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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自由前景——訪新聞傳播學者曹長青

何頻

【採訪者(何頻)按語】我們曾在廣東深圳同一棟樓裡從事新聞工作,他所主持編務的《深圳青年報》以思想開放、大膽敢言而聞名,最后由于刊登一篇《我讚成小平同志退休》而在八七年初被當局查封。他被禁再從事新聞工作,最后來美國留學。“六四”事件后,我在多倫多主編的《新聞自由報》早期曾隸屬他在洛杉磯創辦的《新聞自由導報》,兩報都是八九民運的產物,都以追求新聞自由、促進中國大陸民主化為宗旨。但他更注重于對中共政權的尖刻批評,我則偏重于“廣納多種聲音,探索中國路向”;在中國民主化方法論上,我們也存在甚大分歧,他屬于激進派代表人物,我則傾向于保守、漸進。不過這一切至今還未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

曹長青先生生于1953年,畢業于黑龍江大學中文系,曾任《深圳青年報》副總編輯、美國《新聞自由導報》第一任總編輯。並先后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問學者和夏威夷“東西方中心”文化與傳播研究所客座研究員(1990年3月至1992年9月)。

曹長青先生曾撰寫過有關中國政治、文化及新聞等文章百余篇發表在港、台及美國的華文報刊。並與人合作撰寫了《抗爭的聲音——鄧時代的中國新聞》,該書系統地反映了當代中國新聞狀況。

作為自由記者,曹長青先生目前主要致力于中美新聞研究比較。他還口才頗佳,擅長演講,對群眾極具煽動力。全加學聯曾授予他“中國民運傑出演說獎”。

1994年1月23日,他在紐約接受了筆者的採訪。

何頻︰1992年在加拿大第二屆中國問題研討會上,有一節關于中國新聞問題的專題討論,由新聞界前輩、香港《百姓》社長陸鏗先生主持,《世界日報》總編輯項國寧、《中國時報》名記者卜大中和我本人是主講人,當時我的報告是關于中國小報問題。我認為小報的出現標志着中國新聞自由的啟動。這次我請您在華盛頓會議上做了關于小報的專題發言,發現您的研究比我深刻多了。

曹長青︰正如你那個講話中所說,中國大陸的新聞正發生着重大的變化,以“小報現象”為標志。九十年代初期,中國報業引人注目的是各種小報湧上街頭報攤,以斑駁陸離、五花八門的多元化內容和繁多的種類吸引着讀者。它突破了中共黨報幾十年來一統報業天下的局面。

但在中國大陸,小報的概念和美國的小報(tabloid)有不同。中國的小報是與黨報相對而言的。黨報是指由中共的各級委員會主辦的黨委機關報,例如由中共中央委員會主辦的《人民日報》,由中共黑龍江省委主辦的《黑龍江日報》等報紙。這種類型的報紙也被統稱為“大報”。而小報則是指各種娛樂報、周報、法制報、生活報等等以更多是消遣性的、淡化政治性的內容為主體的小型報紙。

●種類和發行量的變化

何頻︰您能否評述一下小報的發展趨勢?

曹長青︰小報正以強勁之勢與黨報一爭報業天下,並有超越黨報的趨勢。它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發行種類。1981年時,中共黨委機關報的數量仍在大陸451家報紙中佔一半。但隨着開放改革,小報開始湧現,數量上升很快。1992年7月中新社報道說,大陸有報紙1,442家,其中黨委機關報的數量僅為424家,只佔全部報紙總數的28.15%。它標志着小報的發行種類已經達到黨委機關報的兩倍,在種類上已佔相當的優勢。

第二是在發行數量上,小報也顯示出強勁的勢頭。例如同是在廣州出版的報紙,1986年中共廣東省委機關報《南方日報》發行量是73萬份,而《羊城晚報》當年的發行量是170萬份。在上海出版的《新民晚報》1990年的發行量是120萬份,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當年發行量才是它的一半。而由《解放日報》出版的《報刊文摘》當年的發行量達到202萬份。在沈陽出版的《衛生與生活報》,發行量也有80萬份,廣東的《足球報》也是80萬份。而在北京出版的《光明日報》目前發行量只有20萬份,才是一張足球報的四分之一。

最近一位香港記者撰文說,在北京街頭四處買不到《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報攤主人說他們不賣這種報紙,因為買的人太少,掙不到錢。報攤上摆着五顏六色的各種小報,買者眾多,人群簇擁。這位記者驚呼“中國進入了小報時代”。

●小報湧現的原因

何頻︰現在小報的發行量比大報大多了。地方黨委機關報本身虧本數額巨大,但所辦小報卻有不小的收益,大報員工的福利來源于小報的效益,可以說是小報養大報。那麼,是不是可以說經濟原因導致小報的繁榮?

