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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張學良談后悔發動“西安事變”

曹長青



(【曹長青按語:1936年12月12日發生的西安事變,改變了整個中國的歷史走向,使當時只剩3萬人、幾被剿滅的紅軍得以倖存。隨后不到十年,中共軍隊發展到120萬人,把國民黨打得敗退到台灣。西安事變發動者張學良自1936年底被軟禁,長達54年,直到1991年5月李登輝做總統時才被首次允许離開台灣到美國。當時(1991年5月28日),我跟其他幾位東北人,以老鄉身份與張學良在紐約曼哈頓見面,暢談了二個半小時。下面是當時根據談話內容整理、發表在紐約《世界日報》周刊的文章,原題為“張學良紐約談西安事變”。】

西安事件的主角,並為此付出半個多世紀人身自由代價的張學良將軍,最近被允许從台灣到美國訪親問友,一時成為新聞焦點。

這是張學良1949年隨蔣介石到台灣后,40多年來第一次離開台灣寓所到美國,因而引起各方矚目。

他的一些舊部屬、幕僚和學生,爭相一會老長官,敘舊溫情,而在美國人數眾多的東北鄉親也想一睹當年東北軍總司令的風采;新聞記者們更想趁機挖挖“西安事變”的內幕新聞,因當年主角蔣介石、毛澤東、周恩來已相繼過世,唯剩下張學良,又已90歲高齡。如他再不講,西安事變很多細節將永遠僅是歷史學家的一種想像。

但張學良到紐約后,最想見他的是中共使館官員,因為他們終于有了勸說張學良回中國大陸一遊的機會,做統戰文章,以美化中共當年在西安事變中的民族大義感,借此再對台灣施壓。

中共近年來利用電影(《西安事變》上下集)、電視連續劇(少帥傳奇)以及通俗演義、小說等眾多手段,再現中共理解的西安事變,其中把主角張學良塑造為瀟灑、果敢、有民族責任感的世紀大英雄,而把蔣介石醜化為膽小、怕死、臨危狼狽鼠竄之輩。反正電視、電影、廣播、雜志、報紙等全部媒體都控制在黨的手中,中共可以任意“指點江山”、創造歷史。只要張學良一到北京,中共就可一按電鈕,所有宣傳機器同時開動,中共想表演什麼,製作什麼,達到什麼效果,均唾手可得;那時,就顧不得張學良究竟說什麼了。

●“行蹤詭秘”紐約行

但張學良自抵美后就表示對兩岸政治絕不涉入,以“閑雲野鶴”自居。中共使館人員便採取外圍攻勢,找到能接近張的人,去做“說服”工作。中共駐紐約總領館的一位副總領事宴請“紐約東北同鄉會”主要鄉長,請他們見到張學良時,轉達口信,北京當局特別歡迎他去大陸走走、看看。楊尚昆直接捎信說,如少帥願回大陸看看,中共可派軍用飛機到台北接他,並在北京機場鋪紅地毯迎接。

在這各種“意圖”包圍下,張學良抵美后極為謹慎,很少公開露面,只在少數親屬、朋友圈中活動,人稱“行蹤詭秘”。

5月28日下午,在紐約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先生的安排引見下,東北老鄉的《紐約新聞報》主編李東渤、《東方新聞報》主編李勇,以及李興唐、薛仁山、馬忠良等,加上來自中國大陸的東北人劉賓雁和我,一塊拜訪了張學良先生。張先生當時住在曼哈頓中城的一套公寓裡。

我在中國時曾看過中共拍攝的《西安事變》電影,其中的張學良風流倜儻、颯爽英姿,扮演他的演員是大陸出名的“俊男”。因而一看到真正的張學良時,感到難以接受:少帥英姿,灰飛煙滅;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十分蒼老、面容瘦削、頭髮稀疏的老人,老年斑和皺紋交織在臉上。我努力去接受這個真實的90歲老人形象,而忘記電影、電視中曾看到的英俊少帥。

但當大家坐下來,用東北話一交談,你立刻可以感到這位老人的活力,他說話聲音不顫不抖,洪亮粗獷,仍保持東北人那種豪爽之氣。

9個東北人圍坐一桌用東北話談起東北人,真叫過癮。一位同鄉首開話匣,他說外界一般對東北人的印象是:豪爽、粗獷、講哥們義氣。劉賓雁接著說:在大陸,不僅老一輩看重張學良,年輕的一代也對他肅然起敬,因為張先生身上體現了東北人優良的傳統:敢做敢為,勇于負責。

