十层。记者问他去过吗?他回答说,一次坐车路过,朋友指一座高楼说,这是“杨斌大厦”。

张英还说,由於杨斌经商成功,荷兰女皇准备向他“授勋”。但由於杨斌突然被捕,再加上女皇的丈夫逝世,只好推迟了。当记者问他这个消息是从哪里得来的?他说是朋友从当地荷兰文报纸看到告诉他的。

上面提到的那位在荷兰经商多年的企业家对这类说法肯定地说:荷兰绝没有什麽“杨斌大厦”,如果真有,荷兰华人企业家这麽个小圈子一定会知道的;这都是杨斌自己瞎吹的。他举例说,杨斌的手下人曾说,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块地属於杨斌,正在开发。但这些人一定是不会荷兰文,不看报纸,因为这块地怎麽开发,归那个公司做,在荷兰的金融大报《电讯报》(相当於美国的《华尔街日报》)早就详细报道、讨论过。他们只是唬那些无知的人。对於圈内人来说,简直是在看笑话。

记者在采访杨斌的太太潘朝荣,问她到底有没有杨斌大厦时,她承认没有杨斌大厦,说杨斌的公司叫“兰屋”,“是平房,占地面积很大,是一片皇宫式的建筑。但我们不是跟人家合资,是独资的,雇了一些荷兰人。”

对於“授勋”的说法,这位企业家说,这也是绝不可能的,他每天看报,没有看到有这样的消息。而且荷兰女皇每年授勋一次,今年的早就授过了。陈平先生也说,他也从没有在报上看到有这样的消息,不要说当地荷兰文报纸,连当地华人报纸《唐人街》等也从没有过。如果真有这种事,作为“华人之光”,起码当地华人报刊早就渲染报道了。陈平先生的妻子是荷兰人,更经常看报,并由於嫁了中国人丈夫,对华人的新闻更加关心,也说不仅荷兰报纸没有这种消息,连对杨斌和他的公司也从没有报道。

当记者采访杨斌的太太潘朝荣,向她核实,杨斌到底在荷兰有没有“几千万美元”,会几门外语,有没有女皇要授勋这些事时,这位“富豪”夫人支吾搪塞,不做正面回答,只是说,“我只是带两个儿子,不管他们公司的事。”还对她和丈夫两地长年分居的现状解释说,“距离产生美。”但事实上,对杨斌的事杨夫人是相当参与的,她曾专程飞到平壤,出席了杨斌领取“新义州特首”委任状仪式,那张经过媒体传遍世界的平壤任命特首仪式的大照片,在杨斌後面站著的那位东方女性,就是潘朝荣。


之四:杨斌的“传奇”是花钱买的?

在杨斌这位“中国二富”被任命为“特首”,随後被警方抓起来之前,海外好像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杨斌”这个名字。记者采访到的在荷兰当地经商的华人,没有谁知道杨斌在荷兰的“成功”,觉得所谓杨斌带“五千万美元回中国”的“传奇”不像是真的。

一位在荷兰居住多年的华人经理说,如果杨斌在荷兰真的这麽成功,别说带回中国五千万,就是一千万美元,这种“移民成功的故事”也早会上了这个仅有一千六百万人口的国家的报纸;而当地报纸从来都没有报道过杨斌的“成功”。

杨斌的“传奇”好像最早是从中国大陆“传”起来的。早在1997年底,一位记者就在纽约看到一本中国出版的杂,封面是杨斌,里面大幅报道杨斌的“发财”故事。

在巴黎开餐馆的一位华人老板说,几年前,杨斌曾自己掏钱,请北京“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到荷兰拍“杨斌成功在荷兰”,那个摄制组拍片後到巴黎,曾到他的餐馆,使他有机会了解内情并看了“毛片”(没剪辑的原片)。这位曾在荷兰留学的老板对杨斌很熟悉,他对记者说,看到“毛片”中有杨斌对荷兰员工训话的画面,差点笑出来,“这完全是造假。杨斌直到回中国时,还不会荷兰语,更不会英文,他怎麽给那些不懂中文的荷兰人训话的呢?”

