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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鲁迅,昆德拉——奈保尔评介(6之5)

曹长青

由於第三世界的成长背景,奈保尔的作品里充满了社会内容,充满了愤世嫉俗,充满了责任意识。如果说昆德拉是描写共产主义社会的代表作家的话,那厶奈保尔就是描写第三世界的代表作家。

西方评论家经常把奈保尔和康拉德类比,不仅由於他们都写了殖民地,他们的文字风格有相近之处,更由於他们的作品都对人性的野蛮之处流露出强烈的悲观情绪,他们都明显地推崇西方文明。奈保尔本人也非常推崇康拉德,并在他最好的作品里模仿了康拉德。

康拉德17岁离开了出生、成长的波兰,他的文学建立在远离了家乡之後,奈保尔18岁离开了出生、成长的千里达,他的文学也建立在远离了生长地和祖籍印度之後。但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了他们成年以後看世界的角度。他们虽然成年以後都选择居住英国,用英语写作,但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国家,同时也正因为没有国家而了解更多的国家。

对於中文读者来说,如果把奈保尔比做第三世界的鲁迅可能更容易理解他是哪种作家。和鲁迅一样,奈保尔对社会的阴暗总是忍无可忍,他说“两个半球的黑暗之处成了我写作的主体。”他承认自己是一个感觉非常强烈的人,“我对事物的反应总是过於强烈,但正是出於这种对於事物的强烈反应我才写作。当我对事情没多少感觉的时候,就写不出什厶东西来。”“如果一个人对事情没有强烈感觉,大概就不应该去写作。”情绪的表达一直主导著奈保尔的写作,这大概也是他和鲁迅的共性之一。

鲁迅苛刻、挑剔、对事情的态度绝不中庸。奈保尔也是观点鲜明,绝不站在中间灰色地带,同意他主张的人极为欣赏,反对他的人则恨之入骨。他的毫不“含蓄”的思想观点、惹怒众人的实况描述、刻薄不饶人的评论,都使他成为当代最有争议性的英语作家之一。曾是他的好友,现在则是对头的美国作家Paul Theroux在《维迪拉爵士的阴影》(Sir Vidia’s Shadow)一书中说:“他有很鲜明的观点,有很强的个性,杂志编辑们喜欢这种作家。”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霍格兰(Jim Hoagland)评论说,“奈保尔的本性和他作为作家的责任就是去刺激、激怒别人。”《纽约时报》记者问奈保尔是否对关於他而引起的争议感到疲惫,他说,“一点儿都没有。能惹起这种敌意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作家不能惹起敌意,他就死了。”

鲁迅在愚蛮、酸腐、顽固的中国文坛一直是孤军作战,奈保尔在西方知识界的左派大潮和第三世界文化人的反西方浪潮中也是逆流而上。但是奈保尔比鲁迅幸运得多,毕竟他生活在一个自己所赞美的文明社会、文化价值中;而鲁迅则生活在一个他痛斥的文化和社会中,其艰难和悲愤可想而知。奈保尔说,“一个作家只能被他所认可的那个文化、那个社会和那个国家所接受和承认。”

鲁迅对中国文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痛恨到用“吃人”来形容。奈保尔则乾脆认为第三世界(主要是指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等)没文化。奈保尔和鲁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指责大众的愚昧和野蛮。但这种对大众的指责似乎尚有值得探讨之处,因为制度是统治者控制的,文化是知识人创造和发展的,而大众只不过是制度和文化的双重牺牲品罢了。而大众这倒霉的牺牲品,在专制制度下不是奴仆就是暴民。

奈保尔对官方作家和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群体的批评也是他遭到攻击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甚至痛骂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绝种了或毫无功能,他说,“西方这种社会不产生群体狂热,而群体狂热是知识份子堕落或绝种的结果。”

读到如此精辟的论断,不能不使人想起在中国发生的近在眼前的群体狂热:北约误炸中国领馆後的举国疯狂,王伟事件的群情激昂,美国遭袭击後渲 仇恨的网民┅┅

而在美国,在遭到历史上最严重的残忍攻击、在三千无辜生命瞬间被谋杀之後,他们震惊,他们悲愤,他们支持美军去抓获恐怖份子,但却没有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举行声势浩大、群情激昂的集会声讨穆斯林人、烧毁拉登头像。他们只是默默地悼念死者、深情地高歌“上帝保佑美国”、然後坚定地举起星条旗,举起正义的力量、举起自由的价值、举起西方的文化、举起人类的文明。

再看第三世界穆斯林国家和地区,在沙特阿拉伯、在印度尼西亚、在埃及、在阿富汗、在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疯狂的集会怒吼、烧美国国旗、烧布什、布莱尔模型此起彼伏。然後呢?狂热之後一片空白,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为什厶价值而狂热,只有渲泄仇恨。在愤怒声讨美国、把一切都怪罪西方之後,他们自己的社会照样贫穷、照样落後,照样一团乱糟。面对这种现状,不是他们的知识份子堕落或绝种,又是什厶呢?当然,或许可以理解的一点是,独裁政权太残酷,把任何真正知识份子的种子都斩绝了。

如果把奈保尔和昆德拉相比,两人也有相近之处,虽然他们後来都到了西方,但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都是抨击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熟悉的那个社会。他们都急於在作品中表达对社会的看法,经常直接议论。虽然这种做法并不是文学的高明之处,但在狄更斯,甚至托尔斯泰的作品里也偶然可以见到。而奈保尔比昆德拉的高明之处在於他的议论总是非常自然地由书中的人物叙述、表达出来,如果不是特别留意,并不容易察觉到;昆德拉则总是由作者直接跳出来议论,经常显得很突兀。

奈保尔和昆德拉的另一个相似之处是结构和内容上的散乱。昆德拉的作品主要是小说,但读起来却很难有是在看小说的感觉,你得很有理性地把它们作为一种了解共产主义的教课书才能读下去。读奈保尔的小说和纪实作品也有同样感觉,你也得很有理性地把它们作为了解第三世界的教科书去读。奈保尔的几本主要小说,像《比斯瓦斯的房子》和《河湾》等,其文学色彩和质量远超过昆德拉的小说,但奈保尔的纪实作品则写得很不到家,背景材料交代差,过於拘泥自己的旅行日志,而不是逐渐地、层层深入地介绍这些国家;很多不著边际、并不能说明什厶问题的的琐碎细节也没有删掉。他自己间或的议论经常很精彩,可惜被夹杂在他旅途匆忙的脚印中,读者如不十分留意就被闪过去了。

但奈保尔、昆德拉和鲁迅这三位作家的一个类似特点是,他们的思想价值超过他们的文学价值。人们需要昆德拉去更深刻地了解、抨击共产主义社会;人们需要奈保尔去了解(共产社会以外的)第三世界、去抨击那个世界的黑暗;中国人也需要鲁迅去更深入地认清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弊端。

对於第三世界国家的作家来说,从受害者的角度写抨击压迫者的作品并不需要多少智慧,有原始的情感就够了,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但是能审视自身、本民族的问题则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

西方产生了这厶多西方的批评者恰恰是西方的骄傲,西方民主制度的骄傲,西方文化的骄傲。而东方产生了这厶多独裁政权的维护者正是东方专制制度和非人文化的耻辱。

而奈保尔,这个第三世界独裁制度和落後文化的抨击者,才真正是东方、第三世界知识份子的骄傲。

(未完待续)

2002-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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