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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擎道德火炬的聖人——教宗保羅二世

曹長青

當約翰.保羅二世最後一次呼吸,闔上雙眼之後, 20世紀的歷史才算真正結束。20世紀是人類最災難深重的一百年﹕兩次世界大戰,納粹興起,共產主義蔓延全球,多達一億三千萬人喪生。在20世紀後半葉,約翰保羅二世擔任教宗26年,他高舉著十字架,勇敢地領導了一場結束共產邪惡,拯救人類,捍衛信仰的道德之戰。《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威爾(George Will)說,27年前當梵蒂岡的西斯汀教堂冒出白煙,表示新教宗產生時,其實“就是冷戰結束的開始”。

1978年,梵蒂岡選出了有史以來第一位波蘭人教宗。這位新教宗第一次用意大利語向梵蒂岡廣場的人群演講時說,“如果我(語法)錯了,你們糾正我。”但隨後的26年,卻是他在道德層面上糾正整個人類,而且首先是從他的祖國、被共產奴役的波蘭開始。

以揭出“水門事件”而聞名的美國記者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與人合寫的《教宗》(His Holiness)一書中,詳細記述了1979年教宗第一次訪問波蘭的經過。當時的蘇共領袖勃列日涅夫反對,並預測說﹕“教會早晚會掐住我們脖子,把我們窒息”。蘇聯外長葛羅米柯則警告說,不要低估教宗的“潛在威脅”。但波共領導人最後還是同意了教宗來訪,因波蘭人口95%以上是天主教徒,如果拒絕波蘭人的教宗回國訪問,激怒教徒的話,更不利共產黨的統治。但波蘭政府做了嚴密防範,不僅限制媒體報道和教宗行程,還對出席教宗彌撒的人,用入場卷控制。

教宗抵達華沙機場的第一個舉動,是跪下來,親吻故鄉的土地。這個象征性的動作一下子點燃了波蘭人的民族熱情,全國所有教堂的鐘聲同步響起,向教宗祝福的聲音回蕩整個波蘭。

雖然政府用入場卷控制人數,但在華沙老城的“勝利廣場”,仍聚集了黑壓壓的40萬人。那是一個完全超出波共當局預料的場面﹕幾十萬人,不是像以往共產集會那樣高舉拳頭,而是舉起木製的小十字架,高喊著“我們要上帝,我們要上帝!”教宗在演講中說,“從人類歷史上排除耶穌,是反人類的原罪”,並直接挑戰無神論的共產黨說,“領導波蘭明天的是耶穌!”全場萬眾歡呼,連續鼓掌10分鐘之久。這種復蘇的信仰激情,感染了整個波蘭。在隨後幾天,有一千三百萬人參加了教宗主持的彌撒活動,佔波蘭人口的三分之一。

教宗在演講時,總是提醒波蘭以及所有共產世界的人“不要畏懼”(Be not afraid)。這不僅震憾了波蘭,也影響到周邊國家。立陶宛三國有大批民眾趕到波蘭邊境,因為在那裡可以看到教宗演講的電視;很多蘇聯人則利用芬蘭電視收看教宗活動。美國作家伯恩斯坦評價說,對當時被共產主義統治了35年的波蘭來說,教宗的來訪,等於是在刀劍和十字架之間,劃出了界線。

一位波蘭地下反抗運動領導人說,看到從機場到市區的路上成千上萬的人夾道歡迎教宗,他產生了一個念頭,波蘭的反抗運動,必須和教會聯手,得到教宗的支持和庇護。在大西洋對岸的美國,正準備競選總統的里根,也通過電視看到這些場面時,被感動得流淚,他更強烈意識到,這個世界上不僅有美國和蘇聯,還有教廷這“第三個superpower”,美國應和教宗聯手,從波蘭開始,鏟除共產邪惡。

教宗返回梵蒂岡後,一位神秘客人馬上來訪,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長凱西(Bill Casey)。這是一種奇妙的會晤,一個是“光明之子”(prince of light),一個被稱為“黑暗之子”(prince of darkness)。凱西帶來了美國衛星拍下的教宗在波蘭演講的照片﹕在那人山人海的畫面裡,只有中間一個小亮點,就是身穿白袍的教宗。在隨後幾年中,凱西和教宗見面15次之多,向教宗提供了各種關於波蘭的情報。

