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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信佛,不可征服——西藏流亡社區見聞之二

曹長青

在動身去印度採訪西藏流亡社區之前,我特意去找宗教的書,想多了解一點佛教。美國近年出現一個號稱全球最大的電腦書店,叫亞瑪遜(Amazon.com),有250萬種圖書,人們不用去書店,在家中打電腦就可選購。我打開亞瑪遜的電腦網址,在圖書種類上打出“佛教”,結果出現1,200種佛教書,不僅有佛教哲學、歷史,還有西藏的醫藥、烹調等等,光看這些書名就要幾小時。

這丹h種類的佛學書,說明佛教在西方的發展勢頭。據美國《時代》周刊1997年10月報導,現在僅美國就已有10萬佛教徒。美國的“佛教英語教學中心”,1988年時有429個,現已達到1,062個,翻了一番。該雜志記者感嘆,“佛教從未像今天這樣勢頭大。”

該文分析說,這背後至少有三個原因:

一是好萊塢電影的全球輻射。如近年的“西藏七年”和“昆敦”(Kundun,藏語是“尊前”,即最受尊敬的大喇嘛出現在眼前)等;

二是流行文化的傳播。美國的Beaties Boy樂隊去年在舊金山舉行的一場聲援西藏的演唱會,觀眾達20萬。芝加哥公牛隊是全世界籃球之王,該隊前鋒喬丹最近參加的全美籃球明星賽,全球有100多個國家電視轉播,近10億人觀看。公牛隊主教練賈克森尊崇佛教,他寫書指導球員學習佛教以“忍”來克敵制勝。

三是中共對西藏的殖民統治。被《時代》周刊去年選為全美25名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的哥倫比亞大學藏學教授羅勃特舒曼(R. Thurman)說,西藏像小海陛A被中國惡龍的利爪摧殘,任誰都會伸出援手。

達賴喇嘛無處不在

但當我到了印度,發現美國的這些佛教發展,和當地西藏流亡社區比較,太是小巫見大巫。在新德裡的“西藏之家”書店,我數了一下,關於西藏和佛教的英文書就有250種。我在印度南方約四萬人的四個藏人難民居住點走訪了一圈,強烈感覺到這是個典型的佛教社會,幾乎每個人都是佛教徒。我訪問居民點的老人院時看到,每個老人都手拿一串佛珠,他們除了吃飯睡覺,就是念經祈禱。我去藏人家中訪問,發現每家都掛著達賴喇嘛像,供著佛台,插著青煙繚繞的佛香。不要說寺廟,連藏人辦的地毯廠、拖拉機廠,摩托車廠,包括各種辦公室以及工具倉庫,到處都掛著達賴喇嘛像。在藏人學校,還設有佛學課。我在參觀一所中學時看到,一個身著深紅佛袍的和尚正在給學生講經。在藏人流亡社區,不僅老人信佛,年輕人信佛,而且文化水平相當高的人也是虔誠的佛教徒。例如我到達印度南方的第一個藏人居民點拉格林(Rabgayling)時,作為該區行政主管的達賴喇嘛代表索南貢拉桑告訴我說,這個居民點有4,000人,百分之百信佛教,包括他本人。而他曾在美國紐約長島大學進修過碩士課程,還在挪威的“西藏之聲”電台做過編輯,說一口流利的英文。

兩百寺廟金碧輝煌

走在藏人居民區,佛教世界的意像到處可見。滿街都是三五成群的和尚,他們身著紅色架裟,和你擦肩而過,有的還向你微笑,合手致禮。

僧侶在藏人流亡社區比例很高。在4,000人的拉格林,有500和尚。最大的居民點拜拉庫比(Bylakuppe)有17,000人,其中35,00名和尚。在13,500人的渾蘇爾(Hunsur)居民點,有4,000和尚和240名尼姑。

