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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是不是思想家?

曹长青

李慎之先生去世後,在海内外一片赞誉声中(网上起码有150多篇),我写了“对李慎之说点真话吧”(有网站转载时把题目改为“李慎之的三个贡献和三个局限”)一文,提出对李慎之的评价应该更客观一点,一味地往天上捧,不符合李慎之本人倡导的“要说真话”的精神。但这篇文章好像有点大逆不道,招来不少点名不点名的抨击,更惹得某些慎之先生的同辈、有类似经历的前共产党文化人的不满。

我那篇评论李慎之的文章,无论全面与否,起码是理性的,并明显是对李慎之先生怀有敬意的。但推崇自由主义价值的中国文化圈(如果真有这麽一个圈子的话)似乎仍容不得对“我们的领军人物”有任何不敬之词。如果一边反对对统治者滥用“伟大的导师”等词汇,一边对反对独裁者的人也套用这类没边没沿的词汇的话,多少有点太滑稽了。我这麽说并非无的放矢,请看这些对李慎之的颂扬:

“李老是人们心中的巍峨的高山,是雄伟壮丽的长城”;“我们这个民族有福了、有救了,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出现了先知——李慎之”。多篇文章把李慎之评价为“思想家”,有的还称李慎之是“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思想家”,甚至称李慎之是中国“当代思想史确立坐标的人”,是“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的泰山北斗┅┅20世纪中国思想道统的四个代表是梁启超、胡适、顾准、李慎之┅┅”(上述每句话都出自不同文章)

我无意再多选,这实在是冰山一角,有兴趣者可到国内“思想评论”网站(www.sinoliberal.com)去查看。坦率地说,从那些充斥形容词的热烈赞美文章中,我既读不出李慎之作为“思想家”到底有哪些深刻,也读不出作为一个颇有个性的人,李慎之有哪些可爱的个人气质、生活细节等。那些浮夸、空洞、滥用赞美词的文章,不仅不让我感觉他们对李慎之有多少真正发自内心的敬意,反而产生一种感觉:大家都迫不及待地要出来表态一下,我是这一夥的,千万别漏下我。从那些没有个性的文字中,我更多读出的是,下意识的团夥集体行为超过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对另一个独立的个人的独立的思考。缺乏独立思考自然只能人云亦云地滥用形容词。而任何超越真实的评价,不仅经不住时间的检验,更是对後人的欺骗。

所谓“思想家”,最起码得有这两种成就中的一种:首先是有原创性的思想;第二,如果没有原创性的话,起码得有关於原创思想的系统解释、论述。而且这种原创和对原创理论的诠释具有人类普遍意义和跨时代的价值。但李慎之在晚年开始摆脱共产党思维後十多年来写的文章(没有专著,各类文章约40万字),基本是没有任何原创性的,他通过个人体验写出的对共产制度的思考和认识,不仅完全没有超出40多年前的东欧异议人士、前南斯拉夫副总统吉拉斯(又译德热拉斯)的水平,也没有像吉拉斯那样对共产制度有一个较系统的理论批判。(吉拉斯有《新阶级》、《与史达林的对话》、《新阶级的 落:共产主义自我毁灭的历史》等三本主要著作)。而和哈维尔、昆德拉、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等东欧知识份子关於共产主义的论述相比,李慎之先生还处在一个学习、理解和消化的阶段,自然谈不上超过他们。否则他绝不会至死没退党。一个纳粹的坚定反对者绝不可能在没有刺刀威逼的情况下继续做纳粹组织的成员。我一再强调这个形式是非常重要的。李慎之不是不够勇敢,而是他的认识还相当有局限。勇敢来自智慧!东欧知识份子们超人的勇气来自他们对共产社会的深刻认识,彻底否定。来自他们对共产制度居高临下的俯视、蔑视,而不是栖居朝廷内部的进谏劝君!

但即使对东欧这些对推翻共产主义制度起到启迪作用的先驱者们,西方也没有把他们评为“思想家”,更不要说是“杰出的思想家”或“伟大的思想家”。西方媒体提到索尔仁尼琴时,多是称他为异议作家,最多被称为“俄国的良心”,而不是“思想家”这种带学术色彩的定性。对於萨哈罗夫,西方媒体也仅称他是物理学家,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家等。对写出那麽多批判共产主义作品的昆德拉,也只是被称为“小说家”,连使用“异议人士”的时候都不多。也没有人称哈维尔为“思想家”,只是称他为剧作家,异议人士,人权活动家等。连对写出三本批判共产主义专著的吉拉斯,在他1995年4月去世时,《纽约时报》的悼词文章,也只是给他一个“早期持不同政见者反抗共产主义的旗帜”的评价而已。

为什麽他们不能被称为思想家?因为对共产主义的性质和其导致的恶果,无论是从思想上(集体主义对抗个人主义)、政治上(独裁统治对抗民主政治)、还是经济上(计划经济对抗市场经济),西方早就有各种理论专著。即使在文学作品中,也早有奥威尔的《1984》、《动物农场》,以及更早的《正午的黑暗》、《我们》等等。东欧那些知识份子们之所以没有被称为思想家,因为别人已经提供了原创的思想、精神资源,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生活体验证明,并站出来指出前人否定共产主义的正确性。在哈维尔们还没有被称为思想家的情况下,中国知识人一窝蜂地把李慎之捧到“思想家”的高度,到底是由於中国人思想家的标准太低?还是不清楚“思想家”的概念?还是中国根本就没“思想”?