这位老板还透露,这个片子最後中央电视台可能没有播出,因为摄制组的人也对杨斌的“成功”有了怀疑。例如杨斌不让电视台的人到他的公司去拍摄,理由是“公司正放假”。这位了解杨斌底细的餐馆老板说,杨斌那时候在荷兰还没有公司,他让这些人去拍什麽?他的公司永远“放假”。“中央电视台的人说,这次拍摄的全部花费都是杨斌出的,他们很高兴出来旅游一趟。”

另一位在比利时经营古董的华人也对此同感,他说,杨斌在香港对媒体说,他会荷兰文、英文、比利时文,这通通是瞎吹。这位对杨斌有一定了解的人士说,杨斌在荷兰没有上学读书,根本不会荷兰文,更不会英文。至於杨斌说“会比利时文”更是笑话,因为比利时南部说荷兰语,北部说法语,这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比利时文”;这是杨斌想当然地胡吹。

这位人士说的是事实,据《2002年世界概况手册》比利时部份,比利时人60%说荷兰语,40%说法语,不到1%说德语,荷兰语和法语都是官方语言,这个自1830年从荷兰独立出来的只有三万平方公里面积的小国从来就没有再造一种自己的“比利时文”。

一位在荷兰经商多年,对当地政治时事和经济状况十分关心的企业家说,他几乎每天都读荷兰的金融大报《电讯报》等主要报纸,别说报上从没有过关於杨斌经商成功的报道,即使杨斌被金正日任命为“特首”,荷兰的报纸也都没报道;直到杨斌被中国警方抓起来,荷兰驻华使馆官员前往中国外交部查询交涉,荷兰的报纸电视才简短报道了一下;报道说,荷兰使馆官员要求前往探视杨斌,并还说要弄清杨斌到底是不是荷兰籍。这位企业家说,荷兰驻中国大使馆负责外交和经济事务的官员,对杨斌根本不熟悉,连他是不是荷兰公民都不清楚,至少说明杨斌所谓在荷兰经商成功带回中国“五千万美元”等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这位企业家说,在杨斌这次被抓之前,荷兰报纸过去多年中仅提到过杨斌一次,是在去年六、七月的时候,荷兰政府女经济部长带领一个商业代表团(随团企业家中有两位华人)到中国访问,荷兰左派大报《人民日报》(Volks Krant)报道说,在中国投资的荷兰公民杨斌到了北京,去见女部长,说如果荷兰要投资,他愿提供帮助,然後带著女部长去了沈阳,看了荷兰村等。该报道说,荷兰女部长对此人(指杨斌)表示怀疑,认为在中国经济秩序不稳的情况下,他这麽快致富不可靠。那些随行的荷兰企业家也没人对杨斌有兴趣。该报道结尾处引述一位荷兰人的话说,不管杨斌是怎麽致富的,人家在荷兰一无所有,回到中国这麽快致富,也是一个能人了。

这位企业家至今还保留著这份报道,他说,整篇报道的调子对杨斌是负面的,而且这是他在荷兰报纸上看到的对杨斌的唯一报道。

对於杨斌到底在荷兰有没有“几千万美元”,这位经营进出口贸易的经理对记者算了一笔账,他说,荷兰的税率很高,个人所得税是60%,企业税率更高,加上各种其他税,高达80%。如果杨斌真的缴税後带回中国五千万美元,那麽就是说,他的公司得赚到二亿五千万美元以上。一般公司能赚到利润10%就不错了,那麽杨斌公司的营运额得是25亿美元,才能赚到二亿五。而25亿美元是个多大的数字?这位对中荷经贸相当熟悉的内行人士说,如果荷兰全部港口的来自中国大陆的船队都是杨斌的,也没有这麽大的营运额。因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集装箱的货物才是二、三万美元,25亿这个数目,得一万个集装箱。

这位企业家感慨地说,如果杨斌缴税後剩下五千万美元,那麽就是说他向荷兰政府上交了二亿美元的税,这是天文数字!别说二个亿,就是一千万美元,也得上荷兰金融大报《电讯报》的头版,一个移民能在这麽短的时间内在荷兰做出这麽大的贡献,这简直是大新闻。

