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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制度的双重牺牲品——再批高行健

曹长青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英国作家品特,这位以反对伊拉克战争著称的左派,此事引起英美评论家一片劣评。在2005年10月美国《外交政策》(FP)和英国《展望》(Prospect)杂志合做的网上“公共知识份子”评选中被评为第五名(第四名是哈维尔)的知名英国评论家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曾就此发表了题为“邪气的平庸者品特”(The Sinister Mediocrity of Harold Pinter )一文,毫不客气地说,品特是个三流作家,甚至是个菲利斯坦(philistine ,假货 ),给他颁奖,像当年给前美国总统卡特“和平奖”一样,都是因他们反对伊战,来借此打击布什政府。连法国左翼报纸《世界报》 的文学批评家雷诺利都认为诺贝尔奖的选择“越来越激进”。在美国,甚至有评论说, 这是瑞典文学院的耻辱。

但其实耻辱早已有过,那就是五年前把这个奖给了用中文写作的高行健。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後,在中文世界引起的喧嚣早已烟消云散,他的作品不仅没人看,连提都没人提了。第一个获得世界最高文学奖的中文作品,这麽快就被读者抛弃(其实从来就没被接受过),说明假的东西即使“唬”到最高光环,仍不能刺伤所有人的眼楮,更不能赢得人心。

在高行健得奖的那年,我大概是中文世界唯一的一个人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用忍受酷刑般的努力,读了能找到的所有高行健的作品,一口气写了十五篇评论文章(其中包括一篇专访)。当时实在是被他的作品之烂气坏了,在一种强烈的情绪促使下,愤然疾书,把高行健和他的作品一顿讽刺、挖苦和怒斥。回头想来,颇有些感叹,为什麽别人没有像我那麽愤怒呢?大概是因为极少有人像我那样,真的打开那个被套上诺贝尔光环的垃圾箱看了个仔细。人家刚刚掀开盖,一看是垃圾,立刻逃跑了;更多的人一听是垃圾,就聪明地远远躲著,连盖都没碰,没被脏著,熏著,恶心著,没有那种强烈的受骗上当的感觉,所以反应不像我那麽激烈。

今天,我对高行健作品的愤怒依旧,只是更增加了一份对高行健本人的可怜,因为他是一个牺牲品,是几种特殊情形下的牺牲品。我之所以觉得还值得写一下,是因为高行健很有代表性,他虽人在法国二十多年,却典型地代表著迄今还在牺牲著的无数海内外中国文化人。那麽这些人到底是哪些情形的牺牲品?

首先当然是共产专制的牺牲品。没有人从那个制度出来不在某种程度上心灵残废了,只不过不知道有多少人废到高行健那种地步而全然不知,甚至自得,以为大彻大悟了全部人生。

其次是叛逆和报复共产专制情绪的牺牲品。这是本文想重点谈的一个问题。

在倍受共产专制残害之後,一大批类似高行健这样的中国文化人,对共产世界的一切都深恶痛绝∶在政治上,对共产主义道德、理想、责任的厌恶;在文学艺术上,对文必载道的厌恶;在肉体上,对被迫清心寡欲的厌恶,等等。一句话,受够了“贫穷、禁欲、无私、高尚情操、远大理想”,现在就是要理直气壮地用“要钱、要性、要自我、要活在当下、要表现虚无”来报复共产专制,来表达对共产主义的叛逆。

从被迫的一个极端,主动跳到另一个极端,一开始看似很了不起,其叛逆精神实在可嘉,四十,五十,六十年代出生的一大批(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中国文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走了这条路,或起码在思想上接受了这些观念,并骄傲地认为这是“新”观念,代表著新时代的潮流,代表著对共产主义和封建中国的反叛,代表著自我意识的萌发,代表著个人主义的实现(实践)。

事实上,这是最简单、最容易、最自然的思想转折(正如被压迫者的反抗,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最不成熟。共产专制强迫的那一套把人变成非人、虚伪的人;但走向其反面,倒是真实了,但同样是非人。前者制造虚伪的“精神动物”,後者制造真实的“生物动物”,哪个也不是人。我在评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曾说,高行健所要表现的就是∶

“你极左,我就极右;你要共产主义的英雄形象,我就要没有主义的一条虫;你一心为公,我就一心为私;你说要牺牲今天为了明天的美好,我就绝对享乐今天,活在当下,绝不要明天;你要求对党忠诚,我就彻底犬儒主义,嘲笑一切信仰理念;你禁欲,我就纵欲;你清心寡欲的时候毫无内心争斗,天生一个崇高的英雄,我纵欲享乐的时候更轻松潇洒,天生一苹浪荡的狗熊;你强调以文载道,宣传意识形态,我就以文泄欲,狻 ⑩n物;你让我披一张人皮,像圣人一样装模作样,我就死活不要这张人皮了,就要做真狼!一句话,高行健就是要用真兽性对待共产党的假道德。”

这是从一种非人,变成另一种非人,仍然不是人。所以,在做了共产主义的牺牲品之後,这次则成为浅薄的叛逆心态的牺牲品。

第三,萨特和西蒙波娃的牺牲品。正当中国文人开始朦胧地反抗,同时面临各种困惑之际,萨特的存在主义在中国登场并风靡,给文化人们的反叛带来了恰到好处的理论依据。高行健会些法文,所以大概比绝大多数中国人更捷足先登地接触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并在刚领略其皮毛之际,就转手贩卖给中国人(当然他不是翻译介绍者,只是抄袭了几个戏剧)。我在评高行健的系列文章中,其实对高行健还过於客气,说他是模仿。叫起真儿来,他实在是抄袭,而且抄袭得太明显,太卑俗,就像他的文字把文学艺术粗劣化和卑贱化了一样。