據西藏流亡政府統計,在印度12萬流亡藏人中,有近16,000名僧侶,佔人口比例13%。在西藏,1959年中共鎮壓藏人起義前,有僧侶59萬2千,佔當時340萬西藏人的17.4%。後來有11萬被迫害致死,25萬被迫還俗。現今西藏有13萬僧侶,只佔西藏600萬人口的2.2%。

在藏人社區,最好的建築不是達賴喇嘛代表辦公的行政管理總部,而是寺廟。每一個居民點都有很多座寺廟,而且每一座都建得流檐飛瓦,金碧輝煌。這在印度南方的荒郊野外,格外引人矚目。據統計,藏人在印度共建了200所寺院(全球共有890所寺院和佛教中心)。印度很貧窮,流亡的藏人,生活也相當艱難,但他們卻拿出那丹h的財力來建築寺廟。在達蘭薩拉編輯中文版《西藏通訊》的達瓦才仁對此解釋說,“西藏是個佛教社會,藏人再窮,也會建寺廟,獻酥油,讓酥油燈長明,佛教綿延。”

一萬和尚,逃亡取經

藏人辦的寺廟,並不是人們傳統印象中的深山裡的簡陋廟宇,而是辦成了僧侶學院。座落在渾蘇爾的寺廟規模最大,有2,200個和尚,其中15歲以下的小和尚有100多名。我去訪問時,小和尚們正在拔河比賽。我以前從沒見過兒童和尚,很開心地和他們一起拍照。在這個寺廟的住持方丈的臥室,我遇到一個才五歲的“轉世靈童”,我特意把他抱過來仔細看了看,他與別的孩子有什麼不同。寺廟方丈介紹說,這個寺廟的2,000多和尚,有一半是近年從西藏逃過來的。僅1997年頭10個月,就逃來200人。從四川甘孜藏人自治州才逃來幾天的25歲的和尚益西桑丹對我說:“這裡有最好的寺廟,能學到真正的佛學知識。在西藏,很多和尚都想逃到這裡來研經。”住持方丈介紹說,“一般他們要在這裡學習八到十年,有的要學十幾年,然後再回到西藏。”

達蘭薩拉有專門接待逃來藏人的“難民接待中心”。該中心主任索朗秋培介紹說:“由於西藏是個佛教社會,在鄉下有個和尚非常受歡迎。但和尚必須有真正的佛教知識,而西藏沒有經學院,中共不允釩堨艉d人以上的寺廟,認為人聚多了會鬧事,因此他們逃到這裡來深造。”據統計,從1997年到1996年,已有9,000和尚尼姑逃到印度,迄今逃來的僧侶已上萬。

僧侶們在這裡不僅可以專心致志地研讀佛經,還可得到他們的“法王”達賴喇嘛親自傳道解惑。據西藏流亡政府的統計,至1994年,在中共統治下的西藏,還沒有一個完全合格的Geshe(佛教上師,或佛學博士)。但在僅有10多萬人的西藏流亡社區,現在已培養出1,000名Geshe。

一只手擊出什切n音

在寺廟的大院中,可以看到幾百名和尚“辯經”的場面。辯經是僧侶們學習佛經的重要方式,由站立者劈掌跨步猛然提出問題,坐者要機敏快速回答。佛教被稱為最哲學的宗教。例如站立者提出這樣的問題:“一只手擊出什麼聲音?”我想了半天,也找不到理想答案,因為中國古語說“孤掌難鳴”。每個寺廟都保留著很多藏學文獻。在達蘭薩拉的“藏學文獻中心”,收集有藏文圖書5,000多卷,國際上很多佛教學者,都到達蘭薩拉查資料,也有“洋人”到這裡做和尚尼姑。

曾在中共《西藏日報》藏文部做編輯,1969年逃來印度的現任“西藏之聲”電台記者貴桑覺班介紹說,“現在達蘭薩拉有7,000藏人,而常駐的西方人有1,000多。”他們來這裡研究西藏、佛學,學藏語。有的業余時間教英文,有的干脆做了僧侶。在達蘭薩拉鎮的窄小街道上,可以遇到藍眼睛高鼻子的和尚和剃去滿頭金髪的尼姑。在達蘭薩拉附近的山上,有一個全是西方人的“靜思深省中心”。而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的夏宮羅布林卡,管理主任Kim Yeshi是個美籍法國人,她虔誠信佛,丈夫曾在西藏流亡政府任過部長。

