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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多數:報紙自命代表人民——大陸報紙角色分析之六

曹長青

1991年7月1日,是中囯共產黨成立70周年。《人民日報》按慣例發表社論,對黨進行歌頌。這篇題為“堅定地走自己的路”的社論是這樣開頭的:

“今天是偉大的中囯共產黨誕生七十周年。全黨同志隆重紀念著個光輝的日子,各族人民熱烈歡慶這個光輝的日子。”

這個開頭語值得質疑:即使“全黨同志”真的都在隆重紀念,又有什麼證據表明“各族人民”也在“熱烈歡慶”呢?是抽樣調查的結果,還是五十多個民族逐一採訪的總結?整篇文章都沒有交待。只有這個結論。

這篇社論接著說:“中國人民經過千難萬難,在中囯共產黨的領導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中囯共產黨人堅定地走在這條大路上,中國人民堅定地走在這條大路上。不管來自哪裡的什麼樣的壓力,都休想使中囯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屈服,都不能動搖中囯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堅定信念。”

在這短短的一段話中,有三處把“中囯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聯在一起使用。《人民日報》作為黨中央機關報,黨的“喉舌”,可以代表党表示要如何如何,但它有什麼根據代表人民講話,並且有什麼證據證明“人民”一定會和黨一樣“不屈服”,有“堅定信念”呢?

但是,《人民日報》等中共黨報一直是用這種手法寫文章的,因為它可以構成一種強烈的心理暗示:黨和人民是站在一起的;党是代表多數人意見的,黨報是在為人民講話。從而偽造“黨報”是代表多數的。

這種“偽造多數”的手法是“黨報”欺騙、愚弄人民的基本“技術”。它被最頻繁地使用,在任何一份黨報、任何一天的報紙中,我們都會看到。例如《人民日報》1987年1月12日社論《“全盤西化”,就是否定社會主義》說:任何一個具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中國人絕不能同意“‘全盤西化’的論調”。它用這種武斷的、結論式的口吻代表“任何一個”,從而暗示出它是“多數”。

在政治運動中,黨報“代表人民”的口氣更加強硬。如在“反右”時,《人民日報》連續發表文章“代表”人民對右派進行“審判”。如“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党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由於它自命代表多數,自然就可以隨時將別人定為是少數,同樣不需要證據。1957年6月1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標題是:“工人階級說話了”,整個工人階級它全代表。還有象“我們貧下中農絕不答應”、“工農兵怒斥右派”、“誰反對毛主席,開歷史倒車,全黨不答應、全軍不答應、全國人民不答應”。

在“六四”事件後,《人民日報》批判劉曉波、抓“黑手”的文章中,結尾也是這種手法:“劉曉波之流‘主宰中國’的呼嚎,不過是一場空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中國這片土地的主人”。

大量事實證明,黨報的“偽造多數”機制在中國這樣的專制集權社會起著巨大的欺騙、偽飾作用。它不僅有支撐它的理論,還有傳播學的基礎和社會歷史條件。

●“先鋒隊”的報紙自然代表“多數”

毛澤東認為階級鬥爭才是推動社會前進的杠杆。為此,他武斷地將人群分為兩大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是大多數人。而資產階級是少數資本家、壞蛋。然後他把中囯共產黨自命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代表著無產階級的最根本利益和最大願望。党是人民的代言人、領路人、利益維護者和體現者。

既然黨是多數人的代言人,那麼作為黨的“喉舌”的黨報,就自然是代表老百姓在講話。不管是黨的意見,或黨的某個領袖的意見,在黨報上,都自然地被“偽造”成大多數人民的意見。這是“偽造多數”的理論基礎。

●真實聲音的被扼殺,“偽造”成真

“偽造多數”能夠實行,還在於它依靠黨的絕對權力將一切真實的聲音、可能的不同聲音都剷除在萌芽之中。這樣,它成為唯一的聲音。

1949年中共獲得政權後,用“公有制”方式,將一切宣傳、出版都變為“黨有”,包括廣播、電視、電臺、報紙、雜誌、書籍等全部大衆傳播媒介。同時在這些“國營單位”層層建立黨的基層組織,將它們牢牢掌握在手中。尤其是報紙,黨乾脆命名它為黨的“工具”和“喉舌”。党的肺葉呼出什麼氣流,“喉舌”就發出什麼聲音。

“偽造多數”能夠暢通無阻,就在於它沒有真實聲音的威脅,沒有第二種報紙的挑戰。當這一種聲音成為唯一的聲音,所有人都在它的全方位(電視、廣播、報紙、文藝作品)的聲貝包圍中,無可奈何地別無選擇時,它的“偽造多數”機制就潛移默化地使讀者由“暗示獲得”到“不反對”以至“確信”,最後被黨的宣傳機器同化,真的成為“多數”之一。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心理侵蝕、滲透過程。

