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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和共產黨——比較原蘇聯東歐與中國的知識份子

曹長青

二十世紀這最後十年對共產主義來說真是“世紀末”,共產黨在波蘭、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等所有東歐國家都一個接一個地垮台了,在有70年歷史的蘇共帝國,僅僅三天,共產黨專制就成為歷史。但在世界的另一邊,卻是另一幅景觀,中共繼續統治著佔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並且隨著所謂的經濟騰飛,好像還沒有馬上壽終正寢的跡象。

很多學者專家撰文探討,為什麼東歐、俄國的共產黨垮台了,而中共仍然存在。這些探討有的從文化背景,有的從經濟因素,有的從統治方式的異同。從這些角度來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一個因素卻被忽視了,那就是從知識份子的角度。

●全面否定共產主義

我們在這裡暫且不從知識份子在這兩個地區中人口比例大小、知識份子的群體水準、知識份子的獨立性等角度來談,僅僅從有影響的知識份子對共產黨的認識水平來比較,就可以對上面提出的“為什麼”做出基本解答。

在原蘇聯和東歐,幾十年前就有知識份子對共產主義完全否定,指出共產黨是邪惡。這些知識份子不是像中國的知識份子那樣,支持黨內改革派,而是對整個共產黨持譴責的態度。他們也不像中國知識份子那樣,否定斯大林、列寧,但肯定馬克思主義,而是全面否定共產主義,從而向人民傳遞必須結束共產統治的智慧,和必須起來抗爭的勇氣。人民在這樣的思想哺育引導下,才對專制更加痛恨、對自由更加渴望,對共產黨不抱任何幻想。因此當歷史機會來臨,人民才會揭竿而起,一舉結束專制,獲得自由。

●吉拉斯:共產黨是壓迫人民的新階級

在共產世界最早發出這種真實聲音的是南斯拉夫的吉拉斯(Milovan Djilas也譯為德熱拉斯)。五十年代初,吉拉斯是南斯拉夫副總統和“國民議會”議長,是僅次於鐵托的掌權者。但他在高官和真理之間,選擇了後者,由此他成為東歐共產黨國家第一個持不同政見者。1954年,他被撤職。兩年後,他在接受西方記者採訪時公開支持匈牙利人民革命,認為“匈牙利事件標志著共產主義崩潰的開始。”因此他被逮捕入獄。在獄中,他寫出了《新階級》一書,偷運到西方出版。該書立即聞名世界,被翻譯成60種文字。在《新階級》中,吉拉斯指出,共產黨已經成為巧取豪奪、壓迫人民的新階級。“共產黨統治的世界,如同一個沒有觀眾的大劇場,只有那些演員——高級共產神父們在自享自樂,他們既是警察,同時又是新聞媒體的主人。”1962年他在獄中寫出第二本批評共產主義的著作:《與斯大林的對話》。吉拉斯以他兩次去莫斯科見到斯大林的經歷,指出斯大林是“歷史上最殘忍的罪犯”。

吉拉斯官至國家副總統。在共產黨國家中,還沒有哪一個異議人士當初在統治集團有這麼高的官職。但吉拉斯沒有走“改革派”的道路,而是選擇了直接挑戰共產黨專制、全面否定和譴責共產主義的持不同政見者的道路。這既是他的勇敢,更是他的智慧。即使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受到世界矚目時,吉拉斯仍堅定地認為,共產黨的唯一出路是退出歷史舞台,任何改革都無濟於事。吉拉斯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採訪時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評論說:“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還有其他人,都認為他們能夠改革共產主義。但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共產主義是無法改革的。”今年四月吉拉斯因病去世,《紐約時報》的悼詞稱作家吉拉斯是“早期持不同政見者反抗共產主義的旗幟。”

●索爾仁尼琴:共產主義是暴力加謊言

吉拉斯的思想對東歐以及整個共產世界的知識份子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在蘇聯,物理學家薩哈羅夫與吉拉斯的觀點和做法完全一樣,也是站在共產黨的對立面,譴責批評共產主義。即使在戈爾巴喬夫提倡新思維期間,薩哈羅夫的批評也沒有停止。薩哈羅夫的智慧和勇氣,使他的名字成為人類良知的象徵。而和薩哈羅夫齊名的另一個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索爾仁尼琴在1964年就寫出《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天》,以他在勞改營的監禁經歷,揭露共產黨統治的黑暗。他後來寫出的控訴共產專制的經典著作《古拉格群島》,使自由世界第一次詳細瞭解到共產黨集中營的殘忍。“古拉格”三個字,從此成為人類的一個專門詞匯,涵指共產專制最黑暗的部分。

