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停止更新。 请访问新站 cq99.us 长青论坛 多谢支持。
如果简体有乱码,请在这里看繁体版(BIG5)

我非得认“高玉宝是乔伊斯”吗?

曹长青

对於李慎之的评价,我已经在“对李慎之说点真话吧”和“李慎之是不是思想家”等两篇文章中谈了很多,本无意再谈了。但昨天读到上海的朱学勤先生的文章,他认为我指出李慎之的三个局限是“道德傲慢”。觉得似应再说几句。首先,道德和傲慢之间并不存在逻辑关系。因为对“道德”只能设某个标准,它只有本身的高低之分,而不存在提出者的傲慢和谦恭问题。你不能说别人提了一个高一点的标准,就是傲慢;那麽是不是标准定的越低,就越谦恭了呢?

朱先生强调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在国内那种艰难的情况下,达到顾准、李慎之那种水准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像我这样身在海外的人,提的标准是“错置具体感的谬误”,“以海外环境之特殊,迫人从己”。

我的文章,从没要求李慎之们按照“海外环境”做什麽,而只是针对别人给他的 “伟大思想家”、“自由主义者的领军人物”等称号,提出评价和异议,认为从他发表的文章和某些做法来看,他在认识水平上还有相当的局限,不仅不是思想家,甚至还不够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对於我得出这种评价所使用的标准,朱学勤先生认为过高,愤愤不平,认为这是“道德傲慢”。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做一个夸张点的比喻吧:中国家喻户晓的作家高玉宝去世了,於是中国文学圈内一片追思:“一代乔伊斯谢世”。我由於某个机缘读到了乔伊斯和类似他水准的作家的作品,觉得不对劲,这高玉宝跟乔伊斯没法比呵;大家都把高玉宝喊成了乔伊斯的话,那人们达到了高玉宝水平就可以自认一流了,这不要误人子弟吗?於是高喊了一声:“高玉宝不是乔伊斯”。

这下招来一片愤怒的声讨:你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那是多麽艰难的环境,高玉宝没有多少文化,他多麽刻苦,才达到现在的高度,而且周扒皮千方百计打压他,不准他发表作品;更重要的是,高玉宝曾担任周扒皮的欺辱农民委员会成员,在村政府中有那麽高位置的人现在觉醒了,出来为农民写作了,这具有多麽重大的意义;由於这些原因,所以我们认定《半夜鸡叫》就是和《尤利西斯》在同样的水准上。

对这种思维方式的争论,我举白旗後退:好,好,好,高玉宝就是你的乔伊斯吧。

夸张再稍微小一点:文革刚结束时的短篇小说《伤痕》、《班主任》等一下子全国叫响,感动了许多人。它们在中国那个特定时期,的确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如果有人今天硬说这类作品可以和《项链》、《麦祺的礼物》等媲美,它们的作者和莫泊桑、欧亨利一样伟大,那我只有再举白旗:你们伟大,你们伟大。

我上面两个例子的确有点夸张,但如果看看朱学勤先生的高论,那我的比喻也不至於夸张到太离谱。比方说,朱先生把顾准和哈耶克相比,说他们两人“对人类如何摆脱同一类极权诱惑,做出了同等价值的思想贡献。”我无法不佩服朱先生做这种宣称的勇气,更无意再长篇大论一顿顾准,抄几句许良英先生对顾准的评论要省事得多:“顾准完全否定直接民主制,认为一党专制和‘文革’都是直接民主┅┅他对民主概念的理解还是相当混乱的,可以说他的探索仅仅开始,还没有彻底摆脱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影响┅┅而且顾准文集中根本没有涉及自由、人权。”但朱先生硬说顾准做出了和哈耶克“同等价值的思想贡献”,别人还能说什麽呢。如果朱教授也这麽教课的话,岂不是把学生往“井底”推吗?

