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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什麼好?”

曹長青

自八十年代初中國向世界打開大門,大陸留學生和知識份子來到美國已有十多年的歷史了,即使是“六四”後流亡海外的也已長達七年。但我最近越來越發現,他們中很多一開始熱烈擁抱美國的人,開始不斷地抱怨和批評美國了。常有人和我爭辯“美國到底有什麼好”。一位著名的流亡知識份子還曾撰文說“西方雖好,無非是豐足和舒服一些而已,恐非中國去處。”他主張中國應該走一條不同於美國民主和中共專制的“第三條道路”。

為什麼一些在海外多年的中國知識份子會有這樣的抵觸美國、質疑美國思想文化價值的心態呢?據我的觀察,恐怕有這樣幾個原因﹕

●誇大枝節不足,無視主體價值

第一,美國媒體和知識界的主體聲音是對本身政府和社會的批評。中國知識人們附和這種批評一來顯得自己的認識水平已可以和美國知識份子匹比;二來顯示自己不屬於盲從讚美美國的那一類。但這些中國知識份子忽視了一個重要區別,即美國知識份子對美國的批評,多是在肯定西方主體價值的基礎上批評現存的社會問題,他們的參照系數是更理想的社會。那些中國知識份子在批評美國的時候也拿一個尚未存在的完美社會作參照系數,而忘記了他們的參照系數應該是獨裁專制的中國大陸。這就導致他們在批評美國枝節不足的同時有意無意地在否定西方模式,拒絕西方的“個人大於國家,自由高於秩序,創新優於既有觀念”等主體價值。

中國知識份子當然可以批評美國,但是用多大精力去批評美國枝節的不足和用多大精力去倡導傳播美國的主體價值則會直接影響中國人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的認識,進而影響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美國知識份子對自身社會的問題看得更清楚,他們的思考和批評也許更能得其要領。中國知識份子在中文媒體去增加這種批評聲音的分貝不僅沒有多大的意義,而且還在某種程度上迎合了中共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抵毀,盡管這並不是他們的本意。但事實上他們的批評對中國人的誤導力量更大,因為他們不僅是自由民主的倡導者,而且還是在美國生活多年的知識人。

除上述之外,某些中國知識份子,雖已來美多年,但思維方式仍然處於“大陸狀態”,不僅用東方思想作為價值尺度,更潛意識地使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作為衡量事物的標準,而他們還自認為早已西化了。他們不明白的是,人的大腦,就像一台電腦,把它從北京搬到美國,如果不是有強烈的願望和行動把堶戚鴩茠熙n件洗掉,重新輸入新的軟件,這台“電腦”即使在美國呆了多少年,堶悸漲@產軟件也不會自動消失。

●邊緣人心態是融入主流社會的障礙

第二,海外中國知識份子的“邊緣人”心態是妨礙他們真正瞭解美國價值的主要障礙。很多知識份子在中國大陸有教授、專家、詩人、作家的頭銜,但在美國,他們無法獲得相應的專業位置,更無法進入美國的知識份子圈子。而有些即使得到了專業位置的人,由於東西方文化思想價值的巨大差別,心靈也很難進入。而對很多從事人文科學的流亡知識份子來說,則是位置和心靈兩者都進不去。英文不好是直接的障礙,迫使很多人只能從美國出版的中文報刊和電視獲得有關美國的資訊,而在美國的中文媒體質量都較低,有些遠低於台灣香港甚至大陸。在只與中國人交往,只說中國話,只受劣質中文媒體熏陶的情況下,能深入瞭解美國社會是相當困難的。除此之外,那些至今還保持著“名人”心態的矜持的流亡者,“進入”的障礙就更大。在中國大陸的社會環境,由於某種原因一下子出了名,就可以一直大名鼎鼎一輩子;但在美國這樣競爭激烈,誰都想成名的社會,“每個名人的光榮期只有5分鐘”。像中國大陸謝冰心那樣,半個世紀都沒有像樣作品問世的作家,還能保持文壇泰斗而被社會關注的事在美國是不可想像的。那些在美國仍自視為“名人”,而周圍人並不再把他當名人相待的中國知識份子,他們的痛苦和抱怨可想而知。這種名人落寞的愁悵,職業懸空的個人困境,語言不通的閉塞和“邊緣人”的心態,導致他們把忿恨和批評轉嫁到美國社會和西方思想文化價值上。

●以盲目的民族自尊反擊西方對中國文化的批評

第三,中國人在美國共160萬,只佔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零點六四。作為少數族裔,面對美國的強勢文化,很多人則以自卑的自尊極力推崇自己原有的文化,結果連中國文化中的劣質部分也加以捍衛。這種現象在中國文化人中則是歷來如此。例如近年發現的胡適在美國康奈爾大學求學時,曾在該校刊上發表“中國之婚俗”的英文文章,竟為他在國內時曾痛斥的包辦婚姻辯護,說父母包辦婚姻的“中國婚姻制度的合理性也正是建立在婚姻不只是小兩口兒的事。也是整個家庭的事。”荒唐的是,胡適本人就是包辦婚姻的受害者,他在力數包辦婚姻的種種好處之後,還批評西方人的自由戀愛和自主婚姻是不堪忍受的習俗。以胡適這樣一直極力主張全盤西化的中國大知識份子來到西方後面對強勢文化都糊塗至此,其他人可想而知。而兩年前發現的詩人徐志摩二十年代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論文“論中國婦女的地位”,內容竟是以盲目的民族自尊反擊西方對中國文化的批評,為中國男人迫害女性辯護,甚至為納妾和裹足這樣的劣行辯解。

爭辯“美國有什麼好”,實質是要爭辯美國的思想文化價值有什麼好,中國需不需要引進這種人類目前最有人性的生活方式和最合理的社會制度。當年中國的知識份子不辨“美國究竟有什麼好”,以義和團式的民族主義情緒排斥和拒絕西方文明,結果導致了蔣介石的獨裁和後來共產黨的全面專制。今天,中國又面臨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時刻,中國的知識份子是不是還要重蹈覆轍?

(載《開放》1996年6月號)

1996-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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