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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事件和天安门事件比较

曹长青

在匈牙利事件(1956年)发生33年之后,中国爆发了天安门事件,同样是人民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也是遭到了军事镇压。今天回顾这两个事件,它们的异同很值得深思∶

第一,在匈牙利事件初期出任总理的改革派领导人纳吉,公开提出,要“结束一党专制,自由选举”。而当时中国的改革派领导人赵紫阳,从没有提出这样鲜明的政治诉求,他在事件中的最勇敢行为是到广场声援学生,说他老了、来迟了等。

第二,纳吉始终拒绝认错,被监禁一年多后被判处死刑,在监狱中被绞死。他留下政治遗嘱说∶“我必须为我的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历史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如果将来由杀害我的人来替我平反昭雪,那是违背我的意愿的。”纳吉对那些镇压者(包括后来的匈牙利共产政权)持道义谴责的立场。中国的赵紫阳也没有认错,但没被判刑,被监禁在家,直到去世。但赵紫阳从始至终都是共产党员,并以党员身份上书中共中央,等于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更别说否定共产主义。

第三,当年目睹匈牙利事件,后来随父母逃到西方,目前在美国阿什兰德大学任教的施拉姆教授(Peter W. Schramm)最近出版的回忆录《基于原则》(On Principle)中记述∶在镇压匈牙利事件时,苏军调动了战机、大炮和六千辆坦克。匈牙利人勇敢地拿起武器进行了近一周的武装抵抗,甚至把苏军抵制在一个海湾几天,击毙了700名苏联士兵。匈牙利人认为自己有武装抵抗的权利。而在中国,当时的天安门运动主要领袖,几乎一面倒地强调“非暴力是最高原则”,并把要武装自卫的人视为“不和平、激进”,更有学生领袖跪在人民大会堂前,像对皇帝进谏般苦苦劝说,期盼皇恩浩荡。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塞尔登(Mark Selden)曾对此评论说∶“1989年的天安门运动仍遵循中国古老的对朝廷滥用权力的进谏传统,和东欧的运动比较,中国学生很少质疑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而波兰、捷克、匈牙利的运动,则是跟共产党对立,最后一举推翻了共产政权。”

第四,匈牙利的大学生和工人等各界密切合作,没有像中国学生那样以什麽“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而排斥工人和知识份子。而且匈牙利人也不是像中国学生那样仅仅在街头抗议示威,他们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共产党办公室,推倒了斯大林的塑像,把它在大街上拖碎。在苏军要攻进起义者占领的国家电台几个小时之前,他们用各种语言播出当年美国总统林肯的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说,并向世界发出SOS的求救信号。

第五,虽然美国一直期待中国发生政治变化,国务卿杜勒斯有名言∶和平演变的希望在中国下一代。但对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那些所谓“中国通”,完全没有预料。连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中的专家”的哈佛教授费正清,在六四枪响时,也只是感叹,中国的事情像深渊,他没法看清了(他去世前交稿的最后一本书《中国新史》,其中“新”字就有修正他原来旧想法的意思)。在六四开枪时,美国总统老布什,还想给邓小平拨电话,劝说他,而邓小平根本不接他的电话。美国对匈牙利事件也是如此,美国的情报部门等,根本没有预料会有个“匈牙利起义”。虽然“自由欧洲电台”等呼吁共产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支持他们追求自由民主,但真的匈牙利人民起义了,美国却退缩了。当时被视为反共的国务卿杜勒斯公开表示,匈牙利人不是我们“潜在的联盟”(potential allies),等于表明西方不会干预。

第六,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定性已五次改口∶最初定为“反革命暴乱”,然后降级为“动乱”,后来称为“事件”,不久又改口说是“一场风波”,最新的提法是“那件事”。这种不断降级说明,中国政府自己已经越来越无法理直气壮。但中共至今对此根本不认错,更完全不认罪。而匈牙利事件,在中国天安门事件发生那一年的七月,匈牙利最高法院就宣判撤销当年对纳吉等人的判罪(第二年匈牙利加入北约)。戈尔巴乔夫曾谴责当年苏军入侵;叶利钦访匈时,向当地人民“"道歉”。后来普京总统访问布达佩斯时,表示虽然俄罗斯不是苏联,但对当年的事件仍有“道义责任”。

从匈牙利事件可以看出,一个历史事件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关键是要有一个民主的政府,实行一种尊重事实和真实的民主制度。如果期待中国的天安门事件获得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最终结果,首先和前提条件是,必须结束一党专制,让中国人像匈牙利人那样,有定期的选举和新闻与言论自由。

——原载《观察》2006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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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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