存在主义在西方早已衰败,成为连左派都扬弃的、死路一条的哲学。但它之所以能在二战後的欧洲风靡一时,不仅仅是由於它指出人生的无望、无意义,更在於它强调人生要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人在面对注定要死亡和失败的命运时,在奋斗和行动的过程中证明自己的存在;在人和人之间的联结、承担对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中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不是悲观消极的人生哲学,而恰恰相反,它在主张积极乐观地去奋斗、在实现个人意志的同时,去承担社会的道德责任(所以萨特、西蒙波娃两人极为入世)。但由於这个哲学命题的前提(人生本无望、无意义)完全错了,所以後来的积极意义很难实现,硬要人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是存在不下去的。而存在主义如果没有後半部,这个哲学就根本撑不起来,就不成为哲学,更不能风行。但高行健的全部作品,却恰恰只理解和表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前半部,所以,即使它们不那麽烂,也没人能看下去。

另外萨特、西蒙波娃两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那一代中国文化人模仿或是羡慕的样板。事实是,他们两人的关系经常是在痛苦不堪中挣扎,尤其是西蒙波娃;美国最近出版的《西蒙波娃和萨特》一书,也详细描绘了这两人的左倾、虚伪,和充斥欺骗的情侣关系。结果是,那两个鼻祖不仅牺牲了自己,更害死了无数西方年轻人和一代中国人。高行健则是这些萨特牺牲品的代表人物。

第四,来到海外的文化人成为自身现状的牺牲品。本来,中国文化人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自由世界,终於开始有一个机会给自己补课,重新学习,重新认识世界,重新审视和矫正自己,以弥补在中国被牺牲掉的生命。但和绝大多数中国文化人一样,高行健来到海外後面临三个困境∶首先当然是生存困境。其次是语言困境。虽然高行健会些法语,但谁都知道国内那点外文底子离真正够用差多远。即使是会听会说,能应付生活,但只要不能快速大量阅读,不能写,还是像文盲一样束手无策。再就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环境陌生的困境。

那麽面对这些困境怎麽办?高行健这类人不是不清楚自己其实底子很薄,根本没读过几本书,但又太急於出人头地,面临这麽多困境哪有一切从头开始学习的能力和耐心?於是一些人开始利用“共产国家异议作家、诗人、艺术家”的招牌钻营找钱,依靠西方“政治正确”的文化救济金生活。而靠贩卖这种身份生活,就得打“共产牌”或“中国文化牌”,到处钻营,也挺费事。於是一晃一、二十年过去,外语没学好,西方社会没弄明白,只练就一身“唬”西方人的本事。高行健大概没走领文化救济金的路(他自己声称靠卖画为生),但认识了马悦然。以高行健《一个人的圣经》里的精明,他在和马悦然接触的二十四个小时内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这个热衷中国古汉语的瑞典老头实在不懂文学。以《皇帝新衣》里的裁缝般的本事,高行健用道听途说、民俗传闻的垃圾堆起一个号称表现多种中国文化的《灵山》,并且神奇地赢得了那两个裁缝般的成果。难怪那个蔑视整个中文评论界的马悦然非常钦佩高行健∶“他胆子很大,真的胆子很大。” 另一个前“准诺贝尔奖得主”,也是早就弄明白了马悦然是怎麽回事,只是在竞争中让大胆做裁缝的高行健给赢了。就像另一位杀妻自缢的中国诗人顾城所说∶“老外哪懂咱中国人的事呵。”

高行健的作品不是一个质量“好坏”的问题,而是一个“真伪”的问题。高行健本人也已经不属艺术讨论范围,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虽然高行健获奖,就像我在《高行健获诺奖的六个偶然》一文中概括的,完全是由於偶然因素,但高行健现象在中国人圈子里却并不是偶然现象,只不过他的“成果”太大,太显眼。在文化艺术界,尤其是在诗人和画家中,大大小小的高行健们有的是(因为诗和画最有“唬”的馀地),他们不想用认真、扎实的积累达到小成、中成,而是要用“唬”和“骗”迅速“大成”。利用西方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陌生,利用西方左派要居高临下地“赏赐”第三世界“艺术家”而钻各种空子。他们连蒙带唬,获得大大小小的高行健般的“成果”,然後把这种成果反馈到中国,再“唬”中国人。中国人在自己家里骗完,开始骗世界了,骗了世界之後再回头骗中国人更容易!

高行健的道路,是中国文人继续做牺牲品的道路;只不过以前是被迫,现在是主动。在这个过程中,无论他们赢得多少生活中的胜利,都丝毫塑不起做人的尊严。高行健现象,对外不仅严重损害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形象(他得奖後,外国媒体一片劣评,不是评论含金度,而是怀疑是石头还是金子),同时破坏世界文化领域的生态健康;这种“榜样”反馈回到中国後,再破坏已经千疮百孔的中国社会和文坛,於是构成双重损害。

中国社会历尽沧桑,中国文人是各个大时代的最大牺牲品。但只有首先意识到自己是牺牲品,才有可能重新走一条拒绝做牺牲品的道路。

(原载《观察》2006年1月19日)

2006-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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