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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学者徐永明评曹长青新书:面对困境要讲真话

徐永明

今天很高兴能来这里,不能说是与谈,算是来学习。会邀请我来可能一方面是我比较年轻,希望能提出一些比较年轻世代的观点,虽然我很难说自己是年轻世代,只能说相较於各位比较年轻。我觉得做为这个非常世代,知识分子的历练一直在进行,与我同世代,在台湾民主化过程里面,很多人会说,回到学生时代多好,因为那时候只要说反对就好,这个选择非常清楚。离开学生时代,台湾民主化之後,学运这群人遇到很多选择,有些人跑到民进党去工作、有些人在国民党工作,有些人选择在学校当教授,或是当研究员。我还常对公共议题发言,可是有很多朋友当教授,就不太讲话,对目前政治发展不太去谈。我常常在想,这好像是我们这世代的考验或是验证还持续在进行,可能跟各位比较不一样。看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在想,他对我个人有什麽启示?什麽叫知识分子?

有两个故事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个是我在美国当研究生的时候,在耶鲁大学写论文,刚好他们邀请王丹去演讲,谈的是中国改革的前途。我那时候跟王丹还不熟,到场发现讲堂里百分之八十是中国来的留学生,王丹谈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个人六四经验遭受迫害的经历,以及整体而言,中国未来发展前景有哪些不平等或黑暗的影响,台下这些中国留学生其实是磨拳擦掌,已经准备好修理王丹。他们的质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认为中国现在慢慢变好,有点像卜先生讲的渐渐富强,甚至改善所谓人权,为什麽还要批评中国,为什麽不讲正面的东西;第二,为什麽要跑到耶鲁大学这样白人的西方美国人的学术殿堂来讲,是不是你不爱国?甚至你没有民族主义倾向。整个半小时的发言时间,王丹都在受到围剿,我们台湾来的留学生本来想帮他讲话,可是感觉好像插不上口,没有什麽立场,我那时候突然觉得知识分子其实就是讲真话,像李老师说的。如果问我尊重或敬佩什麽样的人,或是想成为什麽样的的知识分子,我的回答是在困难的处境选择去讲真话的人,王丹先生那时候让我觉得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在那个场合,其实很可以讲一些现在流行的中国论述,说中国是现在、未来的强权,中国慢慢改善人民的生活,中国目前体制适合现在的经济发展,甚至未来还可民主化,而获得满堂的喝彩。但王丹选择去批评中国,一定是不讨好,尤其在那样环境之下,甚至以目前情况,即使台下百分之八十都是白人,很多人一定也不接受。所以知识分子不但是要讲真话,而且选择在困难的时候,面对困难,讲真话。

曹先生这本书所讲左派右派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很好的指标,使我想到,知识分子跟政客很容易区分,例如台湾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诗人杜十三恐吓行政院长谢长廷的事。我要说的,不是杜十三是否知识分子,而是谢院长果然不是知识分子。为什麽谢院长说他不会向杜十三提告诉?是的,谢院长这样有权势的人讲这样的话时,做了一个easy choice, 这个选择是有好的形象,大家会说,对,有权者不要计较一个满怀怨恨的文人。可是我的感觉是,为什麽谢院长不能做困难的选择,杜十三既然违法,就应该起诉。台湾民主发展的角度,要去厘清目前这种所谓价值手段,必须站在法治的立场,以现任院长,所谓最高行政首长的身份,把话说清楚∶杜十三是错的,应该被处罚,可是他是政治人物,不是知识分子,所以就做了一个比较简单选择。我从这本书学到的是判断一个知识分子或是学者专家的判准。选择讲真话,选择跟一般流行不一样的,对形象不一定好、当下处境不一定好,这才可能是知识分子,才能矫正政治乱象。这又回到我前面所讲,做个年轻世代很辛苦,还有二十、三十年的时间必须面对这样的选择,可能有很多困难的时候,知识分子没有简单定义,或是你要做哪些事,例如∶你要拿博士学位,在学校里面教书,你才能发表东西,这才叫知识分子,可能是,你在面对一个困难的处境是不是愿意去选择讲真话,我觉得那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这是我从这本书所学到的。

