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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尔抨击伊斯兰——奈保尔评介(6之4)

曹长青

奈保尔最引起西方争议、更惹怒穆斯林世界的是他两次去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来西亚、巴基斯坦这四个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後所写的两部游记:1981年出版的《在信仰者中间》(Among the Believers)和1998年出版的《难以置信》(Beyond Belief)。

奈保尔在1979年和1995年分别花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去上述四个国家旅游、考察。他和各种普通人交谈,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他尝试去理解为什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那些原本不是穆斯林国家的印度次大陆地区发展那厶迅猛。虽然奈保尔的作品完全不是学术性的,而是松散的游记式的纪实作品,他的确发现了几个相当有意思的现象。如果其他研究伊斯兰教的著作中没有这些内容的话,那就是奈保尔的独特发现了,仔细归纳起来大概有下列这几条:

首先,奈保尔指出,伊斯兰教的解释者似乎更提倡君主和百姓平等的概念(很像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为什厶很多低等级的、贫穷的印度教人在没有被强迫的情况下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印度次大陆的其他国家历来也都是贫穷落後的,所以伊斯兰教显得颇有号召力和吸引力。当然,均贫富、求平等的乌托邦幻想不仅在穷人中,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在印度的等级社会中,即使在富有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是相当有市场的。

在奈保尔1979年旅行时,正是伊朗的霍梅尼革命刚刚成功,他亲身体验了那种到处充满革命气息的景象。到处是示威、游行,报纸上全是套话。当时在伊朗有两个革命在同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和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霍梅尼同时反对左翼共产主义和右翼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只有穷人基础,却没有宗教基础;所以既有穷人,又有宗教的霍梅尼成功了。但两种革命打的主要旗号都是相同的:均贫富、求平等的乌托邦境界,纯粹被信仰统治的社会。

其次,奈保尔发现在过去这几十年来皈依伊斯兰教的人都有被西方殖民的历史,因此伊斯兰教非常容易地被他们的领导人用作对抗西方文化、西方价值的武器。所以,伊斯兰教在刺激、煽动前殖民地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中起了巨大作用。

第三,伊斯兰教要求皈依者抹掉他们过去的历史。因为伊斯兰教被认为是阿拉伯人的宗教,所以如果你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穆斯林(所有伊斯兰教徒统称穆斯林),那厶你就是一个皈依者。而作为皈依者的马来西亚人、巴基斯坦人、印度尼西亚人和伊朗人,他们都不是原本的穆斯林人。为了使皈依者表现完全的对阿拉伯的忠诚,最终只认阿拉伯,所以伊斯兰教要求皈依者抹去过去祖先的历史。“几乎所有我们这些次大陆穆斯林人都给自己编织出一个阿拉伯祖先出来,”一个被奈保尔采访的人告诉他。

这些皈依者往往比阿拉伯人更极端,更狂热,更容易走向原教旨主义。《纽约时报》记者在911恐怖份子袭击美国後问奈保尔,“在你曾采访过的巴基斯坦、印尼、马来西亚和伊朗都有拉登的支持者,你是否吃惊?”他回答:“不吃惊。因为他们是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坦白地说,这些不是阿拉伯人。这些皈依者最神经质的一部份是他们必须证明自己的忠诚。就像法国人说的,奴仆必须表现得比国王更支持君主制。”

对於那些皈依者来说,伊斯兰教其实只是一个引进的宗教,但这个宗教则切断了他们自己国家的传统,导致他们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他们的历史从阿拉伯开始,好像在伊斯兰教进入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历史。以前的一切都被抹掉了。”

所以,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不仅是在进行一场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战争、和现代社会形式的战争,同时也和当地人民的传统精神发生战争。他说法国人在五百年的罗马统治後仍然可以找回自己的历史,自己祖先的传统。但是伊斯兰教则使信仰者抹去祖先的历史、忘记传统,最後脑中只留下阿拉伯文化,使他们除了伊斯兰教之外没有任何可以回归的传统。所以他说,“伊斯兰是人类迄今最不妥协的、最危险的帝国主义。”

第四,“原教旨主义者希望人们都是纯洁透明的,整个儿一个空空的接受器皿,等著宗教往里面倒。”就像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一张白纸,可以在上面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但是奈保尔说,“这是不可能的,人永远不可能空白到那种地步。”由於现实无法达到宗教所要求的纯洁度,所以,在这些皈依伊斯兰教的国家中,奈保尔感觉到有一种既虚无主义,又神经质的东西。他对伊斯兰教让人们自愿地成为“虚无”非常不能容忍。他说,“伊斯兰的帝国主义是非常具摧毁性的,因为它想要的是人的头脑。”这真让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人不寒而栗,因为共产主义要的也是人的头脑。两者做的都很成功。