索爾仁尼琴為此遭到當局的迫害。克格勃甚至商討在他的食物中下毒,來封住他的嘴。西方學者斯凱麥爾(M•Scammell)最近出版了他以剛公開的克格勃檔案寫就的第二本有關索爾仁尼琴的書:《索爾仁尼琴檔案:蘇聯秘密檔案揭示的個人與巨石的搏鬥》,展示了一個知識份子獨力抗爭共產專制的智慧與勇氣。

1974年,索爾仁尼琴寫出了“讓我們別靠謊言過日子”的文章,該文被成百上千的蘇聯地下出版物刊載,流傳全國。索爾仁尼琴在這篇向蘇聯知識界和全體同胞發出的宣告中指出:共產主義是一場暴力加謊言的運動,它“要求我們向謊言低頭,每天參與謊言。”“暴力以謊言為盟友,而謊言也只能依存在暴力之中。”在這種謊言世界,“我們的人性已經被剝奪到無可救藥的地步,以至為了一點食物,我們就準備犧牲一切原則,犧牲一切靈魂……”

他呼籲人們“唯有停止說謊,才能從蘇維埃制度的桎梏中掙脫出自己。”每一個蘇聯人,至少可以從自己做起:“不再寫作、簽署和印刷任何違背真實的東西;教師、演員、宣傳家,不再於私下或當眾發表歪曲真理的談話;不去參加那些被要求去的遊行和集會,拒絕舉起被給予的橫幅和標語;當聽到謊言和胡說八道的意識形態宣傳時,立即退出會議、集會、演講、戲劇或電影;只要報刊歪曲報道,對重大事實掩誘ㄢ齱A就不在該報上發表作品,並拒絕在報攤上購買這種報紙……我們得到解放的最簡單、最現成的關鍵就在這裡,這也是我們所忽略的,那就是,每個人拒絕參予謊言。”

他說,“當然這不是一條容易的道路”,會有“失去麵包,失去煤氣,失去莫斯科的戶口”的危險,但我們必須選擇“是繼續有意識地當謊言的奴僕,還是簡碻嬤央A做一個值得同輩和子孫都尊敬的老實人,”“對於身體來說,這是困難的選擇,但對靈魂來說,這是唯一的選擇。”

他寫出這篇文章的當年,被當局強行送上飛機,驅逐出境,從此開始了他在海外流亡20年的生活。美國學者雷尼克(D. Remnick)在今年10月底出版的《紐約客》雜志上撰文感嘆:“這些有關索爾仁尼琴的秘密檔案無可置疑地證明:在本世紀,沒有哪一個有關人類尊嚴的故事比索爾仁尼琴的更偉大。”

●哈維爾:戳穿共產謊言,在真實中生活

和索爾仁尼琴一樣對共產主義本質有著深刻認識的是現任捷克總統哈維爾,他也曾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很早就指出共產主義的荒謬和邪惡。1978年10月,他發表了著名的《無權者的權力》,指出共產黨統治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依靠以謊言為核心的意識形態來維持的。那是“一個充滿假像的世界,只存在一種形式主義的、與現實脫節的語言,一種假裝虔誠和偽造現實的語言。”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只能在謊言中求生。人們即使不去接受謊言,但當他們認可在謊言中生活時,就已經是在確認這個制度,完善這個制度,製造這個制度,把自己變成這個制度的一部分。”

哈維爾認為,謊言世界的統治者最恐懼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著身子’,打破遊戲規則,揭露遊戲本質”,使謊言世界的貌似堅固的“整個外殼無可補救地四分五裂。”因此哈維爾和他的“七七憲章”團體的知識份子朋友們勇敢地喊出了“皇帝沒穿新衣”,提出看似簡單,卻極為深刻的口號:“生活在真實中”。