凱西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是里根總統最信任的內閣成員之一。在八十年代執政八年的里根總統,也是虔誠基督徒,他和教宗見過七次面,建立很多共識﹕都認為有道德責任結束共產邪惡,里根曾公開抨擊蘇聯是“邪惡帝國”;都認為波蘭團結工會和其領袖、虔誠天主教徒的瓦文薩的出現,不是偶然現象,而是上帝揀選了他們,從波蘭開始來結束共產主義。除此之外,教宗和里根兩人都遭槍擊(前後差6個星期),子彈都距心臟很近,兩人都認為是上帝讓他們倖存,來完成結束共產主義的使命。美國專欄作家威爾說,1981年三個世界級人物被刺(里根,教宗,埃及總統薩達特),如果遇難的不僅僅是薩達特,那麼人類歷史將改寫。

第一屆里根政府的主要內閣成員,像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中情報局長等,都是天主教徒。他們都像里根一樣,認為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陣營是納粹的繼續;應聯合教廷,首先把波蘭從共產軌道中拽出來。教廷和美國全力支持團結工會,美國提供了五千萬美元援助,包括印刷機,傳真機,紙張,復印機等,從而使波蘭有了1,600種地下報刊(有10萬波蘭人參與)。歐洲自由電台,美國之音,以及梵蒂岡的電台,也全力配合。據伯恩斯坦的書披露,當時美國說服瑞典,利用其港口向波蘭人提供援助,歐洲自由電台和美國之音,還向波蘭人播放暗號,告訴他們到哪裡提取援助物質,雖然這樣做違反美國的法律。

“團結工會”高潮時發展到一千萬人規模(波蘭人口當時3700萬),是波蘭共產黨員數量的四倍。在瓦文薩領導工人罷工時,船廠大門上掛的是教宗的畫像。在波共當局終於不得不承認“團結工會”,並與之簽協議時,在媒體聚光燈前,瓦文薩拿出一個大型號的筆簽字,它是教宗送的,上面有保羅二世的畫像。隨後瓦文薩去梵蒂岡,受到英雄般的接待,並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記者法拉奇的採訪,為他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留下了“伏筆”。

面對波蘭要變天,克里姆林宮急了,一再催促波共鎮壓,實施戒嚴。當時波共總書記卡尼亞和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被叫去莫斯科時,雅魯澤爾斯基擔心有去無回,交待自己的一位將軍朋友照顧他的妻兒。他帶了一把手槍,一枚手榴彈,裡面放了自殺用的毒氣。當時蘇聯在波蘭邊境集結了17個師的部隊,以前他們就是這樣對付匈牙利和捷克的。

兩位波共領導人回到華沙後,被認為軟弱的卡尼亞遭免職,雅魯澤爾斯基被任命為總理,隨後全國戒嚴,團結工會被取締,瓦文薩等200多名領導人被逮捕。在波蘭陷入最黑暗的時刻,羅馬教宗又在1983和87年兩次去波蘭,從精神和信仰上鼓勵波蘭人。在83年的訪問中,教宗堅持會見了被關押的瓦文薩;在87年的訪問中,他強硬地指出,必須結束戒嚴,恢復人民權利,恢復團結工會。正是教宗的訪問,使成千上萬的波蘭人恢復了勇氣。教宗明確表示,波蘭人一定會勝利。當時這樣的樂觀預測令波蘭的異議知識份子們相當吃驚。

也許是天意,在27個月中,蘇共三位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相繼去世(平均9個月死一個),1985年戈爾巴喬夫出任了蘇共總書記,他不像前任那樣熱衷用武力干預衛星國的內政。

處於困境的雅魯澤爾斯基,只好去梵蒂岡找教宗,承認共產黨已失去波蘭人民的支持,尋求教宗幫助,使波蘭平穩轉型。於是,在教宗第一次訪問波蘭整整10年零2天之後的1989年6月4日,也就是在中國六四屠殺那天,波蘭進行了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選舉,在開放的262個國會席位中,團結工會一下子贏得261席。於是團結工會出面組閣;在隨後的大選中,天主教徒瓦文薩當選了民主波蘭的首位總統。