曹長青︰小報雖然在八十年代初才開始出現,但僅僅十多年,就發展成為中國大陸報業中與黨報分庭抗禮的傳播媒體,它對一般民眾的影響力已超過中共黨報。中國報業出現“小報現象”的原因很多,至少有三個方面︰

第一,讀者的經濟需要。由于經濟政策的變化,中國現在是“人人下海”撈錢經商。這種發財潮促使人們更多地要從報紙上尋找經濟信息,而不象以往僅僅是政治信息。例如《致富報》剛創刊時,附近的農民聽說后乘火車去買,然后全村傳看,研究怎樣發財致富。

第二,讀者興趣的變化。隨着開放政策,人們更加厭倦了毛時代的政治運動和意識形態宣傳,人們有了更多的興趣需求,小報的知識性、趣味性、娛樂性恰恰滿足了人們的多樣化的需要。

第三,中共的經濟改革導致對黨報傳統的經濟包干和財政補貼逐年減少。本來黨報就虧損嚴重,再加上物價上漲,新聞紙張成本增高,因此經濟狀況每況愈下。如《人民日報》1991年虧損了3,500萬。原來每年中央給予財政補貼是1,500萬,最后只好又追加了二千萬。而北京另一大報《光明日報》每年得到補貼490萬人民幣。這種經濟壓力迫使黨報以辦小報賺錢來養活自己。

中共對小報越來越多並有所失控並非沒有警惕,幾次整頓報刊,重點都是小報。但小報幾乎禁不住。除了整個社會經濟結構發生變化、當局對社會的控制力減弱外,黨報處于經濟因素的考慮以及和其他報的競爭,也千方百計保存小報。結果是查封取締一批,另一批又改頭換面出現。至1993年底,大陸報紙種類已突破二千種,幾乎每兩天半有一張新報出現。

●大陸報紙gong能正在發生變化

何頻︰那您認為大陸的小報與以前的報紙在性質上有什麼不同?

曹長青︰中共控制下的報紙主要有兩種聲音﹕一是為了詮釋、印證黨的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它是一種宣傳,是政府試圖控制人民的思想、改造民眾意識、規範大眾行為的工具。傳播謊言是黨報的一個基本特征,這種性質在毛時代發揮到飽和程度。《人民日報》一位前副總編輯對《紐約時報》記者說,“《人民日報》只有一樣消息是準確的,即它每天的出版日期。”而另一位青年記者說,在中國只有一個地方找不到新聞,那就是報紙上。

另一種聲音在鄧小平的開放改革時期才得以體現。那就是一些有責任感的編輯記者試圖利用報紙版面傳播新思想、新觀念,向黨報的工具角色挑戰。像《深圳青年報》、武漢《青年論壇》、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蛇口通訊報》、《特區工人報》、北京《新觀察》、上海《社會報》、蘭州《西部晨報》等等。這些敢言的報刊都相繼被當局查封,但它們所發出的“不同聲音”對中國大陸十年多的開放改革起了相當大的推動作用。包括在胡績偉任社長時期的《人民日報》,它發出的解放思想、推動改革開放的文章也在全國起到振聾發饋、開啟民智的巨大作用。這種不同聲音之所以顯得寶貴,是因為中共封鎖了外部信息,又不允许私營報紙出現,只允许黨報這一種聲音存在,而且黨報在中國大陸有巨大的覆輔率。因此,在中國民眾能聽到的這唯一的聲音中,如果傳遞出不同的聲音,就有着巨大的震撼性和啟發性,意義非凡。

但在小報身上,上述党報的那種性質大為減弱。小報沒有黨報的那種強烈的宣傳企圖,工具角色意識很淡。同時小報的“不同聲音”這一反抗色彩也相當淡化。小報的更多地體現為提供信息、奇聞軼事,包括“生、戀、婚、家、死”等,注重娛樂、消遣,強調知識性、趣味性和可讀性。

●小報現象的三個意義和作用

何頻︰小報的出現對中國新聞自由具有十分深刻的意義。您能否概括性地談一下?