●昆德拉:共產世界充斥玩笑、媚俗並剝奪記憶

和哈維爾一樣揭露共產主義謊言世界的另一名捷克知識份子是小說家米蘭.昆德拉。昆德拉至今已出版的九本小說和評論集,都貫穿著對共產主義的道義審判。

在昆德拉的筆下,共產主義是一個像惡作劇般隨意踐踏個人尊嚴與人生的“玩笑世界”(《玩笑》)。在這種“玩笑世界”,往往是“懲罰先於過錯”,“受懲罰的人不知道受懲罰的緣由,其荒謬性叫人無法忍受。”明明是一個“卡夫卡小說的世界”,卻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編織成“一曲田園牧歌,每一個人都是這曲輝煌牧歌中的一個音符,而那些拒不做音符的人,被視為只不過是一個小黑點,無足輕重也毫無意義,很容易就可以用手指逮住,壓碎,像小蟲子一樣。”這個世界“讓人們以犧牲過去為代價去購買未來。”拒絕的人,就遭到迫害,當局“把他們從國家的記憶中抹去,就像抹掉家庭作業中的一個錯誤一樣。”而“只有把他們變成一個影子之後,才讓他們活下去。”(《笑忘書》)

這是一個製造、縱容媚俗的世界,到處洋溢著虛情假意和陳詞濫調,“偽真實”以真實自居,滲透生活的每個細節。“在媚俗作態的極權統治王國裡,所有答案都是預先給定的,對任何問題都是如此。”(《不可承受生命之輕》)這是一個“希望把人類社會變成一個機器的世界,在那兒一切都將準確地運轉,按照程式表工作,服從於一個無視個人的制度。”(《為了告別的聚會》)

這是一個給所有人洗腦,讓人們失去記憶的世界。極權主義為了長久地奴役人們,採用遺忘的方式,剝奪人們的記憶和良知,剝奪每個人的自我意識。極權統治的最終目標是造就一個“孩兒國”,讓人民像孩童那樣,天真爛漫地按照規定的節奏跳天使之舞。在這個孩兒國中,任何一個人有記憶、有成年人的感覺,就難免一死。(《笑忘書》)

面對這樣的世界,昆德拉提出,必須戳穿謊言,恢復記憶。“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笑忘書》)“媚俗極權統治的真正死敵就是愛提問題的人。一個問題就像一把刀,會劃破舞台上的景幕,讓我們看到藏在後面的東西。”(《不可承受生命之輕》)

昆德拉認為,“人們的最愚蠢之處就在於他們對什麼都有了答案,而小說的最智慧之處就在於對什麼都提出問題。”(英文版《笑忘書》附記)昆德拉的小說、評論,都是在向共產極權統治提出質問。它真像作者所說的,如同一把刀子,劃開了共產鐵幕,讓人們看到了後面的醜陋、骯髒和邪惡,從而喚醒人們起來抗爭,結束這種“玩笑、媚俗和剝奪人們記憶”的世界,使人性回歸。

在原蘇聯和東歐,像吉拉斯、索爾仁尼琴、哈維爾和昆德拉這樣對共產主義持完全否定的知識份子,可以舉出一長串的名單。正是這樣的知識份子,以這樣“體制外”的獨立思考,揭示了共產主義的邪惡本質,促使了人民的覺醒。因此當歷史機會來臨時,原蘇聯和東歐人民才不是像中國人那樣在共產黨中尋找“胡耀邦”“趙紫陽”,而是為共產黨尋找永久的墓地。

●沒有突破“體制內改革”的思路

與原蘇聯和東歐的優秀知識份子相比,中國知識份子表現的卻是另一種姿態。1957年吉拉斯在獄中寫出否定共產黨的《新階級》一書時,中國大陸正進行“反右”運動。有50多萬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但今天回顧這些“右派份子”的言論,它們幾乎都沒超出對共產黨不滿、發牢騷的範疇,而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幾乎所有“右派份子”都是抱著向共產黨提“意見”,希望“黨”能改正缺點,變得更完美一點的願望。

文化大革命期間,知識份子是被迫害的對象,發不出聲音。在“四人幫”被打倒、鄧小平復出之後,知識份子開始發出聲音,但卻是一面倒支持鄧小平的聲音。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的理想是成為鄧小平改革派的高參或謀士。中國的知識份子們洋溢在一片對鄧小平的個人崇拜之中。唯一的例外是青年電工魏京生,他貼出了呼籲人民“警惕鄧小平蛻變為獨裁者”的大字報,並提出沒有政治民主化,四個現代化不可能實現。魏京生因此被判刑15年。那些著名的知識份子們不僅沒有聲援魏京生,反而認為魏京生的言行激進、不符中國的國情,尤其不滿魏京生直言批評了他們熱愛的鄧小平。