这位人士分析说,“如果杨斌没有向荷兰缴税,直接把利润五千万带回中国,那麽他回荷兰是要坐牢的。”“退一步讲,如果杨斌只是赚了五千万美元,那麽按商业常规,也要有五亿美元的营运额。”而杨斌在政治庇护获准後就入籍,当年就“回中国发展了”,在这之前,他没做什麽生意。从常识角度,也几乎没有可能在几个月之内赚到“五千万美元”。另一位熟悉杨斌的人士说,所谓杨斌在荷兰成为几千万美元富翁的“传奇”,更像是一个“神话”,只不过里面没有迷人的部份,更多是大话、谎话。

听到这麽多对“传奇”的质疑之後,记者拨通了杨斌太太的电话,想从最了解杨斌的人那里核实一下。在荷兰家里带两个儿子的杨太太对记者的“核实”不予回答,她说,“我不管杨斌的事,对他们公司的事,我都不签字。”同时还反问记者,“你知道葛优(电影演员)吗?”“葛优有句话说的好,说我是艺术家,我也不会怎样;说我是戏子,我也不在乎,我还是我。”然後用很高的嗓门说,“你们愿意怎麽写就怎麽写,我们不在乎!”


之五:杨斌在中国“奇”在哪里?

杨斌从荷兰带回中国“五千万美元”的说法似乎经不起推敲。如果杨斌“空手”回的国,那麽他的“9亿美元”是怎麽“套”来的,他在中国的“传奇”是怎麽“奇”起来的呢?

在西班牙的的知情人士说,在海外比较了解杨斌在中国做花卉生意“发迹”内幕的是在马德里的老华侨朱光。朱光早在八十年代初,一批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创办《中国之春》时,就参与争取中国民主的运动。六四事件後更出於对天安门屠杀的愤怒而直接投身过民运,在马德里创办了“民阵”西班牙分部并当选主席,还是民阵总部的常务理事等。但几年前他在杨斌的劝说下,认为可以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和农业发展,卖掉了马德里的餐馆,受杨斌邀请出任了“欧亚农业集团公司”副总裁。知情人透露说,朱光把卖掉餐馆的几十万美元都投进了杨斌的公司,杨斌承诺给他的年薪是30万美元。但後来两人合作“不愉快”而分手。

由於朱光是海外最了解杨斌公司内情的关键人物之一,因此最近各路记者都在“追找”朱光,据说他躲到巴黎,以避开围追的电话和采访。记者几年前去西班牙参加会议时曾和朱光有过交往,但也是找了一个星期,才最後和他联系上。但朱光先生显然有难隐之情,他说,对杨斌公司的内幕“暂时保持沉默,不便表态。”“等以後再说。”

但记者仍设法从其他知情人那里获得了一些朱光和杨斌合作的“不愉快”内幕:

朱光担任“欧亚集团”副总裁近三年,但原来说好的30万年薪,到了时候杨斌不付,说把工资作为朱光在公司的“股份”。朱光不同意这样做,要求杨斌兑现承诺,但杨斌一直拖著不付薪水。由於朱光有几十万投资在公司里面,又无法退出,只好断断续续干了两年多,最後杨斌仍是不付工资,再加上朱光通过做杨斌助手,了解了杨斌做生意的手段;由於理念不同、做事方式不同等各种原因,最後朱光在一年前离开了杨斌的公司,他卖掉餐馆投进去的几十万美元也没有拿出来。知情人说,《福布斯》说杨斌有“9亿美元”,但还要赖掉说好的给朱光的“区区30万美元”的年薪,让这位为他干了好几年的老华侨亏进了全部的积蓄,真是“太黑了”。

知情人还表示,杨斌从荷兰回到中国後,名片上印的是“荷兰花卉公司总裁”。通过他在从事民运时结交的原中国国务院体改所的一位自称是赵紫阳顾问的朋友关系,和辽宁省农业厅果蚕处处长孙守有搭上了关系。中国的行政部门也做生意,果蚕处挂的另一个牌子是“辽宁省花卉公司”。孙守有既是处长,又是经理。

杨斌的“私人公司”和孙守有的“国有公司”是怎麽合作的呢?知情人说,他们合伙做花卉生意,赔了算孙的公家公司,赚了算杨斌的,私下杨斌和孙守有有分成。例如辽宁省花卉公司从杨斌的公司进口百合花的种球,进口价每个10元,卖出才2元,不仅不赚,每个还赔了8元。孙守有和杨斌的合作“亲密”到什麽程度呢?孙守有从官职退休後,出任了杨斌在沈阳的花卉公司的副经理,公开是一家人了。