曹長青︰小報的大量湧現,對中國新聞的變化有着至少三個意義︰

第一,它打破了中共黨報長期一統大陸報業天下的壟斷局面。出現了多種聲音,多元信息,報紙上的消息不再像以往目的是“教育人民,打擊敵人”,而是更多地服務社會,滿足大眾各種各樣的信息需求。

第二,由于小報大部份是經濟自主,自負盈虧,同時由于小報種類繁多,相互競爭激烈,因此實際上小報正由原來的報紙是“宣傳工具”轉化為報紙是“社會商品”,投放到讀者市場。它由原來的從上到下的垂直縱向的思想信息灌輸關係,正轉化為與讀者平行依賴的關係。商品和競爭這些價值觀念迫使報紙必須改進質量,由讀者選擇它們。

第三,它使報紙由原來的由政府完全財政包干的政府機關性質逐漸轉變為經濟獨立的企業性質。變成企業,就要按經濟規律辦事。要使小報經濟效益好,就要迎合讀者需要,就要與其他小報競爭,它導致必須由懂得新聞的專業人才來編輯報紙、管理報紙,而非過去的黨管報紙。

當人們在談論台海兩岸的“一國兩制”時,中國大陸的報紙卻已經實現了一國兩“報”,有兩種報紙辦給兩種人看︰黨報是辦給政府官員們看的,小報是辦給老百姓看的。但黨報大部份是由公款訂阅,如曾發行620萬份(1979年),現在降到200萬份的《人民日報》,據郵局統計,個人訂戶只佔2.5%,即五萬份。而同樣的統計發現,全國50多家晚報的訂戶90%以上是個人。一個值得注意的現像是,看小報的人往往不再看黨報,而看黨報的讀者,往往還要再翻看小報,這一正一反,標志着小報的讀者群相當大。

●小報現象背后的三大隱患

何頻︰陸鏗先生在那個討論會評論說,我對中國新聞自由前景太樂觀了,我確實是很樂觀。我的樂觀是對新聞自由空間的樂觀,當然新聞質量是另外一回事。您的意見呢?

曹長青︰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先生不久前在美國訪問時說,現在中國是小報沖擊大報,小報淹沒大報,中國新聞自由有希望了。但是,在這種樂觀情緒的背后,人們忽視了小報現象對將來中國真正的新聞自由的負面影響。這種隱患有三個方面︰

第一,小報損害讀者對嚴肅報紙的欣賞口味。原來人們把報紙當作黨的政策、當做文件來讀,當做黨內權力鬥爭的風向標和政治運動的密碼來讀。現在人們把報紙作為小道消息,當做茶余后的娛樂消遣來讀,它無助于建立報紙的嚴肅準確、客觀公正的新聞監督“第四權”的形象。

第二,小報正損害編輯記者辦嚴肅報紙的口味。原來黨的新聞工作者們把報紙當做工具喉舌來辦,現在編輯記者追求的是獵奇和轟動效應,以至以訛傳訛、編造經常發生。在德國獲得政治庇護的大陸作家遇羅錦在台灣《聯合文學》上發表了一篇小說,上海一家報紙竟把它改寫成新聞,張冠李戴成遇羅錦本人的新聞,說遇羅錦在德國生活無落要自殺。對這篇編造的消息,大陸有十幾家報紙爭相轉載。

1993年4月1日,《中國青年報》星期刊在頭版刊發了一條消息說,“有博士學位的人可以生兩胎。”當天有上千民眾憤怒地打電話給中共全國計劃生育委員會,抗議這種歧視一般民眾的生育政策。該報次日刊出道歉啟事說,“我們是在昨天愚人節與大家開個玩笑。”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教授對此說,“這是非常荒唐的事,因為報紙的立報之本是真實,怎麼能用報紙來開玩笑?何況中國人並不過西方的愚人節。”