知識份子們不斷地在共產黨掌權者中尋找並寄託自己的希望,先是鄧小平,後來是胡耀邦、趙紫陽。他們希望突破原有理論框框,但他們的最大智慧是用早期的馬克思來否定晚期的馬克思,或否定斯大林、列寧,而肯定馬克思主義。絕大多數的知識份子認為共產黨是可以改革的,因此支持黨內改革派戰勝保守派則成了中國知識人的歷史使命。很多知識份子都是“現代岳飛”,一心精忠報國。他們只反貪官汙吏,但不反皇帝,更談不上像哈維爾、昆德拉那樣否定整個“朝廷”。

即使是1987年初被中共開除黨籍的三位知名知識份子,雖然他們當時都是中國最敢言的人,他們的言論對強化民眾和學生對政府的不滿都有沖擊作用,但他們的思想從沒有達到質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挑戰共產專制、否定共產主義的水平。例如報告文學《第二種忠誠》向中國人傳遞的仍然是這樣的信號:共產黨是可以改變的(變好的),只要持“第二種忠誠”的人多起來,只要黨能夠招賢納諫、聽進逆耳忠言。這樣的認識水平,顯然與原蘇聯和東歐的知識份子有著相當大的距離,而且是本質上的不同。而另一個容易被人忽略的不同是,《第二種忠誠》發表時,吉拉斯全面否定共產黨的著作《新階級》已發表了近30年。

●“第二種忠誠”的陰影

這些當年對中國民眾有較強影響力的知識份子對共產黨的這種認識水平,已決定了後來發生的“八九民運”不可能以挑戰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為主要訴求。因此才出現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前幾個小時請願的舉動,它是按照“第二種忠誠”的思路,希望用“忠誠”和“諫諍”來感動統治者。

紐約州立大學教授馬克•賽爾頓(Mark Selden)對此評論說:“1989年的運動遵循古老的諫諍和對朝廷濫用權威進行有原則的抗議傳統,……跟1989年東歐發生的很多運動比較起來,中國學生盡管向黨對權力的壟斷提出挑戰,卻很少質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東德的運動則使不同公民社會的結合跟黨和國家對立起來,終於導致成它a推翻了共產黨政權。”

八九民運這一致命弱點,主要由於主導中國思想界活動的知識份子,長期以來沒有向民眾傳播必須挑戰共產黨的統治,推翻共產專制的信息。當知識份子沒有這樣的智慧時,也就談不上有領導的勇氣。因此人們看到在當時的天安門廣場,很多知名知識份子熱衷的是在政府與學生之間穿梭傳話,目的是勸說學生聽從政府的旨意,配合改革派在黨內的鬥爭。在人民終於有機會挑戰共產專制的時刻,知識份子不僅沒有站在人民的前列,而是充當專制政權與挑戰者之間的“調解人”。

如果視八九民運為失敗,究其主要原因,除了中共的殘暴之外,另一個就是知識份子對共產黨抱有幻想。而不久前海外一些“知識精英”撰文批評學生當年堅守在天安門廣場不撤離,才導致流血,就是在用以攻為守的方式,來掩誑L們沒有膽量承認(也陵琤豪S有意識到)他們對共產黨邪惡本質認識上的淺薄和行動上的怯懦。

●共產黨的歷史從沒有民主自由

共產主義在全球的崩潰已無可質疑地證明了吉拉斯、索爾仁尼琴和哈維爾等原蘇聯和東歐知識份子的預見和深刻——只有向民眾傳播徹底否定共產黨的信息,直接指出“皇帝赤身裸體”,才能促成共產黨的早日垮台。但這個礎b眼前的、已成為常識的歷史事實也沒有改變那些對共產黨存有幻想的中國“知識精英”。例如一些流亡海外的被稱為持不同政見者的人,今天仍在公開宣稱,對當年加入共產黨,並不後悔。在中國那樣的政治環境,“知識精英”加入共產黨是司空見慣的事,人們可以理解。並沒人追究你加入共產黨的責任,也沒人要你“懺悔”。但在“共產黨是邪惡”已成為今天任人皆知的常識的情況下,你硬要宣稱“不後悔”,則是另一種性質了。它不僅等於說“加入過邪惡不後悔”,同時給人的潛層信息是,當年的共產黨是對的。