張學良用濃重的東北話說,他不敢接受這樣褒揚,他覺得僅是盡國民的責任而已。他說:“東北人有優點,但毛病也多,魯莽,好沖動,捅婁子。過去人稱東北人為‘白帽子’,就是這個意思。當時東北趕大馬車的人多戴白氈帽。”他對自己性格的概括是八個字:“魯莽操切,膽大妄為”。他說,“我正是這種性格,才會闖下大禍,做了那麼多搗亂的事。如果說東北人好捅婁子,那我屬于這種人——人家讓我捅一個婁子,我一定捅倆。”

●最忌諱“西安事變”

對世人來說,人們最想從張學良口中瞭解西安事變鮮為人知的內幕。但張又最忌諱此話題。于是我試探地提問:“作為晚輩,我最沒有資格談歷史。對西安事變,我只是從電影中、書本中知道大概。我不清楚中共拍攝的上下兩集《西安事變》 是否真實再現了那段歷史。”

張學良對此問題十分敏感,他說:過去不少記者,包括不久前訪問過他的日本電視台記者,繞來繞去想從他口中探出西安事變內情,“我是絕不會說的,到死也不會說。”他說原因是不想做傷害任何人的事,這段歷史恩恩怨怨不會從他口中說出。至于外界對此的毀譽,他一點也不計較。他說,當年《大公報》主筆王芸生在“西安事變”后說的一句話很有道理:“明白的人不用跟他說,糊塗人跟他說也沒用。”因此,他選擇沉默。

對于中國大陸拍攝的《西安事變》,他說沒有看過,真實與否無法評斷。但據劉賓雁說,他看過幾本有關張的傳記、評傳,其中一本較權威的《張學良和西安事變》中,寫張在台北曾與家人偷偷看了大陸的《西安事變》電影錄像帶,據其家人講,張觀劇時,一語不發,有時流泪。

我告訴張先生,在《西安事變》中,說東北軍對日本人採取“不抵抗政策”是因為蔣介石有一手諭給張,讓其不抵抗。“到底有沒有這個手諭呢?”

張回答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可能要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我想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藉口擴大戰事。我們採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但最后不能‘殺不出血’。殺到全中國來了,我們只能拼死一搏。”

●是英雄還是罪人?

我說:《西安事變》電影在大陸流傳甚廣,年輕一代主要從這部電影獲得對當年這樁震驚全國的事件的最初看法。在這部電影中,你被說成是“世紀大英雄”,而蔣介石則臨危逃竄、形象不佳。張學良說,那是他們對蔣家的醜化攻擊,不可相信。他說,自己是基督徒,對毀譽已置之度外。“說我是大英雄,我也不領情,也不為此高興;說我是千古罪人,我也不在乎。我給自己起名字‘閑雲野鶴’,就是要躲開這些事情。”

我接著問,“在那部電影中,當周恩來趕到機場,發現你已陪同蔣介石去南京,周說你中了讀古典小說連環套的毒。如果歷史重演,你還會不會送蔣介石回南京,而失去幾十年自由?”

張學良直率地回答說:“周恩來是瞎說。送蔣先生是我自願的。如果再有這樣的機會,我還會去送他。我當時要陪他回南京,蔣先生不同意,他說你去我很難辦。但我堅持去,一人做事一人擔。到南京,蔣先生周圍的人要殺掉我,是蔣先生一直保護我。記得剛到南京,在下飛機時,蔣先生就吩咐說:要好好照顧好副司令。”

在去拜訪張學良先生的前一天晚上,我曾和一位哥倫比亞大學讀教育學的台灣博士生聊天談到張學良,這位台灣學生認為,如果沒有張學良當年那樣做,歷史會是另外的樣子。因當時以國民黨軍隊的實力,全力以赴是能將中共勢力打垮的。而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使中共得以喘息,最后坐大。這位學生說,在台灣,很多人都私下認為張是歷史罪人。我在哥大接觸到的另外三位台灣博士生,也都持這種看法。是歷史罪人,還是民族英雄,兩種評價實在大相徑庭。

六十年前曾在東北大學見過張學良的李興唐先生巧妙地涉及到這個問題,他說,抗戰勝利后,一度傳說張學良要回東北,東北民眾歡心鼓舞,以少帥在東北的聲望和影響力,假如真的回去,中共可能不會有借東北坐大的機會。

張學良謙虛地答道,他不知道自己在家鄉有這樣的影響力,也不知道鄉親這樣看重他。李勇先生則直截了當地問張:當年紅軍經過長征所剩無幾,勢力單薄,如無西安事變,中央軍很可能將中共完全打敗,以避免中共最后坐大在大陸造成幾十年的大悲劇。