第三,在小報成為商品的過程中,報紙的編輯記者也受到“人人下海撈錢”大潮的影響,“以報換錢,以版面換錢”的腐敗現象也大量發生。它嚴重腐蝕新聞人員的職業道德。本來中國大陸新聞隊伍的整體素質就不是很高。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自由論壇新聞研究中心”1993年8月出版的《變化着的亞洲新聞》書中統計,中國大陸至今才有40個新聞系和新聞院校,全部近七萬余名新聞編輯記者中,有一半沒有大學學歷。七萬人中只有6%受過新聞專業訓練。這樣一個本來專業素質較差的新聞隊伍在這樣一種“人人向錢看”的全民經商浪潮中,將和中國人在不斷致富的過程中道德素質不斷下降一樣,在新聞自由度不斷擴大的過程中新聞職業道德也在不斷淪喪。

●中國新聞自由的前景

何頻︰鄧小平死后中國新聞將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曹長青︰從中國目前新聞界的小報現象可以作這樣一種預測︰如果鄧小平死后中國不會發生俄羅斯那樣巨大的變化,中國報業會繼續沿着小報沖擊黨報,小報淹沒黨報的方向發展。小報的發展勢頭還沒有到達它的頂峰。小報的優點和弊端也會在這種發展中同時擴大。

所謂優點,就是說隨着小報的種類繁多和內容更加多元化,新聞自由的空間會越來越大。但因為小報的獵奇性、追求轟動效應和躲避對重大政治、政策問題的評論、批評和監督,以及缺乏新聞自律,它與真正嚴肅的、專業化的新聞距離越來越遠。

但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就是黨報的讀者與日流失,被可讀性較高的小報吸引去。這樣一種趨勢會逼迫黨報做兩個選擇,一是更投放人力物力辦小報,以養大報。二是在內容上做一定調整,在不激怒中共高層的條件下,盡量向小報方向傾斜。

隨着黨報衰落,小報繁榮,一個很可能的結果是報紙誹謗官司增多。這種報紙官司近年在大陸已頻繁出現。其原因至少有兩個︰一是小報的非自律性,有的亂來,二是沒有新聞法,無法可依,官司變成一“打”糊塗。

●對新聞法不能期望太大

何頻︰那您認為中國制定新聞法的前景如何?

曹長青︰關于新聞法,在中國大陸已喊了很多年,但至今仍無頭緒。關鍵是官方與新聞界對于立法的出發點不同。這點可以從都是主張新聞應快些立法的中共主管宣傳的元老胡喬木和一度主持新聞法草案起草工作的胡績偉兩人身上看出奧妙。兩“胡”都較早提出新聞應立法。但胡績偉是想通過新聞法擴大報紙的自由空間,而胡喬木則是想通過新聞法進一步控制媒體。兩者是“二胡”不合弦。

何頻︰有些大陸報人認為,有法總比無法強,您認為會怎樣呢?

曹長青︰中國大陸四十多年來的一個典型現像是,政府和黨一身兼多職。像一個人既是法官,又是檢察官,又是警察,就是說他既是立法者,又是執法者,還是裁決者,同時又擁有對法律的全部解釋權。不論在什麼國家,什麼地方,只要這幾種角色集于一身,只能產生災難。現在由新聞署來制定新聞法也是這樣,由它來制定法,又由它來執法,出現爭執它又是仲裁人,同時它還擁有對法的解釋權,這樣背景下出臺的新聞法,怎麼可能保護新聞自由?

何頻︰看樣子,您的觀點是“無法”比“惡法”要好。

曹長青︰我認為對新聞法不能期望太大。主要原因是︰

第一,中共憲法明文規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並詳細寫着“對人民要進行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恐怕這個世界上找不出第二部憲法象中共這樣以教師爺的口吻決定要對人民進行怎樣的“教育”。在這種母法下制定的子法,對新聞的限制將大于保護。

第二,中共向來有個誤區,把新聞和宣傳混為一體。這與中共早期領導人辦雜志、搞宣傳的經歷有關。連被人認為較開明的胡耀邦,在1984年接受香港《百姓》社長陸鏗採訪時,仍強調新聞“主要是宣傳黨的方針、政策”。而他公開發表的“對新聞工作的講話”,其中對新聞的誤解和“左調”,並不是來自黨內強硬派壓力的結果,而是他把新聞混同(合一)于黨的宣傳的產物。因而,在目前情況下,由中共任何部門制訂的新聞法,都將會“宣傳大于新聞”。

第三,中國向來是個重權不重法的國家,中共前人大委員長彭真1985年公開答香港記者提問“中國現在是權大還是法大”時,回答說“這個問題我也說不清楚”。他的潛台詞就是權大于法。在這樣一種人治背景下制定的新聞法,不可能以保障新聞自由為主調。

何頻︰您正致力于研究中美新聞比較,美國的情形怎麼樣呢?