●沉默螺旋:多數裂變為“少數”

德國大衆傳播學者伊莉莎白·偌爾紐曼(Elisabeth Noelle-Neumann)七十年代曾以“沉默螺旋”理論(The Spiral of Silence)來闡述“偽造多數”。她認為:一個自認為是處於“少數人”位置上的人一般不願公開自己的觀點,他怕在多數中暴露自己的“無知”,因為多數往往意味著正確。同時,他也恐懼冒犯多數,而遭到敵視、批評和孤立,因此他多採取“沉默”的態度。如果每一個人都這樣想,那麼,他們就會由一個實際上的多數,通過“沉默”裂變為一個具體的“少數”。這樣,“沉默”就會在這些誤以為自己屬於少數的多數人中“螺旋”,循環往復的結果,使多數派都三緘其口,而真正的“少數”被襯托為“多數”,偽造得以成功。

黨報一直利用這種“沉默螺旋”心理效應來“偽造多數”,欺騙世人。例如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黨報上全是這種標題:工人階級說話了;右派要翻天,我們貧下中農不答應;全國各民主黨派都和共產黨站在一起,共伐右派;全軍指戰員憤怒聲討;少數右派陷入人民群衆的重圍;右派是一小撮敗類,絕大多數知識份子與黨同心同德。這種語言製造了一種氛圍和心理效應:工人、農民、軍人、知識份子,廣大人民群衆都與黨站在一起,都不同意“右派”的觀點,報紙反映了大多數人的意見,右派只是極少數。

幾十萬被打成“右派”的人當時分散在全國各地,無法資訊交流。他們雖然發現“真話”是很得到周圍人共鳴的,但卻看到報紙上“億萬群衆”都在反對、聲討他們。於是,他們中有些人也相信了自己確實是“少數”。而每一個局部的老百姓也這樣誤以為自己的真實想法是“私心雜念”,因此保持沉默。“沉默螺旋”的結果,毛澤東等少數人獨裁專制的想法反而變成了“多數”。皇帝之所以聲音洪亮,是因為所有臣民都沉默著。

曾被打成右派的劉賓雁先生,在他的《自傳》中回憶說,當時看到報紙上的批判文章後,也真心地認為自己錯了。覺得應該好好改造自己,爭取重新站在黨和人民一邊,成為“多數”中的一員。

面對上百萬人親身經歷的“六四”事件,黨報仍用這種手法“偽造”他們代表“多數”。報紙連篇累牘刊登各種“目擊記”以及工人、農民、解放軍戰士對“平暴”的讚同,對“暴徒”的批判。每篇批判文章,作者都是代表全體人民講話,以此偽造李鵬是多數,而“暴徒”和支持者只是“一小撮”。

黨報最常見的語言是“團結95%以上的人民群衆,狠狠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它用這種“數位語言”強調它代表多數在審判少數,是“替民作主”。有人調侃說:雖然它每次只打倒5%,但誰也抵不住它年年打倒、月月打倒,打著打著就是100%了。

●“多元無知”,愚昧為偽造提供可能

“多元無知”是西方社會心理學家弗洛伊德·埃爾鮑伯提出的一個概念。它的內容與“沉默螺旋”有許多共同之處,只是兩者闡述角色不同,它側重于社會心理學範疇,而“沉默螺旋”著衆於大衆傳播學。它強調“無知”是造成“沉默螺旋”的主要原因。

專制是愚昧的産物;謊言在無知中生存。1990年中共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仍有文盲二億五千萬以上。即使在被稱為“有知識”的人中,人們多年來得到的教育、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教育,幾乎全是中共意識形態“閹割”的知識,是一種全方位的“党文化”。

當然,也有真正“有知”的人,但他們無法和其他具同樣見解的人進行“資訊交流”。專制對媒體和一切交流手段的控制和封鎖使“有知”無法“螺旋”。1949年後,中國只有兩次出現過非黨報的媒體。一次是“文革”時期,各個造反團體都可以辦“報”,不需審批,也無人管理、監督。各種紅衛兵報紙滿天飛,當時可稱為中國歷史上報紙種類數量之最。但它還不是“新聞自由”意義上的報紙,因為所有報紙必須服從一種意識形態,必須聽從一個人指揮: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它們品類繁多,但都是在毛的語言框架內講話。

第二次出現,它是1978年北京西單民主牆時期的一些民刊,如“四五論壇”、“探索”等十幾種。他們是用“本語”表述自己對周圍世界的真實看法。雖然它們生命很短,就被官方查封,但它們對“沉默螺旋”和“多元無知”構成衝擊。它們像是在中共“鐵幕”上突然洞開的窗子,讓人一下子呼吸到新鮮和震撼。我至今還清晰記得,第一次從徐文立先生那裡拿到他們辦的《四五論壇》,閱後的震顫:竟有那麼多青年人和我有著一樣的想法。那種資訊的突然擁抱讓人久久激動,而且它又啓迪你向縱深思索。我想最初讀到這種民刊的人都可能有這種感受。