藏人流亡社區辦的寺廟,已不是一般中國人印象中的那種與世隔絕的“五台山”上的和尚廟,而辦得相當現代。例如在渾蘇爾居民點的廓芒寺,有1,150名和尚,寺廟裡有12台電話,五台電腦和傳真機,地上鋪著藏人手織地毯,屋頂有現代吊燈和旋轉風扇。僧侶們經常收聽英國BBC廣播新聞和美國之音,還嬝狎^文刊物。在廓芒寺,懂英文的和尚佔4%。

現代和尚周游世界

很多寺廟有汽車。在達蘭薩拉的哲策確林寺,管理主任土登寧扎喇嘛自己駕駛專用汽車。一次我走在達蘭薩拉的街上,突然一輛汽車在我身邊猛然剎住,駕駛者對我喊到“我的朋友,快上車”,我仔細一看,是土登寧扎。

1949年在尼泊爾出生的土登寧扎喇嘛很現代,會說流利的英語、印度語、藏語和尼泊爾語,還說一些法語。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去年10月的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上,經一位德國記者朋友介紹相識。在書展大廳聊天時,他送我一張巴黎出版的法文報紙,上面有他和中國異議人士蔡崇國在巴黎握手的新聞照片和報導。

在達蘭薩拉,他請我到他的寺廟吃早飯,引導我看了整個寺廟,並破例讓我參觀了他的臥室。他的居室有衛生間,還有電視,電話。他說,“我每天都看一次英國BBC電視新聞(在達蘭薩拉收看不到CNN),了解世界政治和有關達賴喇嘛的報導。

一般僧侶也看雜志,聽廣播。”因此寺廟裡的和尚尼姑對外在世界並不隔閡。例如,在距達蘭薩拉三小時車路的道瑪林尼姑院,有153名尼姑,很多都能聽懂我用英文做的演講。在這個尼姑院的走廊裡,貼著尼姑們撰寫的英文作文。尼姑院管理主任告訴我,這裡的尼姑80%是近年從西藏逃過來的,很多剛來時是文盲,在這裡學會了英文。我演講後回答提問,尼姑們提的問題,令我相當吃驚她們對政治問題的了解和熟悉,例如她們提出的前四個問題是:“江澤民能否變化,進行政治改革?”“為什麼中國學生走上天安門,什麼使他們變化覺醒?”“有多少中國人讚成絕育?”“怎樣使中國人知道西藏的真相?”

慈善捐贈,養活僧侶

藏人在流亡社區建了這麼多寺廟,如何養得起這麼多僧侶?土登寧扎喇嘛回答我說,從西藏逃來的和尚尼姑,達賴喇嘛給他們頭一年的生活費,每人50美元,而更多的財政資源來自外國佛教團體和個人捐款。

由於佛教在西方影響越來越大,捐贈很多。捐款,是西方的重要文化現象之一。在美國,民眾捐款數量如同天文數字。據1997年12月9日《紐約時報》報道,1996年美國民眾捐款為1,507億美元。這個數字有多大?目前中國的外匯存底聲稱世界之最,才是1,400億美元(不包括香港的700億美元)。美國民眾一年的慈善捐款就比中國外匯總量還大。而美國人1996年的捐款,有一半捐給了宗教事業,剩下的捐給了其他九個不同領域。如果西藏獲得自由,佛教能夠像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區這樣發展,僅西方民眾的宗教捐款,就可使西藏僧侶無後顧之憂。我在拉格林藏人居民點採訪時得知,剛剛有個台灣的佛教團體訪問過這裡,他們臨走時捐了15,000美元。