曹長青︰美國恰恰沒有新聞法,但卻享受着相當高的新聞自由。而且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明文規定“國會不得制定任何法律限制言論和新聞自由”。在美國,對名人不存在誹謗問題。兩年前美國一位女作家寫出暢銷書《南西里根外傳》,對前總統里根夫人極盡挖苦嘲弄。評論家大多認為此書失實太多,“是有毒的筆”,但南茜無法打官司,因為她是名人。近幾年在美國狀告報紙誹謗案的很少有贏,1971年五角大樓告《紐約時報》刊發政府的越戰文件泄密,結果敗訴,最高法院所持標準是,看它是否造成“立即的,直接的、不可彌補的危險。”1985年以色列國防部長沙龍將軍在美國狀告《時代》周刊誹謗,結果也沒贏。即使如此,美國記者仍然抱怨自由不夠,尤其批評海灣戰爭時國防部對戰地記者的限制,認為採訪還不如韓戰和二次世界大戰時自由。

●后共產黨時代的大陸新聞困境

何頻︰其實我們談這些還有一個更大的背景,就是中國的局勢到底如何變。您剛才提到的“假設”是中國如果不發生俄羅斯那樣的巨變,來預測大陸新聞走向。如果中國發生了俄羅斯那樣的變化,即共產黨專制迅速結束了,新聞前景會怎樣?

曹長青︰前景也不會馬上變得非常樂觀。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俄羅斯的新聞現狀得到一些啟示。莫斯科的媒體目前存在兩個主要問題,第一是編輯記者們在共產主義統治下辦了70多年的新聞,正如西方新聞專家說的,“他們不會辦沒有共產主義條件下的報紙。”即他們還不習慣辦不是宣傳的報紙。他們仍會在慣性的共產思維和辦報模式中編輯報紙。

第二個問題是長期的黨的喉舌和政府出錢辦報,使他們缺乏把報紙當企業來辦的經驗和專業意識。因而目前俄國大多報紙經營不善,有的虧損嚴重。這一點與東歐一些國家的新聞狀況較相似。結果是西方一些大出版商乘機買下這些國家的主要報紙的股份,輸入資金、技術設備和管理人才。例如捷克的幾家大報,主要股份都不在捷克人手中。

這兩個問題在中共垮臺后中國大陸新聞發展中也會出現。可能后一個問題會輕些,因為小報的發展經驗會提供不少將報紙從政府機關變為企業來經營的經驗。但第一個問題會很嚴重。這不僅僅由于中共的報紙早就有復制甦維埃列寧辦革命報,把報紙當做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的工具的歷史,還在于較為人們忽略的中國近代報紙自出現始,就有着明顯的政治報、言論報的傳統。

中國近代報紙的大量湧現是受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引發。中國戰敗刺激了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于是興辦報刊,啟蒙大眾成為一時潮流。當時的報刊帶着強烈的救國救人、啟迪教育民眾的宣傳企圖。

如梁啟超辦的《清議報》,宗旨是“激發國人之正氣”。后來他創辦的影響甚大的《新民叢報》,發刊詞為“本報以教育為主腦,以政論為服從”。而與主張君主立憲的《新民叢報》相激辯、同樣名震全國的《民報》,孫中山為其寫的宗旨為“同盟會的喉舌,宣傳正義”。戴季陶辦《民權報》時,牆上掛着發行人的題詞:“報館不關門不是好報館,主筆不入獄不是好主筆”。當時辦報是從事政治鬥爭,報紙重視的是言論。

后來國共兩黨的報刊基本都是政治報、宣傳報。這一點從海峽兩岸出版的新聞史書中也可以看出。台灣曾虛白主編的《中國新聞史》中,對政治報(當然主要是國民黨的報紙)、言論報給予很高評價,用了大量筆墨。但對政治色彩較淡的上海《申報》、《新聞報》等宣傳色彩較淡的經濟報刊着墨不多。而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丁淦林主編的《中國簡明新聞史》中,通篇誇讚中共革命報刊,把報紙完全視為政治工具。

何頻︰依您的觀點,中國近代史上那些報紙是值得稱道的呢?

