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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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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写诗开始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在我青春成长的岁月里,中国正处于最严重的无书可读的精神饥荒中;由于结识了一个被发落到东北边疆的诗人,我有幸读到了一些诗集,于是开始模仿写诗,在东北的一些报刊上发表。后来在黑龙江大学读中文系的时候,仍继续做当诗人的梦;但由于读到了一些有关共産主义罪恶的禁书,反抗专制的意识日益萌生,我的诗里也增加了越来越浓的政治色彩。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发表了不少诗和一些诗歌理论,也算小有成绩,还得到了一个去中国最权威的诗歌杂志《诗刊》做编辑的机会。但是,我的文学梦第一次被现实打断了:完全是由于我的诗和我组织的文学社团的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因素,我被惩罚性分配到一个健康小报做编辑;后来自己努力调到了南方的《深圳青年报》。这期间我仍在继续写诗,出版了一本诗歌理论专著,继续做文学梦。

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深圳青年报》做编辑的时候,正值中国进入一个思想解放的小高潮,推崇美式民主、向往西方文明成为知识界的一个主导潮流;专制与反专制的较量日益升级。在这种情况下,办一张报纸比写诗更令人兴奋。与此同时,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只要专制政权存在,只要泯灭人性的文化不受到挑战,中国就绝不可能産生真正优秀的文学。事实已经证明,在所有极权国家,哪怕是有灿烂文学传统的俄国,在共産专制下,都没有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专制政权不推翻,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都是奢谈。每一个人都是他所生存的那个社会的産物,认或不认,这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我开始写政论文章,越写越有兴趣,觉得这是比诗更适合我的文字表达形式。但我仍发表一些小诗,自我奢侈、满足一下。文学依旧是一个难以甩掉的梦。

报纸终于由于冒犯当局而被关掉了,1988年我来到美国。即使能用英文写诗,在美国都完全无法靠诗生存,更何况写中文诗了。好在我已经习惯、也喜欢写政论文了,而且在有限的华人世界,靠中文写作居然可以生存,并且状况比前辈的、其他国家的所谓流亡作家要好很多。虽然我仍是更喜欢文学,但在西方这些年的经历才使我得知,当年在中国接触到的文学和文学评论是多麽贫乏、可怜!才使我痛感,我们离真正的文学世界是多麽遥远。我们这几代中国人,有些补不上的课是致命的,再加上人性被那个吃人的制度吞噬太多,在这种先天条件的严重缺陷下,能写出真正的优秀作品的机会就低的可怜了。人生有多少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的遗憾呵!我曾在给一位中国诗人朋友的信中说,西方有多少笨蛋都走了漂亮的文人之路,而无数智商一点也不低于他们的中国人,就完全被那个制度毁掉了。这也是我对共産制度痛恨至极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人活在那个制度中不被致残;人不能胜天。今天的中国不産生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无论中国作家们在中文世界的小圈子里怎麽自恋。那是一个严重摧残人性的制度,没有人性,谈何文学?

所以摧毁那个制度就成了我全身心关注的目标。既然难以做成文学殿堂里的一颗明珠,那就做通向自由之路的一块铺路石子吧。所以这些年来,我全力关注的是了解西方,学习美国。从美国全方位自由流动的信息、思想中,从近距离观察美式民主的运作中,对美国的民主价值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认识,基本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治理念。在发表的文章中,我对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从来都是坦然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反对共産主义,推崇西方文化、西方文明、西方主体价值和美式民主制度;支持台湾、西藏和新疆人民的自决权。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推崇共和党保守主义的理念,具体说,比较接近(但不完全是)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小政府、大社会、充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和家庭价值,重视国家安全,支持强大国防。作为一个移民,我倡导种族共融性,强调是非大于种族,人类的共性大于种族和文化差异,反对多数华文媒体乐于在海外华侨中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做法,等等。

在根本的价值观上,我信奉的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主义(collectivism)。

在个人经历上,虽然我来自共産国家,但也和美国新保派的人物们比较接近。比如,新保派的鼻祖们和当今活跃人士,几乎全都在年轻的时候爱好文学,做过当文学家的梦,不少人一直都在写政治评论的间隙,写些文学评论,或出本诗集、小说之类。同时,他们多数都在早期的时候有过左倾倾向(这是愤世嫉俗、对弱者充满同情心的文学爱好者的通病)。我刚到美国的前几年,就在对两党政治并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自然左倾,偏向民主党。当然,经历过共産专制的我,绝不可能往左的方向走得太远,所以,刚刚偏左,就发现问题严重,立刻转向。