知情人说,杨斌在沈阳建立了“沈阳欧亚实业有限公司”,他和孙守有搭上关系只是他成为“中国二富”的“初级阶段”,通过孙的关系,杨斌结识了辽宁省副省长杨新华,以及後来担任沈阳市委书记的辽宁省委常委徐文才;然後杨斌又攀上了辽宁省长薄熙来,副总理李岚清。

从农业厅长升迁到副省长职位的杨新华主管辽宁全省的农业,在他的关照下,杨斌获得了三千多亩农业用地,但他用这些地建了荷兰村,盖高级住宅,做了房地产生意。在省长薄熙来等官员的支持下,杨斌从大连、沈阳和辽宁省政府获得低价批地和低息贷款。

知情人说,在副省长杨新华的批准和主持下,辽宁省在四台子建了花卉基地,指定由杨斌从荷兰引进“温室大棚”,全部计算机控制的这套花卉设备花费了三千万人民币。“大棚”建成後,仅运行费就达七百万元,而每年产值还不到三百万,最後以一百万元租给个人,这个钱数还不够还购买设备的贷款利息。这些钱全部都是辽宁省赔的。公家虽然赔了钱,但在整个营运过程中,杨斌和辽宁省各级官员们的分成却谁也不少拿。

辽宁省委常委徐文才出任沈阳市委书记时,沈阳市长是後来因巨额贪污受贿被判了死刑的慕绥新。知情人透露,在徐文才、慕绥新的支持和指定下,也是由杨斌从荷兰为沈阳市引进了“温室大棚”,沈阳市计划委员会农业处投资了1,500万人民币。知情人说,杨斌不仅拿引进费和回扣,还通过合资,又大赚了一笔。农业处的处长看到这个生意不妙,担心将来受牵连,辞职另谋出路。

在这场杨斌和高官的“合伙生意”中,杨斌发了,那些当官的也“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了”。杨新华的儿子现在沈阳市开有高级大饭店。徐文才在慕绥新“出事”之後,虽然不再当沈阳市委书记,但仍安然无恙,没人清查他和杨斌、慕绥新等在一起,到底发了多少。

知情人说,广东省长叶选平(叶剑英的儿子)到辽宁访问期间,曾带著50多个中共中央委员到杨斌的公司“视察”,当时杨斌不在,是“副总裁”朱光接待的。杨斌的公司网罗了很多高干子弟和“名人”,像军阀冯玉祥的儿子等,都在杨斌的公司。

在中国那种经济制度下,杨斌能在短短几年之内“暴发”九亿美元,成为“中国二富”,和他借著莫须有的外国“富豪”身份,攀上各层官场,最後终於挂上高层“关系”是分不开的。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在杨斌被拘留後报道说,沈阳的消息来源指出,杨斌从来不掩饰他和中国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中包括副总理李岚清和党内新星、辽宁省长薄熙来。

10月13日《纽约时报》记者发自上海的报道杨斌等“富豪”的文章中也说,“杨斌和那些有权势的绑在一起,其中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岚清,以及金融家索罗斯(George Soros)。”

香港亲北京的《文汇报》报道说,杨斌的公司仅向中国政府开办的“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贷的两笔款,总数就有“数亿元人民币”。

香港《星岛日报》10月9日报道说,杨斌的“欧亚农业集团”今年首季在香港获得的一笔高达近一亿六千万人民币、为期50个月的贷款,也是来自大陆背景的“中资银行”。

一位在荷兰从事中荷贸易的人士说:杨斌的“财”可以说都是从中国政府身上发的,手法是和官员“合作”,通过贷款套出钱,然後给那些官员分享“回扣”。中国的贪官们需要找杨斌这样的代理人,因为杨斌有外国护照,出事可溜之大吉,而且杨斌又敢干,敢贿,“仗义”。现在出事的中国富豪,多是这种人,像赖昌星、牟其中等,都是“豪爽”地拿公家的钱“送礼”。