寺廟的開銷並不龐大,因僧侶們的生活比較簡單。土登寧扎介紹說,他的寺廟有50個和尚,每天早飯是一杯奶茶,一張大餅,規定只釵Y這麼多。一周有三天早懂ㄗ捔蛋、果汁和蜂蜜。午嶼O米飯和蔬菜。晚飯為麵條或米飯和湯。午晚飯都不限量,一周有一次肉(羊肉)。有些寺廟也自己開闢財源,如土登寧扎喇嘛的寺廟,在廟內開設了小旅館,有20個房間,室內有衛生間和熱水,每間每天收費120印度盧比,相當3.5美元。小旅館經常客滿,除了冬天,都要提前一個月預訂床位。

女性是母親

當得知土登寧扎在14歲時就被父親送去寺廟當了和尚,我想起印度南方那一群群八、九歲的小和尚。這些孩子還沒有成年,就被父母送進寺廟,是不是被剝奪了選擇權利?土登寧扎喇嘛回答說,“如果你了解西藏是個佛教社會,就會理解為什麼父母要把孩子送進寺廟。由於社會環境和家庭環境,孩子們從小就想當和尚,在藏人心目中,僧侶如同天主教的神父、基督教的牧師一樣受人尊敬。當然是父母替孩子做了決定,但僧侶有還俗自由,如果孩子長大了不願意做和尚,只要在大喇嘛前宣誓解除戒律,就可還俗。還俗後如改變想法,還可再回寺廟,再受戒,來去是自由的。”

土登寧扎經常旅行。我問他在西方見到那些金髮碧眼的性感女郎,有沒有性沖動,怎樣克制?他嚴肅地說,“女性在和尚心目中是母親,我們想到與女人有性關系,如同想到與母親有性關系。”我追問,“真的從沒有和尚私下與女人偷情?”土登喇嘛說:我至今沒有聽說過。因為如果出家人有了性欲望不能克制,他可以還俗,不需要做這種事。做這種事是對達賴喇嘛的冒犯。

年輕和尚的煩惱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和尚都沒有煩惱。在拜拉庫比,我遇到一個23歲的和尚邊巴成列,他在尼泊爾出生,講一口地道的英文。他說,他很好奇婚姻生活,旅行時曾和朋友討論這個問題。他很耽心,“不知在什麼時候,一下子被錢和物質世界打倒。”他告訴我,他非常喜歡兒童,渴望自己有個孩子,但他又虔誠地信仰佛教,很為此苦惱。

我在達蘭薩拉訪問達賴喇嘛時,曾講了這個和尚的故事,並詢問達賴喇嘛有否這種苦惱?達賴喇嘛說,他喜歡天下所有的兒童,但從沒想過有自己的孩子。達賴喇嘛的妹妹杰增白瑪是達蘭薩拉附近的索葛學校的校長,她在電影《西藏七年》中飾演了幼年達賴喇嘛的母親,剛剛出版了英文自傳《我的故事》(My Story)。她告訴我,雖然她是達賴喇嘛現在唯一剩下的妹妹,但她去見哥哥,也要事先申請,經達賴喇嘛辦公室批準才能見上。杰增白瑪的丈夫丹巴才仁是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長,他說,除了因工作和達賴喇嘛見面,他與杰增白瑪結婚後,還沒有夫妻和孩子一起與達賴喇嘛吃過一次飯。因為達賴喇嘛完全按照和尚的規矩和習慣生活。我這次採訪才知道,達賴喇嘛每天只吃早、午飯菜,不吃晚飯,只喝一杯奶茶。

“從來不癢,不是更好”

我於1994年春在紐約第一次採訪達賴喇嘛時,他就強調僧侶生活的好處。他說,“結婚有太多的煩惱,夫妻吵架,反目為仇,離婚,分財產。生不出孩子,到處找偏方;孩子多了,又要避孕,做節育手術,還有艾滋病。當然婚姻也有快樂,但像一個曲線,忽高忽低。而僧侶生活像條直線,沒有高潮低潮,但穩定平靜。”他對性的解釋是,“如果癢,撓一下很舒服;但從來不癢,不是更好嗎?”