或许是我的右倾观点越来越明显,也或许是我支持台湾和西藏人民自决权的态度,还或许是我对一些人或事的批评不够留情面,所以有过不少对我的抨击、谴责,更有在网站论坛中的侮辱、谩骂和谎言指控。我曾生气过,但很快就习惯了,并越来越清晰,跟自己拥有的言论自由的价值相比,这实在是太微不足道的代价了。多次有文友、朋友警告我,观点不要太鲜明、太极端,否则树敌太多(其实我并不是极端派,只不过持相反观点的人怎麽都认为你极端罢了);也有发我文章的编辑,怕反弹太大,砍掉一些我文章中的棱角等。

其实,在一个自由社会,观点冲突是非常正常的。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颇有你死我活之势,只是没有动刀枪罢了。美国媒体上更是每天都硝烟弥漫;最好的政治评论员总是有最多的敌人。最近左派旗舰《纽约时报》为了表示平衡,用了一个比较温和的右翼新保派专栏作家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就此,《华盛顿邮报》左翼自由派专栏作家金斯利(Michael Kinsley)说,“布鲁克斯是自由派最喜欢的保守派,他目前还没有敌人,但如果他给《纽约时报》写一段时间专栏还没有敌人的话,那他就失败了。”

我写作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赢得更多思想上的朋友,理念上的战友;但哪一天我没有敌人了,说明我也失败了。我也发表过一些英文文章,和发表中文文章相比,最大的感触是,英文编辑的改动一定是强化、拔高你文章中的棱角;而中文编辑则尽量砍掉你的棱角,让你的观点越模糊越好,让你的文章不惹起任何反对的声音才好。如此泯灭个性、思想的做法,真是中文写作者的悲哀。幸亏今天有了网路,否则不知多少有才华的中文作者被自己的母语世界所扼杀。

俄裔美国作家纳博科夫说,他不得不用英语写作是个个人悲剧。我认为自己成长在专制的、汉语文学养分甚少的中国,给从事文学创作带来致命的先天缺陷,这是第一个个人悲剧;而从事新闻写作,在母语国家的专制媒体上发不出声音,在海外也罕见真正独立、专业的中文媒体,这是第二个个人悲剧。但悲剧中人总得站起来,把每一块发表文章的园地当《华尔街日报》,当《纽约时报》,把每一次“战风车”当作真正的战役。

建立这个个人网站,除了把发表过的文章汇集一下,还想经营一小块可以更自由说话的园地。中国古语说“放胆文章拼命酒”,就是表明,文章只有放胆,才能写好,而被禁锢的思想永远不可能闪出火花。我还希望能抽出时间,把我读到的一些好的文章推荐给读者。既然是个人网站,那我就会尽量让它带上我个人的风格,也就是说,它会在倡导上述我所推崇的理念和价值观上,立场鲜明,观点清晰。这里不考虑多元观点,只想和具有共同理念的朋友们分享信息,交流思想。

我在这个网站上把自己文章的栏目尽量分得比较细,并不是我想冒充全球问题的专家,而是因为在这个全球已经成为一体的世界,任何重大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的发生,都引起全球效应,都有相互的联系;人类所面临的问题越来越是共同的,相互可借鉴之处也越来越多。所以媒体的评论家和专栏作家们,都是全世界的什麽事情都得评,从伊拉克战场到歌星麦克.杰克森的卧房。把文章按内容大致分类,主要是为了读者查找方便, 因为谁也没有闲工夫把你的文章读个遍。但这个分类并不是很准确,比如在“新闻采访”栏目下,很多是就我采写的新闻事件而发表的评论;之所以放在一起,是为了阅读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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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青

Email: caochangqing@gmail.com

2002年10月

个人简历

1953年出生于中国黑龙江省,早期从事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研究。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曾任《深圳青年报》副总编辑,该报八十年代中期因大胆敢言被中国政府关闭。

1988年赴美后,创办《新闻自由导报》(洛杉矶)。1990年代初,分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和夏威夷“东西方中心”(EWC)做访问学者和访问研究员,从事新闻研究。后一直专事写作。

曾任香港《开放》杂志、《苹果日报》、台湾《自由时报》专栏作家,台湾“中华电视”驻美评论员,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网络影视评论“长青论坛”主持人等。

主要著作有:《台湾的抉择》;《理性的歧途——东西方知识分子的困境》;《美国价值》;《独立的价值》;《中国大陆知识份子论西藏》(主编);《诗的技巧》(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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