張學良也據實作答:紅軍當時是打不敗的。他舉出三個理由:

一是他的兩個師(109師和110師),各有一萬人,由郭、何兩個勇將領軍,與紅軍在陝北會戰,面對裝備不足的紅軍,兩師人馬卻全軍覆沒。郭師長戰死,何師長被擒。此事震動了整個東北軍,人們才知道共軍難對付;

第二是他強調紅軍的頑強。他說,自己是帶兵的人,深知帶兵之不易。而紅軍經過前有堵、后有追的二萬五千里撤退而沒垮、沒散,帶兵的人是利害的;第三,他說紅軍內的黨組織結構也很利害,也有老百姓的基礎。“面對這樣頑強善戰的紅軍,既然消滅不了他,莫不如和他們合作。”所以他和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主張有相當分歧。他認為只要一致攘外(抗日),自然就會安內。

●四十年無自由是“公平的”

有人接著問張學良現在是否仍不贊同蔣介石的安內攘外政策。張學良十分肯定地說:他仍然認為當時只有國共合作“攘外”,才能“安內”;“安內攘外”政策不可取。他與蔣介石的政見不同在于此,但除了政見不同之外,他說蔣先生與他情同骨肉,幾十年對他呵護倍至、因此,在蔣介石逝世時他送了這樣的挽幛:“關切之殷,情同骨肉;政見相爭,宛如仇讎。”當劉賓雁談到張先生失去自由幾十年時,張學良卻說,四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沒有什麼好怨的。當年他堅持陪同蔣先生回南京,就抱著準備死的決心。

張學良談到此,沉緩地說:“如果我是蔣先生,我會槍斃了張學良。因為這是背叛啊!但蔣先生讓我活下來,這是蔣先生的寬大。我這一生最痛苦的事是蔣先生殺了楊虎城將軍,因為應該殺的是我。”

他接著說:父親張作霖耳提面命,訓誡“做軍人要置生死于度外,要把腦袋掛在褲腰帶上”,對此,學良一生不敢有忘,早把生死視同平常。軍人叛變是死罪,但我卻活了下來。四十年失去自由是“公平的”。

●張作霖和蔣介石

張學良喝完了他的第一杯咖啡后,以習慣的職業軍人的命令口吻說:“再給我倒杯咖啡,不要放糖!”也许是咖啡因的作用,這次他竟一反常態評價起蔣介石、周恩來和他父親張作霖。

他說:“我最推崇兩個人,一個是我父親,一個是蔣先生。但他倆很不相同,我父親這個人有雄才無大略;蔣先生有大略無雄才。如果他們倆攜手合作,中國恐怕不是今天的樣子。”

接著張學良講了一段他父親的故事,以證其“雄才”。他說,當年東北總督趙爾巽(被革命軍處死的四川總督趙爾豐之兄),特別器重推崇張作霖的雄才,當時一駐軍首領藍天蔚(也是國民黨在東北的負責人)在瀋陽諮議局逼趙脫離清政府獨立,張作霖自告奮勇陪趙前往,在諮議局,張將手槍往桌子上一摔,說“我反對!”結果嚇得藍天蔚挾著公事包就跑了。而恐懼藍天蔚叫兵報復的趙爾巽,忙把所有兵權均授于張作霖。當年張學良才10歲,母親給他一個裝滿大洋的口袋讓他逃命。當時張作霖身邊僅有一營人馬,卻臨危不亂,結果藍天蔚竟一跑無蹤影,從此張名聲大震。

●周恩來是“大政治家”?

在談到周恩來時,張對周頗多褒揚。他說周恩來是“大政治家”,是共產黨的大英雄。他形容周能屈能伸“了不得”。他說:“周恩來說話簡潔,非常機敏。”他跟鄧穎超保持聯系,年前他在台灣做壽,鄧穎超曾有賀電給他。

在座的資深報人李勇先生對張學良讚揚周恩來不以為然,他向張學良說:“在毛澤東發動的反右和文革兩次殘民運動中,周恩來都擔當幫凶的角色。一般人批評說,毛是小人,周是偽君子。所有中共在大陸的胡作非為,都有周參與,這種人能稱為大政治家嗎?”張學良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周恩來是絕頂聰明的人。