在西藏流亡社區,我採訪到的每一個和尚尼姑都滿意自己的人生選擇。他(她)們不為婚姻、家庭、孩子、職業、金錢、房子和汽車煩惱。簡單、平靜、快樂地兩耳不“煩”窗外事,一心只讀“佛經”書。由此可以看出,佛教自有它獨特的力量。

最好的工作是保衛達賴喇嘛

看到藏人這種全民信佛的現象,我有兩點很強烈的感受:

第一,在這樣的宗教社會,中共當局詆毀達賴喇嘛絕不會成央C藏人全民信教,那種對宗教領袖達賴喇嘛發自內心的尊敬以至崇拜的宗教情懷,就像天主教教徒對教宗的狂熱,不是那些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中國人所能完全懂得的。

編輯《西藏通訊》的達瓦才仁幾年前從青海逃來達蘭薩拉。有人對他的父親夸贊說,達瓦剛來時,分文沒有,住在“難民接待中心”,現在是令人羨慕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員,了不起。達瓦的父親說,有什麼了不起,他還沒當上達賴喇嘛的警衛員。在普通藏人心目中,最神聖的工作是做達賴喇嘛的警衛。流亡藏人有七千軍隊,編為獨立軍團,駐扎在印度和西藏邊界,受印度和西藏流亡政府雙重指揮。達賴喇嘛的警衛隊是從這七千藏人士兵中精挑細選出來的。我在達蘭薩拉採訪時發現,陪同我的負責接待的藏人官員丹增佔堆走到哪裡,都有藏人向他打招呼,致意。我不解地問他:“你才20多歲,怎麼這麼受人歡迎?”他說,“因為我父親是達賴喇嘛的警衛長,所以他們連我也一塊尊敬了。”

天主教徒怎能反羅馬教皇

達賴喇嘛有時隨意說句話,也會被藏人十分重視。例如,在拜拉庫比,藏人為增加經濟收入,辦了雞場,養了八千只母雞。但達賴喇嘛去視察時看到那丹h雞被關在籠子的難受樣,隨口說了一句,如果關掉這個雞場,我能長壽,活到80歲。結果藏人就把這個雞場關閉了。在藏人居民區的自由市場,各種蔬菜、肉在出售,但沒有賣豬肉的,藏人一般都不吃豬肉,因為達賴喇嘛的生肖是豬。

即使在西藏,雖然中共曾長期把佛教視為迷信,扼殺宗教自由,但藏人信佛的比例仍然很高。達蘭薩拉的“西藏研究中心”主任才嘉原在四川的藏人自治州一個中學任教務長,1992年逃來印度。他介紹說,在西藏,籠統地說信佛教的藏人佔90%以上,虔誠信的有40-50%。在西藏的藏人幹部中,信佛教的達70%。從1994年開始,中共當局禁止藏人幹部家中掛達賴喇嘛像,取消供台,不鹵N香。從中共這樣三令五申查禁,也可從反面證明,在藏人幹部中,多數人尊崇達賴喇嘛。

在這樣一個幾乎每個人都信佛教的西藏社會,中共批判詆毀達賴喇嘛,只能激起西藏人對中共的更加厭惡和憤怒。在絕大多數人都信仰佛教的社會反對佛教最高領袖達賴喇嘛,如同讓基督徒反對耶穌,讓天主教徒反對羅馬教皇一樣不可思議,也絕不能奏效。中共的毛澤東們至今也沒有明白這個道理,因為他們在中南海的厚重城牆內,根本不了解西藏人社會的真實和它的獨特性。我這次在達蘭薩拉採訪才得知,自達賴喇嘛和八萬藏人1959年流亡印度至今39年來,中國大陸的新聞機構沒有派過任何一個記者來這裡採訪,因此北京對西藏流亡社區的報導全是沒有第一手資料根據的編織和有意詆毀。