我不过高地评价顾准和李慎之,只想求得一点真实。对此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有深刻名言:“对生者我们欠的是尊重,但对死者我们只欠真实(To the living we owe respect, but to the dead we owe only the truth)。”

作为从那个专制制度生活过三十多年的人,我切肤之痛地理解顾准和李慎之先生在黑暗的铁幕中孤独地探索的巨大艰难,每每想起,都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更为那一代知识份子的命运而悲哀。社会环境的无法逾越的巨大障碍(而且他们自己参与了建构那个障碍),限制了他们本来应该飞翔的思想。正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不再重蹈他们的歧途,我才呼吁,让我们看远一点,看高一点,把视线转向世界(既然今天已经完全有可能),把目标定到真正的国际水准。取法乎上也才只能得其中呵!

朱学勤先生对我文章最不满之处是:我批评李慎之至死都没有退出共产党,认为这和自由主义者的身份不符。朱先生认为我是强人所难。是我强人所难吗?共产党员知识份子在中国成千上万,我怎麽没批评别人不退党呢?因为别人没有把自己定位为“自由主义者”。我曾在多篇文章中强调知识份子要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如果定了位,就不能再角色混乱。而中国知识份子好象恰恰最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一会儿去做维护独裁者的谏士,一会儿又去做反抗专制的勇士了,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角色。

如果你自己定位是“自由主义者”,就不能同时再是“共产党员”。这两个角色是根本冲突的。这就像你不能一边宣称是为民除害的警察(今天在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责任就是要结束共产党的统治),一边还是黑社会的成员;虽然你没有再直接参与绑票、撕票等恶行,但仍是黑社会成员这个事实本身,就仍在给予那个土匪团夥以道义支持。而像许良英先生在六四屠杀之後就主动退出了共产党,而且六四之後退党的中国知识份子还大有人在。这些人从道义上否定共产党的直接行为更令人敬重!

我当然非常清楚,在仍是独裁专制的中国,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可能要面对各种压力和磨难,甚至要付出牺牲个人利益的代价。但与此同时,做一个自由主义者,在无数追求自由的民衆和文化人心里,他们是反抗强权的英雄,是赢得人们尊敬的。不是我要求李慎之做烈士,而是他自己选择做英雄。但一个人不能一边享受著做英雄的荣誉,同时不牺牲做共产党员的个人利益。我指出中国反抗共産主义专制的英雄仍是共产党员实在太降格,李慎之至死没退党是一大局限,这实在一点也不过份。

为了反驳我和在德国的仲维光先生的观点,朱先生还立了两个假靶子:第一,关於李慎之的“谏士情结”问题。我的文章清楚地引用了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中的话:他劝江泽民要学习邓小平,“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甚至说:“只有大胆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邓小平、毛泽东和共产党。”我指出这种观点、这种语气,完全是向皇上进谏。

但朱先生却苹字不提我引用的慎之先生原话,而是长篇大“射”一顿他自己立的靶子:曹长青把李慎之“晚年还是保持著与这些党内同辈的私人交谊,幷拉著他们一起走”当做谏士情结,这对慎之先生很不公平。我只想说,这种把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当作靶子来批评的做法大概不能算诚实讨论问题的态度。

朱先生的第二个假靶子是对仲维光先生指出的“在学术思想领域中,顾准的那本书应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麽价值。如果把顾准的书翻译成西方文字,会让这里的学界哭笑不得。”仲维光的意思一清二楚:顾准的著作没有什麽学术价值。但朱先生又长篇大“射”了一顿自己立的假靶子:仲维光只认欧美学院派,指责顾准李慎之等没有学术地位。然後罗列一堆各国没有学术位置的思想大师。这都哪儿对哪儿呢?仲维光根本没有说学院派的位置本身有多重要。在教授成堆,博士成山的今天,有谁还只认头衔,而不看作品的?仲维光明明是说顾准的作品本身质量不够,这和顾准是否有学术头衔毫无关系。如果朱先生能对准真正的靶子做文章,相信力度一定会更强。

朱先生宏论中还有肯定知识份子早期投奔共产党的理想精神等,这点我在“李慎之是思想家吗”一文中已有所批评,也令不少共产党文化人们不悦。但既然我已经说了许多令人不悦的话,再多说几句大概也无妨了。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或许会再谈一下老一辈共产党知识份子这个话题。

2003年6月24日於纽约(载多维网)

2003-06-24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转载请指明出处)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