談話間,薛仁山先生將兩封信轉交張學良,這是張的好友杜重遠的女兒寫給張學良的。張拿過信感嘆地說,他至今不理解盛世才為什麼要殺掉杜重遠。他說:“盛世才這個寶貝,原來是我的一個副官,被我推薦給父親,還是我父親眼力厲害,他一下子看出此人不安份。一次派他去談判,回來后他說嫌官太小,自己把自己提升為上校。后來他要去新疆,餉銀太少,我給了他五萬銀元。結果他在新疆坐大,殺了很多人,把杜重遠也殺了。”(《世界日報周刊》編者按:杜重遠年歲略長于張學良,當過張的秘書,和張的關係是亦師關係也極為密切,杜死于獄中后,杜的妻子邵禦之和兩個女兒,由周恩來照顧。)

●弟弟張學思文革被鬥死

有人問道,他是否知道他的弟弟張學思在文革中被鬥死的慘劇,張學良說,他的一個侄女有時從台灣去大陸,一次去見了呂正操,得知張學思被害經過。呂與張學良是同學,都是東北講武堂的,可謂老朋友。后來呂當了中共鐵道部長。文革中,他的弟弟張學思被打成東北幫首領,與呂關在一處。據呂正操講,當時他為保命過關,什麼都交代,讓承認什麼就承認,“低頭認罪”。而關在對面牢房的張學思,卻拒不認罪,反而高喊呼冤,結果遭到紅衛兵痛打,越打他越喊,后來高聲斥罵紅衛兵,最后竟被活活打死。

這次中共辦亞運會,楊尚昆特邀張學良的這位侄女等家人赴北京,參加“亞運會”開幕式,坐在貴賓席。會后,楊尚昆親自接見他的侄女等人,捎話給張學良,只要他願回中國大陸看看,中共可派專機到台北接他。

●遠離政治,篤信基督

張學良將軍在透露了這些內情后說:依我本願,我很想回大陸去看看,主要是看看東北鄉親,給父親掃掃墓。但我最怕捲入政治糾纏之中。“我已遠離政治,篤信基督。”

他回顧篤信基督的前半生,稱在宗教信仰上蔣夫人(宋美齡)對他影響最大。他曾是南美浸信會神學院的函授畢業生,領路的牧師叫周聯華。但張學良在幽居中對佛教也有相當研究,涉足密宗;又曾探索道教。比較三者,以傳教方式而言,張學良認為還是基督教最能接近百姓大眾。

張學良不認為自己在少壯時代有過轟轟烈烈事跡。他說,他之所以出來做事,“是因為別人兩百步做成的事,由于我的特殊家庭條件,只走一百步就能做成。”因此,“我只是按著本份,憑著良心為國家、為民族做事而已。”現在,唯一的願望是大家把他忘卻;他恨不得去掉張學良這名字,只當一個普通的小老百姓,從此不再有政治糾纏,不再有記者踏破門檻,不再有任何採訪,求“閑雲”之清靜,達“野鶴”之超脫。

劉賓雁問張學良是否會回東北家鄉看看?並說,以前他在中國當記者的時候,的確很希望張學良能回去,但現在他不贊成張學良回去,因為這樣會被中共利用。席間也有鄉親勸張學良回大陸家鄉走一走。張說,他近期不打算回去,不願捲入政治之中。有人問他什麼時候回去,他說等政治不再糾纏他的時候。

●李、郝合作,台灣有前途

當話題轉到台灣當前政局時,張學良語出驚人:“我很崇拜李登輝,這人非常能幹。我也崇拜郝柏村。李、郝合作,台灣有前途。”作為90歲老人,從近一個世紀的風風雨雨中走過來的人,用“崇拜”一詞來表達,讓我們這些晚輩大感吃驚。張學良接著對台獨運動加以批判,認為台獨是“胡來”,給台灣前途帶來巨大危險,鬧“獨立”,只能找挨打,毀了台灣前途。他補充一句說:當然,中共打台灣,也是毀了自己。

●對“六四事件”不太清楚

在紐約被稱為三大反共硬漢之一的李勇先生則提出一個尖銳問題:“當年日本人侵略中國,殺死了二千萬中國人;而中共統治四十多年來,據統計殺死了六千萬同胞,張鄉長對此怎麼看?”

張學良略微思考后說:一個政權在奪取政權,維持政權時總是要殺些人的。李勇緊接著問:“中共用坦克、機槍在大街上殺學生和平民,當時的電視您看沒有?”張學良馬上回答:“我沒有。”李勇又追問“那對六四事件您知不知道呢?”張回答:“知道一些,不太清楚。”

席間多位同鄉馬上向張學良描述兩年前中共屠殺學生、市民的慘劇,同討中共。張學良對此的反應是:什麼事情都要聽聽兩方面的意見,不能只聽一方的。

老記者李勇接著請教如何做人。他說,1949年中共軍隊佔領廣州的前一天,他父親(當地老報人)帶他逃到香港。第二天,中共軍隊在廣州槍斃了七名新聞記者,其中好幾位是他父親的朋友。“如果我們不逃,我父親也可能被殺。如果我仍在大陸,究竟應該怎麼做呢?”“是忍受專制暴政呢,還是反抗呢?”