曹長青︰中國近代史上辦的最出色的報紙是三、四十年代張季鸞任總編輯的《大公報》。該報為私營、獨立的報紙,宗旨是“不黨、不私、不賣、不盲”,很受讀者歡迎,在知識份子中也具較大影響。1941年,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將《大公報》評選為當年最佳外國報紙。在亞洲,只有日本的《讀賣新聞》得過這種榮譽。但《大公報》主要以言論見長,張季鸞寫的社論和評論,是這張報紙的最大賣點,而不是它的新聞。

中國新聞史上這種政治報、喉舌報、言論報的傳統和現實,都將給后共產黨時代的中國大陸新聞發展留下長長的陰影。

●必須建立正規的新聞教育

何頻︰那您認為怎樣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狀態?

曹長青︰恐怕最根本的辦法是從新聞教育入手。中國近代報紙剛出現時,曾很重視新聞教育,培養專業人才。因為報紙是西方的產物,中國當時很注重從西方引進新聞與傳播理論,並建立新聞院系。

世界上第一個新聞學院是1908年在美國建立的密蘇里新聞學院。它的創始人威廉姆斯博士(Walter Williams)曾于1921年到北京大學演講新聞,當時胡適做的口譯。威廉姆斯表示他的學院“歡迎東方新聞學者”,后來他還籌措五萬美元幫助燕京大學停辦的新聞系復辦。

因此,中國早期的新聞教育家多從美國留學歸來。如中國第一個新聞系主任徐寶璜曾在密西根大學研究新聞。畢業于密蘇里新聞學院的馬星野回國出任了后來創辦的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主任,並開辦了“新聞專修班”,培養出大批專業人才。剛才提到的香港《百姓》社長陸鏗先生就是從這個專修班畢業的。他因為受馬星野的“報紙是社會公器”的西方新聞觀影響很重,結果在中國兩黨政鬥中從事客觀新聞報道,遭了很多磨難,坐了22年中共牢獄,也被國民黨投入過監獄。從陸鏗的例子可以看出,當年從西方學成回國的新聞教育家,培養了一批獨立記者。

但這種新聞教育受抗戰和國共內戰等動亂的沖擊很大,尤其到了中共1949年在大陸建政,這種教育完全中斷。象馬星野、成舍吾、曾虛白等新聞教育家都去了台灣,留在大陸的都被“改造”。中共對新聞教育從不重視,僅有的院系也是傳授如何把報紙辦成黨的工具,其新聞理論完全政治化,即使今天,這個領域的情況也沒有根本性變化。

相反,倒是台灣較重視新聞教育,開辦很多新聞院系,一直在培養專業新聞人才。台灣報業能出現今天繁榮局面,除了解除報禁,允许新聞自由外,也與它培養了很多專業人才有直接關係。

中國大陸一旦允许私人辦報,恐怕缺的不是資金、設備和讀者,而是專業化人才。在大陸目前的七萬余新聞工作者中,才有6%受過專業訓練。而且這還是中共新聞理論的訓練,其狀況相當可憐。

解除這一困境的根本措施在于大陸在后共產黨時代重新建立正規新聞教育。新聞教育隊伍恐怕主要還要依靠從海外新聞學院裡學有所成的人才,返回國內重建正規新聞課程,從二、三十年代中國新聞教育那裡起步。

我一直堅信,新聞與傳播如同物理、化學一樣,作為專門學科並無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也無東方、西方之分。它是超越這一切的,它有自己的規律。中國人的新聞事業要想進入正軌,必須學習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新聞理論與作業。美國建國二百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它的民主是系于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之上的。而美國新聞界一直倡導的新聞媒體監督政府及官員、服務民眾與社會、客觀、公正、獨立,恐怕是中國新聞發展必須選擇的榜樣。

無庸諱言,隨着鄧小平政治強人的消失,中國社會將會更加寬鬆,新聞自由的空間會越來越大。但中國新聞距正規、嚴肅、客觀、獨立的目標還相當遙遠。建立正規的新聞教育,培養專業人才是基礎工程,它需要相當的時間,但又是繞不過去的一條必須走的道路。

(轉自明鏡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鄧小平之后的中國》一書)

(何頻為原中國《深圳法制報》記者,1989年六四后流亡加拿大、美國。現為《多維新聞網》董事長)

1994-01-23

1994-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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