不要说李慎之的文章深度根本无法和上述东欧知识份子相比,他那些观点在过去这些年来很多中国人早就说过、写过,并没有新鲜之处。如果这样就是“思想家”了,那中国的“思想家”得有成百上千。连北师大22岁的女学生刘荻在网络上发表的一些文章,都不仅表达了对个人主义的认识,而且其行文、语言比李慎之的文章更有个性,更何况刘荻还正在付出比李慎之更沉重的代价:年纪轻轻就被投入监狱!那麽是不是可以说刘荻也是中国的“小女思想家”?

我丝毫不否认李慎之作为中共党内高官出来否定共产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其独特价值,但是不是由於李慎之曾是中共高官的地位,人们对他就可以随便降低思想家的标准?他被共产党封的地位越高,其作为思想家的标准就可以越低?那些推崇李慎之为“伟大思想家”的人们是否可以指出我们和我们的後代应该学习李慎之的哪些思想?研究他的哪些理论?或许那些人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们今天对李慎之的评价只是学习李慎之本人对顾准的评价:

“我现在确认顾准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天才,真正的英雄。┅┅我认为,顾准比所有其他的人都高,而且不止高出一头,两头。他比清末以来的所有思想家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都高,他是真正的巨人。”“顾准比五四先贤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都更伟大。”“顾准是中国近代以来(且不说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顾准的名字必将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指路明灯┅┅”

如果李慎之把顾准捧到如此高山顶峰的话,是不是说明李慎之的认识水平只是在顾准的山脚下呢?如果今天中国自由派知识份子们又真的如此仰望泰山般地推崇李慎之的话,那是不是说明中国自由派群体的水准又只是在李慎之的脚下呢?不至於吧?一般说来,过誉的赞美词中应景的恭维总是大於真诚的情感。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是,我对李慎之带有否定的肯定中那份对他本人的敬意和真诚,大於那些不负责任滥撒形容词的颂扬者。

我几次在不同的文章中提到老一代共产党人,如果今天起来反抗共产专制了,首先应该反省早年追随共产主义的错误。他们对共产党在中国建立血腥的统治,是负有一定责任的。起码是道德责任!我再重复一次:共产党在中国建政和维护统治,不是靠毛泽东一个人抗著枪、挥著笔实现的,是得到了无数个没有觉醒前的大小李慎之们的帮助的。但谁提到这个问题,就像捅到了马蜂窝。老一辈共产党人气急败坏地出来捍卫自己的历史,情绪化到把左右派也搞糊涂了;年轻一些的,则极为宽容大度地赞美李慎之们当年追随共产党是为了追求民主自由,甚至说,除了追随共产党无路可走。北大教授钱理群的话比较有代表性:

“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开始并不是“‘五四’民主、科学传统的对立面┅┅以共产党人後来的失误、异化,来否认他们最初的选择。这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不公允的。”“我对慎之先生的崇敬,首先是出於对这些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流血牺牲的‘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的崇敬。”

且不说当时中国有很多知识份子并没有选择共产党!退一步讲,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原则,作为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钱理群先生居然没有弄清楚:好的出发点和动机绝不能抵消其导致的恶果的责任;目的高尚绝不能赦免其手段和过程的残暴所带来的罪行!(the end cannot justify the means!)这在西方文明社会已是没有争执的共识。

世上就想作恶毁灭人类的魔鬼恐怕极少,如果有的话。人类社会的哪一个重大灾难不是从美好出发点开始的?谁能说毛泽东从上井冈山到建立红色政权就是要毁灭中国人,把中国变成一个贫穷、落後的国家?谁能说毛泽东就是为了饿死三千万中国人才搞大跃进的?谁能说毛泽东就是为了把中国文明彻底毁灭,把每个中国人都变成魔鬼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的每一个出发点、动机、目的都是理想化的,希望中国人民过幸福的日子,希望中国人成为有高尚道德的“新人”,希望中国强大,如天堂般美好。但其结果却把中国变成了地狱,在这个过程中害死了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人们可以由於毛泽东的美好动机和高尚目标而赦免他的滔天罪恶吗?

没有什麽比“共产党前期是好的,後来异化了才导致灾难”的说法更浅薄的了!共产主义的灾难是它以集体主义消灭个人主义、以公有制剥夺私有财产的性质所决定的!它从来没有异化过!这个主义的本性、它的价值观就是反人性的、罪恶的!那些继续维护前期共产党的人们,只能是迄今还没明白这个基本的价值。

正是由於对共产主义这个本质性的问题不够清晰,所以李慎之至死没退党,而且他对“个人主义”这个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基座几乎没有任何论述。所以那些真正尊重李慎之先生的人们,最好不要给慎之先生冠上“思想家”的难堪,而是客观地评价他在中国现状下的独特贡献。有篇文章说李慎之死在了门坎上,我觉得颇为准确,更为他此时去世而非常遗憾。李慎之的局限,主要还是由於他的生存环境造成的。他的确是一个思想敏捷、接受能力很强、思维活跃又真诚追求真理的人。所以我毫不怀疑,如果他能再活几年,他的下一步一定是彻底迈出共产党的“门坎”,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2003年5月27日於纽约

2003-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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