瓦文薩當時就感嘆說,如果沒有約翰保羅二世,波蘭的變化完全沒有可能。在教宗去世之後,瓦文薩接受媒體採訪時則評估說,促成波蘭共產党垮台的功勞,“50%歸教宗,30%歸波蘭人民,20%歸里根、撒切爾、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戈爾巴喬夫也說,“沒有教宗的努力和角色,東歐的變化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曾經輕蔑地說,“教宗?他有多少個軍團?”今天,在梵蒂岡聖彼得廣場,那些排24個小時的隊,等待看望教宗最後一面(平均每人不到10秒鐘)的幾百萬民眾,那些被電視屏幕粘住了一個多星期的世界各地的億萬觀眾,最有力地回答了斯大林,他們都是教宗的“軍團”!

作為羅馬教廷歷史上第264個教宗,保羅二世為什麼要如此這般直接承擔結束共產主義的責任?他虔誠的基督信仰當然是最主要原因,同時也和他個人經歷有直接關係。他出生在波蘭,經歷了被稱為“孿生邪惡”的納粹和共產主義;雖然他曾是演員,詩人,劇作家,哲學家,拿過兩個博士,但他卻不是從充滿烏托邦幻想的知識份子編輯的教課書上,而是從個人直接的生命體驗中,用來自上帝(聖經)的道德標準,辨識了善和惡。他認為信仰是改變人心的根本。

約翰保羅二世接掌梵蒂岡時,基督教在全球的影響力下降,享受主義,物質主義,道德相對主義的潮流,彌漫整個世界。教宗在知識人們高喊著“上帝已死”的大潮中,毅然承擔起“上帝守門人”的責任,在那個只有109畝、佔地20多條街的梵蒂岡,向全球舉起了道德的火炬,去照亮人心。在26年期間,教宗訪問了全球129個國家,傳播福音,抵抗這種“世俗的潮流”。他是語言天才,通曉英、法,德、俄、意大利語、波蘭語、西班牙語、斯洛伐克語、烏克蘭語、立陶宛語等11門語言,還學會用其他100種各國語言說幾句問候和布道的話;語言是不同的,但上帝的聲音是一樣的。

這位教宗曾悲憤地說,從啟蒙運動,尼采,弗洛伊德,到馬克思,“20世紀被錯誤的預言家和導師主導,使人們沒有能力分清對錯。”其中最大的危險是“道德相對主義”,即沒有了絕對的道德標準,各行其事。上帝給人的生命不再被視為是神聖的,而是強調“生命的質量”;對那些質量不高的,就可以被以各种名義結束。正是這種邏輯,使那些精神病人、同性戀者、腦傷殘者,那些被視為“生命質量”不高的七萬人,成為第一批被德國納粹送進毒氣室的人。希特勒的大屠殺,就是從這種對生命的看法開始的。

面對這種反生命的潮流,教宗堅定地固守底線,絕不讓步,清晰明確地反對墮胎、同性戀、安樂死,反對女權主義、消費主義、道德相對主義……。在西方左派媒體上,教宗被視為保守、固執、守舊、不能“與時共進”。即使在他去世之後,美國左派媒體《紐約時報》發表的三個整版的教宗專題報導中,竟有一半篇幅批評他的“訓詞”內容,甚至說他去很多個國家佈道,是浪費資金,應該把這些錢捐給第三世界的窮人。這種對拯救靈魂的價值毫不領會的報導表明,在共產主義大勢已去的今天,西方左派正越來越成為對抗上帝的主要力量。

教宗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無論左翼的世界怎麼攻擊,無論教廷內部妥協的聲音有多大,他都絕不讓步。即使在遭到槍擊後,健康開始下降,生命的晚年,又患多種疾病,做了幾次手術,步覆維艱的時刻,他仍倔強地高舉著道德的火炬,絕不放鬆。

保羅二世在波蘭上中學時,喜歡踢足球,但他不是前鋒,也不是後衛,而是“守門員”。也許是從那時就訓練出來的意志,在後來人生的賽場上,他始終都是一個守門員,死死地守住了信仰的大門。今天,傳遍世界每一個角落的“道德”的呼聲,就是對保羅二世這位“守門員”的喝彩聲!

2005年4月7日於紐約 原載《觀察》

2005-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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