這些“知識精英們”在公開講話和文章中,把這一點說得非常明瞭:我們當年加入共產黨,因為共產黨是追求民主自由的。1949年之後,共產黨變了,而我們沒有變,因此我們今天成了共產黨的反對者。任何對中共歷史有瞭解的人都會知道,共產黨從成立那天起,就是一個列寧式的主張並實行暴力革命的政黨,在它的歷史上,既沒有自由,也沒有民主。而共產黨的歷任總書記都“沒有好下場”這一事實本身已說明即使在它的最高領導核心也從未實行過民主。而中共在“延安整風”時迫害知識份子、殺害作家王實味的殘忍做法,在中國都有過公開報道。對這樣一個給億萬中國人帶來深重災難的共產黨犯罪集團,硬要美化、強調它以前是“追求民主自由的”,這不僅是無視歷史,更重要的是,它在向人民傳遞錯誤的信號:既然共產黨以前曾經好過,那麼它就有再變好的可能。

●馬克思主義是罪惡之源

“知識精英”們對共產黨存在幻想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是仍然主張馬克思主義。一位被紐約科學院授予榮譽院士的“中國精英”不久前在荷蘭民運會議演講時說:“馬克思主義還是很有價值的……是斯大林、毛澤東這兩個歪嘴大和尚把馬克思主義真經念歪了。”當時立刻有人質疑:“在全世界範圍內為什麼我們看不到不歪嘴的和尚按原版馬克思主義來搞自由民主呢?”這位“精英”無法回答,只好搪塞說:“不能說馬克思主義沒有市場,在美國就有一種叫革命書店的,極左、激進。”他並明確聲稱:“我自認為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當然對共產主義信念我至今仍未放棄。”(日本《民主中國》,1995年1月號)

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黨暴政能夠分割開來嗎?不能。因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理論之一是《共產黨宣言》,它是共產主義在全球蔓延的濫觴。“知識精英”們這種試圖把馬克思主義與共產黨分開的想法,實質上是對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全球性的邪惡運動的認識極為缺乏。而被稱為中國青年“四大導師”之一的美學家和另一位學者不久前在美國發表的關於中國前途的“對話”,也主張“經濟發展先於個人自由”。這種視群體、國家利益大於個人自由,為了經濟發展可以剝奪個人政治權利的思路,與共產黨的理論沒有區別。當知識份子都在傳播這樣的信息時,中國人的心中怎麼可能播下否定共產黨的種子?當億萬人民沒有在心中徹底否定共產黨,仍對它充滿幻想的時候,“八九民運”憑什麼成央H

●沒有質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

嚴格地說,按西方對知識份子的定義,中國大陸五十年代那批文化人都無法算是知識份子。中國新一代的知識份子在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的認識上遠比上一代要深刻和勇敢。在新一代知識份子中,劉曉波、胡平是對共產主義持完全否定態度的代表者。劉曉波曾寫過多篇激烈批評中國傳統文化、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文章。胡平則在七八年北京民主牆時期就發表了《論言論自由》,在海外撰寫了很多傳播自由主義思想的文章,是這一代人中較早的覺醒者。但令人遺憾的是,在這樣的新一代知識份子的“深刻”中,仍然有對共產黨的幻想。例如劉曉波在1989年天安門運動中起草的著名的《六二絕食宣言》,不僅沒有挑戰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反而宣稱“我們沒有敵人”,主張與當局“合作”,要求人民對共產黨的專橫要有“寬容精神”。本文前面提到的馬克•賽爾頓教授對此有準確的評價:“六二宣言……在實質上是要求協商,遠遠不是號召分享權力或轉移權力,更不是要推翻共產黨統治。對比在1989年秋天在東歐發生的真正的多黨政治的強烈要求、打破執政黨對權力的壟斷、並最後推翻了一個又一個共產黨政府的運動,中國學生的這些要求是太溫和了。”

胡平的《論言論自由》雖然表達出當時中國青年知識份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論仍然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通篇也沒有質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這一使人民的言論自由被剝奪的根本原因。正是這樣的思想局限,導致胡平出任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聯”主席後,還發表文章宣稱,“民聯”不是要做反對共產黨的激進派,而是謀求與當局“對話”。他並舉出當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與美國激進學生的“對話”來比喻說,我們期望這樣的關係。不久前,在一篇批評學生當年沒有撤出天安門廣場的文章中,他又流露了這種觀點,認為學生如果當時撤離天安門廣場,就“意味著民運的勝利,由此開啟朝野雙方良性互動的局面。”(《北京之春》,1995年6月號)