幸運的魚和蚯蚓們

第二,由於藏人全民信佛,佛教又主張不殺生,藏人社會治安相當良好。印度本來就是全球犯罪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但西藏流亡社會的犯罪率比印度社區還低。1961年建立的拜拉庫比,至今已達17,000人規模。該區行政主管、達賴喇嘛的代表土登安葉桑說,“這個居民點建立至今37年來,沒有發生一起凶殺、強姦和搶劫案。這裡的絕大多數人都有對達賴喇嘛的絕對忠誠,他們認為,任何犯罪都是對達賴喇嘛的污辱。”

在另一個建於1966年的藏人居民點渾蘇爾,有13,500人,至今32年來也沒有在藏人中發生一起凶殺強姦和搶劫案件。兩個社區加起來有居民三萬多人,並有30多年長的時間段,竟沒有發生一例這種案件,簡直是奇跡。尤其我來自犯罪率相當高的紐約,看到這裡的犯罪率接近零,幾乎有點難以相信。渾蘇爾的達賴喇嘛代表多杰解釋說,“因為大家都信佛,佛教不能殺生。藏人講誠信,連謊都不可以撒。”

在這裡深入採訪,發現藏人確實信仰不殺生的哲學。例如,在拜拉庫比有個池塘,裡面有一千多尾魚,大多五、六斤重,但從無藏人去釣魚。藏人吃魚,到居民點外的印度市場去買,有時買到活魚,還把它放到這個池塘中。平時還有人到這個池塘放點麵包屑給魚吃。我特意去了這個池塘,也撒了一些麵包屑,看到幾十條魚在陽光下金鱗閃爍、翻騰滾越地爭相吃麵包的美麗場面,才似乎領悟了一些佛教不殺生的意蘊。

在電影《西藏七年》中,當那個奧地利登山隊員指導僧侶們挖地基建電影院時,和尚們挖到蚯蚓,就罷工了,最後把蚯蚓一個個小心地捧在手上運到另外的土地裡,才復工。銀幕上一排和尚手捧蚯蚓認真護送的場面,惹人發笑。但和尚解釋說,佛教哲學認為萬物都有輪回、轉世,這地基下面的蚯蚓,可能前幾世是我們的母親,怎可用鐵鍬挖死。“轉世”,是佛教的重要理論,藏人相當篤信。達賴喇嘛被視為觀音菩薩的化身。在藏人社區,自殺率極低,即使被中共關押的藏人,不論遭怎樣的虐待,極少有人自殺,因為以佛教轉世觀念,如果自殺,下次轉世可能會成石頭或老鼠。

“破心中賊難”

對西藏人全民信佛的獨特性,中共當局和絕大多數中國人,都完全不了解,更沒有去理解藏人宗教情懷的真誠願望。這是導致漢藏隔閡,至今幾乎完全無法溝通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1954年夏天,達賴喇嘛曾去北京見毛澤東,謀求漢藏和好。毛澤東對這個當年才19歲的佛教領袖很有好感。臨別時,毛澤東曾邀達賴喇嘛單獨談話,面授治國策略。毛澤東說:“你人不錯,態度很好。但記住,宗教是鴉片。它降低人口,因和尚尼姑要單身;同時它忽視經濟建設。”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寫道,當他聽到毛澤東這樣理解佛教,慌恐得低頭掩飾慌亂和恐懼,因為他內心在回答,“你是在摧毀佛教”。從整個事情的背景來看,毛提出這樣告誡,並非出於惡意,只是由於他和所有什麼宗教都不信的共產黨人一樣,根本不懂宗教是怎麼回事。

今天,北京的毛澤東繼承者們,其思維和做法與當年的毛澤東沒有兩樣。藏人對他們談佛教,仍然是對牛彈琴。而北京政權試圖靠高壓殖民政策,讓藏人放棄追隨達賴喇嘛,更是絕不能奏效。中國古代學者王陽明早就說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不管中共欺辱西藏人的勢力有多大,西藏這個民族都是不可征服的,因為你征服不了他們心中的佛。

——原載《開放》1998年3月號

1998-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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