埃利胡.凱茲在討論“多元無知”概念時寫道:“有時候一個資訊的巨浪會席捲整個社會或整個一群人,使人們恍然大悟:原來大多數人甚或所有的人都持有同自己一樣的想法。”他的結論是:“在這種情況下,劇烈的革命之所以産生,往往並非由於人們的觀點態度本身發生了什麼改變,而是因為人們對別人觀點態度的瞭解發生了劇變。從這個意義上說,資訊交流可以解放人。”

四五運動、民主牆時期的獨立報刊、八九民運,都是對“沉默螺旋”和“多元無知”的一種打破,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一下子恍然大悟:原來大家“英雄所見略同”,都有對專制腐敗的憤恨和對自由、民主的渴望,原來我們並非少數人的“離經叛道”,我們是多數!

●暴力是“偽造”的背後支柱

當一些具獨立思考能力的“社會精英”,以“先知先覺”的膽識打破“沉默螺旋”、走出“多元無知”的怪圈,象“皇帝的新衣”童話中那個無視大人臉色的小孩大膽喊出:“皇帝什麼也沒穿”時,黨就會使用包括暴力在內的所有手段,扼殺這種真實,以保證“沉默”繼續“螺旋”。

這種暴力手段首先體現出順從、沉默有獎,反抗、異議嚴懲的一套細膩的榮辱系統。 如果你能在“沉默”中螺旋,能順從地成為黨的機器上的一顆“螺絲釘”,你就會從黨那堭o到好處,因為黨控制著全部生産生活資料,還可以頂戴花翎、青雲之上。如果你想喊出“皇帝什麼也沒穿”,黨有一萬個辦法懲罰你。因為黨掌管著分配房子的權、調動的權、工作分配的權、調職稱和長工資的權,還有結婚介紹信、生育分指標以及出國、外遷、檔案記載、戶口遷移、兒女升學等等大大小小的權力。每一個“關卡”都能讓你難受一輩子。

順從能得到好處,而揭發批判“不順從”的人,更會得到獎勵。因此一個想走出“沉默螺旋”的人,在單位,每個同事和領導都是他“心靈”的監聽者;回到住處,街道居委會的“小腳偵稽隊”豎起警覺的耳朵;爬到床上,又要提防丈夫或太太那雙被“革命”擦得雪亮的眼睛。親人、朋友、同事之間都不敢說真話,露真情。

如果一個人為了人格尊嚴,不懼物質貧寒和孤獨、敵視,那麼黨會開動第二套懲治機器,在報紙上貶低、醜化你,然後發動群衆批鬥、圍攻你。如果你再不屈服,黨還操縱著法律、軍隊、警察,隨時隨地可以各種罪名把你逮捕、監禁、勞改直至槍殺。象張志新、遇羅克,因為向“偽造”的“多數”挑戰,公開被槍殺。黨幾十年來一直用國家機器對成千上萬的想打破“沉默”的人“以言治罪”,從而威迫更多的嘗試者沉默、順從。

中共的暴力機制就是“指鹿為馬”式的恐懼統治。“六四”事件再明顯不過,幾百萬人都親眼看到的事,當局卻用武力逼迫人們寫“認識”,承認“暴徒”是一小撮,李鵬代表人民。

趙高指鹿為馬,不久秦亡。鄧小平又搞當代指鹿為馬,能維持多久?

党文化不僅體現在黨報中的黨的工具、宣傳機器、謊言機制、語言暴力、缺席審判、偽造多數等六個方面,它還體現在諸多範疇、各個層面。它的基本特徵是文化意識形態化、泛政治化。而中共意識形態的核心是謊言。在毛澤東、鄧小平的“黨國”中,謊言無處不在,無處不有,無孔不入。黨的語言就是謊言。“人民當家做主”是謊言;“公有制”、“全民所有”是謊言;“我們的朋友遍天下”是謊言;“共産主義美好理想一定能實現”更是大謊言。連“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個字,也是謊言。它既非“中華民族”的代表,也從沒有過“共和”,更不屬於人民。

中共用“皇帝的新衣”構築的專制鐵幕,正面臨世紀末的危機:東歐一個個共産主義謊言相繼被戳穿,“老大哥”蘇聯正“天地翻覆”,“第三次浪潮”帶來的現代技術,如直撥電話、影印機、傳真機、錄影帶、電腦、攝像機等等的出現,都是對謊言的挑戰。真實越來越難以封鎖,人民紛紛走出“沉默螺旋”,以“多元有知”顯示多數的力量。

中共上演了四十多年的“皇帝的新衣”已到了這樣的尾聲:

“皇帝赤身裸體,人民議論紛紛……”

(載《中國之春》1992年3月號)

199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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