第五,在《难以置信》里,奈保尔写到,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并没有真正解决穆斯林人日常生活中的问题,也无法回避周围现实生活和宗教冲突的困境。那些宗教的利用者们自己的革命一次次地失败,他们许多似是而非的胡话一次次地破产。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的缺陷是从它的根源上来的,这种缺陷在伊斯兰的历史上一直就有:对於它本身提出的政治问题,它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它只提供信仰,只提供预言。所以穆斯林人在一步一步退到古老的原教旨教义中寻求解释和解决办法的同时,开始把愤怒转向西方。

在《在信仰者中间》一书中,奈保尔写道:“处於中世纪状态中的(中东)人被石油和金钱惊醒了,他们在感觉到力量的同时感觉到威胁,同时意识到正在被一个巨大的文明包围。他们感觉到不能左右那个文明,应该拒绝那个文明,但同时他们又感觉到对那个文明(科技)的依赖。”

奈保尔描述到:他们自然地使用电话联系,理所当然地享受著电视,却从没想过这些都是西方文明创造的东西。他们使用西方文明发明创造的现代化设备,用英语出版科技、建筑杂志,用西方建筑学设计伊斯兰城市规划,甚至用西方语言攻击西方。他们感觉到被强大的西方文明包围著,无法左右,必须拒绝。在伊朗的书店里,共产社会接受和推崇的文学,像萧洛霍夫、斯坦贝克、杰克.伦敦等作家的作品,以及英文的马列著作都被醒目地陈列。和共产主义国家一样,抵抗西方成为支撑穆斯林独裁者的最有力支柱。宗教更把穆斯林人对西方的愤怒神圣化了,使他们在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上等各个方面都对西方愤怒。伊斯兰教的解释者告诉他们,伊斯兰是纯洁的、完美的,必须抵抗腐朽、堕落的西方。但是,奈保尔不无讽刺地写道,那些穆斯林人只要有机会,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信仰的土地”逃到“金钱的土地”。

在巴基斯坦他目睹了政府的腐败,疯狂的信徒们对自己的国家毫无信心。奈保尔说,巴基斯坦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制造了“伊斯兰世界的核武器”。巴基斯坦就是一个“宗教国家”的缩影——“一个只产生皈依者的国家,这样的国家里到处是头脑简单的恶棍,最容易被摧毁,最容易被左右。”

在印尼,奈保尔看到苏哈托利用伊斯兰教扩大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创造一种使非穆斯林人恐惧的社会环境。奈保尔强烈抨击印尼的知识份子,他采访的著名印尼知识份子对印尼前景的想法和梁启超、毛泽东相同,那就是必须得先塑造“新人”,然後才能发展社会、发展民主。毛泽东是通过共产主义塑“新人”,印尼则通过伊斯兰塑“新人”。这些印尼知识份子们也似乎明白了,必须和权势联合起来才能成事,所以他们一方面为政府的意识形态服务,一方面要去西方学习。奈保尔说这些印尼知识份子虽然在科技现代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同时更是苏哈托独裁政府的帮凶。

奈保尔认为:“伊斯兰教的问题是一个比其他任何第三世界的问题都更严重的问题。”他於《在信仰者中间》写道:“伊斯兰的狂热是一种被神圣化了的狂热,对信仰的狂热,政治狂热。在旅途中,我不止一次地见到敏感的男人们,他们随时都酝酿著恐怖骚乱。”“穆斯林人的主要‘感情’就是狂热和仇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靠仇恨喂养的。”他们强调死亡、流血、报复。奈保尔认为西方长期对独裁的穆斯林世界的容忍迟早要给文明世界带来灾难。

奈保尔对穆斯林世界如此尖刻的批评不仅惹怒穆斯林世界,在西方也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而遭到攻击。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奈保尔政治观点的人,都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奈保尔长期被诺贝尔奖提名,但一直没有得到,除了他对於非洲第三世界的观点之外,主要是由於他关於伊斯兰教的作品和言论。

难怪《华尔街日报》社论认为这次把诺贝尔文学奖给奈保尔是“瑞典文学院自1981年以来最勇敢的一次决定。”“或许可以称作是一个文明的庆典,一个挑战。”美国报业托拉斯专栏作家戈林柏格(Paul Greenberg)则在《华盛顿时报》写道:“911後,‘政治正确’”剩下的最後一点根基也随著纽约世贸大厦倒塌了。看来‘政治正确’也不是永远的┅┅连瑞典文学院居然都从它习惯的昏庸状态中醒来,把奖给了政治最不正确的作家奈保尔。”“他不仅仅是能够看到和感觉到,更能够勇敢地记录他看到和感觉到的。这才是更艰难的。”“如果奈保尔的作品有什厶倡导的话,那就是文明,具体地说是西方文明。”“奈保尔获奖是在令人忧郁的大潮中一个令人欣悦的意外。也许,911以後,居然连知识份子也智慧了起来。”

《时代》周刊则说,“奈保尔是对世界上的病态政府、贫困、混乱地方的最刻薄批评者,同时他也是西方文明的最优雅的赞美者。”

(未完待续)

2002-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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