那位对杨斌在沈阳的“套钱”内幕有相当了解的知情人说,“杨斌贪得无厌,我当时看到《福布斯》一吹,就觉得杨斌完了。杨斌的黑幕大著呢,现在媒体上说的都是表面的,等事情都调查出来,很多中共官员得因为杨斌坐牢,有的得被杀头。”


之六:杨斌“神话”的破碎

杨斌在荷兰发财的故事是个虚假的“传奇”,那麽他在中国的“神话”有实在的内容吗?从最近中国大陆官方媒体的有限报道上,也可以看出,杨斌在中国的“神话”还真有些内容,不过好像都是负面的。

从这些报道来看,杨斌的公司在中国大陆开展的项目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沈阳的“荷兰村”;另一个是石家庄等地的花卉生产基地。但这两个支撑起“杨斌传奇”的大气球,现在都出现了“破绽”。

广东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南方周末》报道说,杨斌以农业开发为名,从沈阳获得三千三百亩土地;但从事的却是房地产开发,建了“荷兰村”,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属於擅自改变土地用途。

北京《国际金融报》报道说,杨斌的“欧亚农业集团”公司在石家庄的投资运营严重作假,实际每亩收入不超过20万元人民币,根本不是招股书所说的390万元。

《人民日报》下属“人民网”文章说,杨斌的公司公布,2000年度花卉销售收入10亿人民币;但根据从一个花卉基地的调查,这个数字是假的,被夸大了18点5倍!

中国“证监会”怀疑杨斌的公司将过去四年收入不足一亿元的营运资产,虚报为21亿,然後把他的公司在香港上市,集资六点八亿元,市值最高时达46亿元。

9月19日,在北朝鲜宣布要建立新义州特区那天,杨斌的公司在香港被“证监会”宣布停牌,香港媒体说,原因是杨斌的公司没有提交和通告该公司主要人事变动的资料。

10月13日《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香港上市的杨斌任董事长的“欧亚农业集团”的股票价值,过去三个月以来,从每股2点85港币,一路下泻,贬值了85%,现在每股三角八分港币,约五美分。

《纽约时报》的报道分析说,杨斌公司的股票所以能一度升到2点85港币,主要原因是,该公司宣称,他们在中国大陆的花卉生产和销售去年营运额达到11亿人民币,获纯利润6,300万美元。但中国大陆媒体说,中国有关部门怀疑这个数字有水份,杨斌公司涉嫌做假账,欺骗股民。仅从前年的申报数字中,就查出杨斌公司夸大利润近19倍。

《纽约时报》的文章还披露,杨斌和香港“证监会”发生了冲突,其中一个原因是,“在他的公司股票波动後,杨斌大量出售自己手里的公司股票,而没有全部告之公众。”香港媒体随後更详细地报道说,杨斌仅在9月26日和27日两天,就先後售出自己手里的八千一百多万股“欧亚农业集团”的股票,总计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近5%。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杨斌所以和金正日拉关系,出任“特首”,主要是想通过“改变身份”成为北朝鲜的“官员”来躲避或减轻中国有关部门已经开始的对他欠税漏税等不法行为的追查。该报说,杨斌在被金正日任命为“特首”之後的沈阳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我现在的角色已经不只是一个商人了”,“我也是一个国际外交家和政治领导人”。但就在这场记者会结束後几个小时,中国警方就将杨斌拘留关押。

最近北京《三联生活周刊》记者去沈阳采访到的情况似证实《纽约时报》的这个推断,该周刊说,沈阳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处处长郑德日披露,实际上杨斌的公司在去年三月就出现“麻烦”,因为杨斌变更土地用途(做房地产)没有向该局申报和补交手续。而正是去年三月,沈阳市长慕绥新和副市长马向东巨额受贿的「慕马案」被查获,因而杨斌失去了重要的官场靠山。早在去年四月五日,沈阳市国土局就和杨斌公司“中止了合同”,杨斌公司後来在荷兰村的经营,按照这位国土局处长的说法,是“非法”的。这位处长对这家周刊记者说,当时对杨斌公司的处理意见是,“中止合同、不办手续、查处问题”。