共產政權與學生市民根本不是朝野關係,因為所謂朝野,包含著輪流執政的可能,因而有某種意義上的平等,而共產專制和被壓迫的人民從來沒有過任何平等。而且一個用坦克屠殺平民的政權與它的挑戰者之間怎麼可能會有一種“雙方良性互動”呢?這種謀求與共產黨“良性互動”的希冀,仍是對共產黨存有幻想。正是這種“幻想”,使胡平等一些海外精英至今仍把魏京生當年直接挑戰共產黨,呼籲人們“警惕鄧小平蛻變成獨裁者”的勇敢行為視為“激進”、脫離了群眾,指責像魏京生那樣單槍匹馬、不顧策略的激進言行,只能把大眾嚇得遠遠躲開,不利於民運。胡平還為此找到論據:“當年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的做法,就是脫離群眾的。”但為什麼在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等人“脫離群眾”的地方,恰恰群眾們一舉推翻了共產黨統治?對此,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有精闢的解釋:像索爾仁尼琴等知識份子對共產主義的抗爭,“產生於這樣的層次,即人的良知的層次。在這一層次上的力量不是用跟隨者、選民和士兵的數量多少來計算的,因為它是在人類受壓抑的對尊嚴和人權的渴望的層次上。”

也就是說,當有人在謊言的世界猛然喊出“皇帝沒穿衣服”這一事實時,表面上看是“脫離群眾”,與普通人拉開了距離,但實際上,這個真實的資訊是播種到人們渴望真實與尊嚴的意識深處。在信息傳播的一瞬間,對真相的共同領悟已把勇敢的播種者和大眾的心聯結在一起。人們雖然可能不會馬上跟隨這位勇敢者,但一旦有機會行動時,人民行動的訴求就會是在推翻整個“新衣皇帝”專制統治這樣的水平上,而不是去呼喚和擁戴另一個穿了一點衣服的好皇帝。

●皇帝不會穿上衣服

今天像胡平等新一代知識份子是清楚“皇帝赤身裸體”的。但他們擔心的是冒然喊出,對上會惹怒了皇帝,招致鎮壓犧牲,對下會脫離了群眾,形成單槍匹馬。他們希冀與“朝廷”“合作”“對話”,達到“朝野雙方良性互動”。他們一點點地挪動棋子,希冀在上不惹怒龍顏,下不脫離大眾的和平演變中,哄騙或促使皇帝最終能穿上一個褲衩,或完全穿上褲子。

這種策略有兩個糟糕的後果:第一,對於那些看不出來皇帝光著身子的被愚昧的民眾,這等於加強他們對“皇帝穿著新衣”的謊言的確信。第二,對於那些已經看出皇帝沒穿衣服的敏銳者,等於暗示和誤導他們,皇帝還是有可能穿上衣服的。這種想法的本質,仍是寄希望於統治者的變化,而不是依靠人民知道真實後產生的力量。更壞的是,它包含著“皇帝會改變”這一根本不存在的歷史預設。如果皇帝真的能夠穿上衣服,整個“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就毫無意義、也不會存在。

●比較之後的三點困惑

把原蘇聯和東歐的知識份子與中國的知識份子加以比較,不僅可以看出兩者思想水平的差距,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們,主導思想界活動的知識份子的水平,決定著共產黨在中國垮台的時間與速度。也釵酗H會說,把這些中國知識份子與哈維爾、昆德拉等世界級優秀知識份子放在一起比較是不合適的。是的,這是一個問題。但以什麼為中國知識份子比較的標準呢?難道為了中國的所謂“獨特國情”就降低知識份子的標準嗎?

這種比較還是必要的,通過比較,可以使人們發現這之間的差異,也可以啟發人們思考:

第一,為什麼在俄國和東歐能產生那樣出色的知識份子,而中國不產生呢?

第二,吉拉斯否定共產黨的著作《新階級》至今已發表了近40年,為什麼中國的知識份子就是不肯從那些早已寫得明明白白的道理中汲取一點智慧呢?

第三,俄國和東歐共產黨的垮台距今已有五、六年了,這些事實本身已完全證實了吉拉斯、哈維爾、昆德拉等知識份子徹底否定共產黨的做法是唯一有效的方式,為什麼中國的知識份子至今還要對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熟視無睹呢?難道中國的知識精英們真的像清朝末年那些“寧可不要腦袋也要辮子”的儒生一樣愚頑得不可救藥了嗎?

(載香港《前哨》1995年11月號,簡縮本發表在紐約《世界日報》周刊)

1995-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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