張學良平緩地說:你就做好份內的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個位置,一個崗位,把它做好。

張學良在整個談話中,對人的最大批評是“不安份”。特別強調做好“份內”的事。劉賓雁對此評價說:張學良是基督徒,從這個角度看問題,寬容一切,和我們一般受過中共迫害、有親身體驗的人感受不同,對他不應苛求。而李勇先生則認為,連“六四”都回避,說“不太清楚”,實是古語說“人老奸,馬老滑”之故。

●“西安事變”是背叛行為

一氣兩個半小時的談話,張學良連喝三杯不帶糖的咖啡毫無倦怠。每當談到一歷史事件,張脫口說出人名、地名,記憶力十分好;反應問題相當機敏,對某些他不願談的話題,他很有婉轉解說或顧左右而言他的應酬能力,根本不是一個90歲的糊塗老頭。

二個多小時,幾乎都是張學良在說,他談了好多,範圍很廣,集中起來,給我三點強烈感受:

一是他對當年發動西安事變很后悔。他多次強調自己“魯莽操切,膽大妄為”,並稱那是“背叛”,應獲死罪。四十年沒自由,他不抱怨,對此事件,他有明顯的悔恨情結。可佐證的是,我們見面兩天后,即1991年5月31日在紐約他的91歲生日祝壽會上,他做了相當情緒波動的講話:“《聖經》中保羅說,他是一個罪人,而我則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摸著良心,願為國家做些事,但我卻沒做什麼好事,”“除了一些是非之外,一生沒為國家、社會做什麼。 ”

二是他不講西安事變內情,說怕傷害別人。其實事件已過去55年,毛、周、蔣均已過世,當年的主角僅剩他一人。再談及這段恩怨,恐怕是怕觸擊他自己的內心創傷——悔恨情結。當年他執意陪蔣去南京,也知凶多吉少,但堅持要去,也是有負荊請罪之意的。幾十年皈依基督,面壁沉思,再加上目睹中共坐大后在中國大陸所為,他內心的痛楚悔恨之複雜情結恐怕不是常人所能感受到的。這種複雜在于,他認為自己的方式方法錯了,但至今仍認為當時堅持的先聯合抗日(攘外),自然就會“安內”的政見不錯。但用“捉拿”,用刀槍逼迫方式,對待自己最推崇的“領袖”,威脅其改變政見,對于張學良這樣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熏陶的人來說,恐怕內心深處難以接受。他幾次講“應槍斃我”,我是背叛,就是這種情結的渲泄。

●避批中共,不回大陸

三是他總是小心翼翼地回避批評共產黨,無論貶、褒,都盡量繞開。即使踫上“六四”屠殺這樣的問題,也不予置評。對“六四”中共用軍隊在大街殺害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在美國無論何種教派,都對此表示憤慨。張學良以基督徒角度回避此問題,並非是寬容,話裡話間,明顯是繞開。這當然與他主張躲開政治、當“閑雲野鶴”的人生觀有關,但又不能全然解釋。

不久前,呂正操專程從北京飛來紐約,以老朋友身份會晤張學良。對于中共頻頻盛邀,張學良明確表示近期不打算回去,表面說辭是不願涉入政治,而實際苦衷在于,中共將西安事變視為歷史大進步,將張學良視為民族英雄,邀張去大陸,多是為其宣傳所用。而張經過幾十年沉思反省,認為自己這件事做錯了,是“闖了大禍”,自己是“罪人”,悔恨不已。如果張去大陸,中共當面捧他為大英雄,他會非常尷尬。如他真實說出對發動西安事變的悔恨,也會使中共下不了台。而兩方面對此問題的看法都是短期內無法改變的,與其雙方尷尬,不如暫時避開。恐怕這是張學良一再說等政治不再糾纏時再訪大陸的真正想法。

●有責任澄清歷史真實

作為中國大陸人,我們知道的是毛澤東、周恩來認為的“西安事變”;作為台灣人,人們多半知道的是蔣介石理解的“西安事變”,因此,我們今天特別想知道拋開國共兩黨政治利害關系,由張學良本人說出的“西安事變”。作為重大歷史事件見證人,張學良將軍有責任向晚輩、后人澄清歷史真實。

——原載紐約《世界日報》週刊1991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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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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