曹先生这本书主要谈左右派知识分子,在面对所谓社会主义理想或第三世界,我不太清楚台湾算不算有左右派?我现在感觉好像是没有,也不太清楚有或没有,对台湾是好或不好,不过我觉得台湾是当然有统派、独派知识分子,这是蛮清楚的。如果曹先生这篇文章,左派右派翻成统派或独派的话,搞不好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譬如说,就像各位一直在谈的台湾有个中国论述,不论是在二○○○年、二○○四年总统大选时都存在,这种论述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中国在崛起,台湾的未来在中国,台湾如果处於中国的发展之外,那台湾是没有前途的。我常在说,这个中国论述,为什麽没有人去检验?在中国的发展之下,中国老百姓生活到底是如何?是完全没有阶段压迫,还是皆被压迫得越来越严重,中国情形如何?中国有民主化吗?台湾的中国论述不仅是知识分子在谈,甚至媒体舆论也是这样播。电视新闻节目,很多中国新闻,譬如说熊猫来台,譬如说台湾水果登陆,可是中国过去一年发生了七万多次各种抗议事件,很多人民在抗议的时候,公安结合流氓去打压他们,却从不报导。各位想想泰劳事件在台湾被报导的多大,给执政党造成多大冲击,在中国有这麽多这样的事情,台湾媒体好像视而不见。我觉得,视而不见不单是台湾媒体的懒惰而已,而是台湾在中国论述里,已把这部分忽略掉。曹先生也讲过很多西方的左派分子在谈第三世界或是苏联所谓社会主义理想的时候,常常粉饰这些独裁者,而忘了老百姓真正真实的遭遇,台湾在流行中国论述,谈的是台商在那边赚了多少钱,但是在台商工厂做工的工人所受的待遇是什麽,会比台湾外劳好吗?从台湾角度而言,台湾赚越多钱越好,我意思是说,要谈中国论,若是真的觉得台湾应该走中国这条路的时候,应该把这方面都拿出来谈。

我对台湾有危机感,是因为慢慢有很多人用各种方法,去破坏或是诬蔑民主体制。我在中国大陆参加研讨会的时候听到有些台湾去的学者,我不要说他是亲蓝的,或是国民党的,当他在那边痛骂台湾民主的时後,我心里就在想,他不知道他毁坏多少台湾过去几十年发展出来的价值,也突然觉得说很可能民主作为台湾民众或所谓统独两派知识分子所谓共同信仰,可能慢慢的不成其为一个平台。二○○四年有这个浪潮,国民党粉饰所谓蒋经国时代,宣传说民进党这麽糟糕,不如回到蒋经国那个时代,那时代多平等,没有贫富的差距,对不对?可是,二○○四年人民用选票很清楚的否决了怀念威权的想法,在泛蓝选输的抗争中,我记得有位台大哲学系教授的说法真的很符合所谓「理性的起伏」,他跟泛蓝的支持者讲说,「泛绿行动是低等教育,是农工阶级,他们是笨蛋一族,我们是聪明一族,我为这句话负责。」这是媒体上登出来,我在评论中也写过。各位想想,一个台大哲学系教授,而且常常号称出身农工的家庭,因为拿工商奖学金,他才有机会变成台大教授,而他谈民主,谈法竟是「聪明一国笨蛋一国」,那笨蛋一国是多数,虽然赢了,可是我们聪明一国不一定要接受笨蛋一国的结论。所以,有诗人想要去杀行政院长,一点都不奇怪。如果我是聪明一国,我为什麽不能杀笨蛋一国,各位想想看,一旦采超人哲学,最简单的逻辑,就是这样子。

只要把曹先生左派右派知识分子换成统独派知识分子,其实他已经间接处理台湾的现象,这本书可以给台湾一个验证或是一个提醒,其实我们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所以真的是没有悲观的理由。最後很可能就是所谓笨蛋一国的人要真正的去引导、或是教育程度高的聪明一国,纵使我们不是长得很体面,没有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的外表,可是最後我们还是能够去坚持民主价值。这就是在困难的阶段、困难的处境,去坚持一个困难的选择。这也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谢谢!

2005年11月9日在曹长青新书发表座谈会上的讲话(台北金石堂书店)

(原载台湾《当代》杂志2006年1月号)

2006-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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