杨斌找出很多办法来摆脱危机,最後想出和金正日搭关系,当“特首”这一招。《三联生活周刊》报道说,10月3日杨斌在沈阳召开的那场“记者会”之前三天,便衣警察就已进入荷兰村,并对参加的记者明确表示,这个“新闻发布会非法”。对此状况当然知情的杨斌,还是决定按期开这个记者会,以“特首”身份讲话,想孤注一掷,用北朝鲜“政治领导人”的身份来扭转危机,最後一搏。但中国警方显然没有在乎他的“国际外交家”身份,在记者会次日清晨把他关押审查了。

熟悉杨斌的一位圈内人透露,杨斌想到北韩当“特首”,还和他的一位“哥们儿”有关。据说他这位“铁哥们”曾到越南,自称是“赵紫阳的助手”而当上了“越南政府经济改革顾问”。这哥俩儿的“计划”是:在越南、北韩都被贫穷所困,非常羡慕、意欲模仿中国的经济改革之际,一个“掌”越南,一个“进”北韩,携手创造“国际传奇”。

但越南比北韩开放,信息也比金正日灵通,因此那位“越南顾问”没当多久,就行情下跌而离开了越南。因此他更鼓动杨斌“进入”北朝鲜。知情人说,杨斌在要创建“新义州特区”的记者会上一口一个“东北亚”把记者蒙的够呛,这种词汇都是从那位“越南顾问”那儿“批发”来的。因为“东南亚”经济早已腾飞,所以杨斌要创造“东北亚”新奇迹。

那麽到底杨斌和那位深居简出、神秘兮兮的北韩独裁者金正日怎麽拉上关系的呢?记者在采访杨斌太太潘朝荣时曾特意问到这一点,杨太太说,“我们和金正日建立关系,靠的是爱心。杨斌处事、做生意只有两个字:爱心。不管别人怎麽说,我们向北韩投资,不求回报,只是爱心,爱这个国家。”

当记者提到有报道说杨斌给了金正日2,000万美元一事时,杨太太对此不置可否地反问说,“人家那麽大的国家会在乎这点钱吗?”

有人认出在平壤的特首任命仪式上杨斌背後站著的那位东方女性就是潘朝荣,对此这位“特首夫人”快人快语地说,“是我。”潘朝荣是在平壤的特首仪式之前两天从荷兰飞到澳门,在那里转机飞到平壤的。杨太太轻松地说,“我都没说我是杨斌太太,就在澳门拿到去朝鲜的签证,很容易的。”然後她滔滔不绝地谈起在平壤呆了一个星期的感受,如数家珍般地罗列朝鲜的哪条河有几里宽,河水如何清澈,平壤的空气如何清新等等,反正是“山清水秀”,样样都好;并说“新义州是朝鲜的香格里拉,不像你们外界想像的那样。”

记者听她的一番描述,感到北朝鲜简直是到处莺歌燕舞的“东北亚的瑞士”了,於是忍不住反问了杨太太一句,“你不知道北韩是个专制的国家吗?”杨太太急迫地回答,“哎呀,你是不是从大陆出来的?中国原来不也是这样吗,不是变化了嘛,北韩已开始变化了。”

当记者问她对金正日的印象如何时,杨太太说,“我没有见到金正日,因为那个仪式他没有来,等以後正式典礼的时候会见到金正日。”

关於杨斌的案子会有怎样结局,这位杨太太相当乐观,她说,“我们像岳飞一样,是精忠报国,相信政府,相信国家会正确处理。”而且信心满满地透露说,“我们已交了欠税,杨斌的事很快就会结束。”

但荷兰一位知情人说,潘朝荣过去10年多来一直带著孩子住在荷兰,没跟杨斌去中国,原因是,潘朝荣曾向朋友透露,“杨斌好折腾,早晚得出事,我们不回去受他的连累。不管他怎麽折腾,不要影响两个孩子的成长。”

在采访过程中,这位做妻子的,从来没有称呼杨斌为“老杨”或“杨斌”,而是一口一个“杨总”。采访要结束时,这位特首太太可能错把记者当成了那些常恭维、吹捧他们的“有偿记者”,扯著嗓门说,“不要宣传我们,要多宣传宣传杨总!”。

2002年10月11-18日於纽约(载多维网)

2002-10-18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