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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乔伊斯,普鲁斯特——奈保尔评介(6之6)

曹长青

奈保尔年轻的时候深受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的影响;他喜欢的作家包括普鲁斯特、巴尔扎克、毛姆、托尔斯泰、福楼拜、托马斯.曼等。他讨厌简.奥斯丁,托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等。为了生存,奈保尔曾经给一个文学杂志写书评,所以,在大约有五年多的时间里,他读了许多当代小说,感觉很糟,总是尖刻批评,甚至说“自由的一个定义是,一个人有不读新书的自由。”

除了新书,即使对某些经典和文豪的作品,奈保尔也常有微词。虽然他曾很欣赏普鲁斯特,年轻时也曾说过喜欢乔伊斯,但去年11月他到纽约签新书时对《纽约时报》记者表示,他并不为普鲁斯特和乔伊斯没有得到诺贝尔奖而遗憾,认为他们对世界不够关心。他对乔伊斯的批评曾被广为报道和引用,他说:“我没法读乔伊斯。他是个快要瞎了的作家,我理解不了快瞎了的人写的东西(乔伊斯晚年眼睛动过几次重大手术,几乎失明。他蒙著一只眼睛的照片很著名。在这里奈保尔幽默地表示,乔伊斯根本看不见别的世界),他就知道写都柏林和他自己的反叛、天主教的罪过。他对世界不感兴趣┅┅他的作品没有普世意义┅┅他的想像力太差,无聊地记录他周围那些琐碎事。”

其实,乔伊斯和奈保尔恰恰代表了两个不同世界的不同文学表达内容、不同文学表现形式,二者的产生完全取决於两个人的不同社会生存背景。

从形式上来讲,乔伊斯尝试各种不同的文体、注重语言技巧、玩味复杂词汇、故意追求晦涩,自己声称要让专家们就他要表达的意思研究几个世纪。他用非传统的写作手法开始了20世纪的文学。奈保尔则用传统表现形式,文字也简单、直朴、冷峻,几乎从不用大长句子,正好和乔伊斯等经常单纯追求文字的俏丽相反。

但奈保尔并不是不在乎文字的使用,他同样对遣词造句非常精心,只不过是追求另一种风格罢了。当然,明显地,和追求文字本身的美丽相比,奈保尔更重视文字所要表达的内容。乔伊斯的一页纸可以让读者来回琢磨好多遍,玩味文字本身就可以是读书的目的;而奈保尔的作品则是过目明了,没有装腔作势,没有装饰和点缀,也没有什厶值得玩味的。但他们作品的共同特点都是故事性不强、情节不紧凑、人物形象不够吸引人。一个偏重文学技巧,一个偏重社会内容,所以这两类作家虽都属於评论家们的骄子,但都不会有多少大众读者。

从内容上来讲,乔伊斯是典型的纯西方作家的代表,他的眼睛的确不太好使,他看见的东西太少,太身边化;但是他的“心”却功能强大,他心灵的感觉不仅敏感,也更强烈,一个典型的艺术家。比较起来,奈保尔的确眼睛远比乔伊斯明亮,他看见了太多的丑陋,但残酷的现实经历经验多少把他的心磨上了一层老茧。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除了他们本身性格、气质的巨大差别之外,他们不同的社会生活背景可能起了更决定性的作用。

乔伊斯所接触、了解的世界平静、秩序、文明;虽然他也一直穷困不堪,甚至一直都比奈保尔更贫穷,作品也多年被禁,但外在的社会对作家本身没有多少干预,更远远不能完全主导、左右作家的生命和思考,所以他完全有可能、有余地躲进自己的世界,去开拓、浇灌自己心灵的园地。在乔伊斯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眼睛瞎一点无关紧要,正好可以孕育更丰富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更适合文学发展、文人成长的社会环境。这就是为什厶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欧洲产生了人类迄今为止最辉煌的文学。

