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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大中:我对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点失望

卜大中(台湾《苹果日报》总主笔)

我认识曹长青很久了,八九民运刚过他跟夫人一起来到洛杉矶。他们充满精力,还开车到沙漠去玩。他那时候在洛杉矶办一个报纸叫《新闻自由导报》,就开始大胆的披露中国现象。

关於台湾民主前途的问题,我最近特别感慨,一方面是泛蓝政党选败选输了以後,不平之气在心里,另一方面中国很快崛起,自称是和平崛起,有人说是武力崛起,反正很快的崛起,而台湾转型,从第一次李登辉当选民选总统,从威权转到民主,转型不完整或者阵痛期混乱现象出现了,於是很多台湾的知识分子开始对民主政治产生怀疑。一个国家转型民主化过程里,精英分子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如果大多数精英分子集体意志认为民主是正确的,而且是虔诚的相信民主的话,转型很容易成功。而如果精英分子的民主信仰不虔诚、或者根本是反对,那转化的过程就会痛苦、失败。

蒋经国统治末期,台湾精英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大家都认为应该民主,包括国民党的那一辈像钱复、关中、连战这些人都是留美派的,台湾真的是一步一步走向民主。

这个阶段,菁英分子的领袖李登辉先生,对民主是非常坚持的,但是当台湾民主出现一些混乱,中国逐渐崛起,而且中国论述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人,中国人不需要民主,民主反面教材就是台湾。於是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说,不要不要,我们不要台湾那样的民主。

在台湾,以前支持民主的知识分子菁英,现在有些也开始怀疑民主,甚至反民主。《中国时报》刊出龙应台文章,大意是说,经过观察,她发现中国人其实不需要民主,民主对中国人没什麽好处,只会带来混乱跟经济挫败。像龙应台这样的精英分子也都开始怀疑了民主,我觉得这个不虔诚的问题非常严重。

北大哲学系教授孙隆基,曾经写过一本书讲五四运动,他认为五四运动,那些知识分子对於自由主义不虔诚,才会有後来的共产党镇压、压迫知识分子的报应和惩罚。

愈来越多台湾知识分子对於民主没信心,他们认为中国开明专制才是最适合中国人性格的制度,这点,让我想到在《中国时报》时老板余纪忠老先生晚年曾对我讲的一句话,他说,经过这麽多年的思考跟经验,他觉得开明专制是最适合中国人、包括台湾人的制度。开明专制在蒋经国的时代是台湾进步、成长最快、最安定的时候,大概也是生活最好的时候;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等,也都是开明专制,也是中国最稳定,发展最快的时候,所以中国人最适合开明专制。开明专制最早的来源应该是德国普鲁斯时候的腓特列大帝,也就是,可以批评政府,但仍是威权体制,社会上一些自由活动是允许的。我觉得我们台湾的精英分子,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退缩,怀念起开明专制。从这里看到汉民族灵魂深处,从来不相信自由主义,从来不相信民主。

台湾一些所谓大师批评台湾的时候,通通都是民主派、自由主义者,他们讲到中国,却突然变成民族主义者,我真的觉得这些大师才真的叫大师,他们是两面大师,一面这边,一面那边,他们有好几把尺,好几个标准,所以当中国主义强大起来,他们就背弃台湾价值。在这情况下,刚读完曹先生这本书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要真正的始终如一,不能够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我觉得台湾民主最大的危机,就是知识分子对民主不虔诚,甚至悖离、批判、或者反对。中国的强大和台湾的混乱成正比,中国越强大,这种论述的改变越严重,台湾越混乱,改变越严重,我们看到知识分子人格中的矛盾性、荒缪性。

台湾民主如西方谚语「上帝用曲线画直线」所说,正在曲线状态,但基本上还是直线方向。我还是比较乐观,我们不能太悲观,悲观会让民主没有力量。有很多精英分子都悖离民主,如果我们悲观,就走不下去了。

关於手段跟目的,以前我们常说,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而目的是正义,手段可以是不正义,为达到某一个美丽乌托邦的天堂,我们可以杀人。以卡缪开始,有一个反省,发展成刚刚李永炽教授讲的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手段是检验目的的唯一标准」,手段不正确,目的再正确都是错的。特别在中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毛泽东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做那些事就被说成是对的,什麽为了穷人翻身,杀掉多少地主阶级都是对的。这种观点,在台湾也是有的。但现在怎样看起来这都是错的!

这样(不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新想法,在西方已有差不多将近一百年,在台湾还没有生根,在中国更没有。邓小平说的什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很可笑,因为真理是已经通过了检验。

在曹长青新书(《美国价值》发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原载台湾《当代》杂志2006年1月号)

2006-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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