而奈保尔所接触、了解的社会(虽然他18岁以後住在英国,但他看世界的角度已经完全取决於他的第三世界成长的背景)则可以完全左右、控制一个人的命运;个人的生命全部陷入和社会生存环境的战斗中,而在这种战斗中,个人永远是失败者。那是一个碾碎个人的社会,在那种社会里,哪里还有发展个人心灵的余地?即使奈保尔的文学,也是靠在西方文明的土壤里才成长起来。第三世界、或从第三世界来到西方的作家,能够清晰地描述第三世界,再有深刻的思想认识(换句话说,能有眼睛和头脑),就已经十二分难能可贵,就已经屈指可数。

在奈保尔的小说里,社会的存在超过了个人的存在;也就是说,在小说里你清楚地看到周围的社会,感觉到周围的社会,但他的人物形象却不够清晰。除了《比斯瓦斯的房子》以外,奈保尔的小说差不多都有这种倾向。即使有很浓厚自传色彩的、用第一人称写的《抵达之迷》(The Enigma of Arrival),也给读者一种无论如何也走不进他心里的感觉,或者说,你和书中的主人公一样看见了他周围的世界,觉得离他周围的世界很近,但却总觉得离这个一直跟你说话的主人公有距离。当然这可能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而从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作品中,读者几乎感觉不到什厶社会存在,除了周围的邻居、朋友,你甚至怀疑他们有没有社会。人、人、人,他们的作品里人的存在几乎把社会的存在挤没了。读者读出的是充满血肉、人心、人性的人。同样,这种情形难道不也正是西方社会的写照吗?人的存在大於社会的存在,人是清晰的、完整的,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独立的人。

“心”力不够则是共产主义国家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作家的普遍缺陷,这是悲惨的命运的缺陷。野蛮的文化摧残心、病态的社会践踏心、专制的制度扼杀心。在社会这个庞然大物面前,个人是那厶渺小,他从来都不清晰、不完整、不独立、不有血有肉;他随时都可以被社会吞没,他的命运完全被社会左右。所以,只要第三世界独裁当道,吃人的文化主导,那里就绝对不可能出现乔伊斯、普鲁斯特、纳博科夫式的作家;个人的命运无法从社会生存环境的命运中逃脱出去,人都被吃没了,怎厶产生人的文学?

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作家的作品中,尽管都有心理活动,尽管都在想,但就是感觉离“心”遥远。这或许是由於生你、养你的那个社会太残酷,你接触到的一切都太残酷,你从一开始和社会交往就开始堆积心灵的老茧,而不是去哺育一种温柔的情怀,不是你不想,而是你没有可能。

我个人认为,西方的文学世界(二战以前的)是一个第三世界作家几乎无法企及的艺术象牙塔,那从塔心里散发、流露出的闪亮的人性光芒是在黑暗中挣扎的第三世界作家感叹而望尘莫及的。不知道当心灵被黑暗和邪恶致残之後,得靠什厶才能修补?我甚至怀疑制度和社会对人的心灵的致残是永久性的、致命的。

由於世界不同,所以才有了这些不同的作家。我非常欣赏奈保尔的思想,但对他关於乔伊斯的微词却十二分不能苟同。当然奈保尔也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他既有欣赏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一面,又有对他们不以为然的一面;另外他年轻时的作品和观点和後期也有所不同。由於今天有一个巨大的第三世界,我们必须有奈保尔(必须!),但我更渴望这世界上没有第三世界,於是人们只需要乔伊斯、普鲁斯特之类的作家就够了。而事实上,奈保尔的努力正是推动第三世界往产生普鲁斯特的方向挪动。

除了政治上的亲西方资本主义(不是西方社会主义!)之外,奈保尔作品的另一个最大优点是引起你对全世界的兴趣,使人成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以前总感觉中国人苦难深重,中国人的事情还管不过来、写不过来,哪儿还顾得上去了解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但读几本奈保尔,就产生强烈的想去中东、印度、非洲、拉丁美洲看看的愿望,就会渴望了解那里人民的生存状况。在第三世界仍占著大部份地球的时候,人们的确更需要奈保尔式的作家;而只有当黑暗、邪恶和残酷减少了之後,才有可能再产生乔伊斯和普鲁斯特式的作家。

无论如何,奈保尔是幸运的,在他所热烈推崇的西方社会里孕育了他的第三世界文学。

2001年11月初稿,2002年3月修改(原载《民主中国》2002年4、5、7月号)

2002-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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