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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審判:報紙成為終審法庭——大陸報紙角色分析之五

曹長青

前不久,日本經濟學家矢吹晉回憶,他和何新在北京只匆匆見面,隨便聊聊。何既未提出採訪,更沒說過要“對談”。他們見面不久,《北京周報》刊出長篇“何新、矢吹晉對談錄”,文中以何新“對談”口吻,大談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世界如何按馬克思主義原理發展、前進。

矢吹晉見到這種憑空捏造,大為光火,馬上致函《北京周報》要求解釋並更正。該報不僅不予答覆,很快中國最大的黨報《人民日報》又轉載這篇約一版文字的“對談”,唯一修改是把矢吹晉的名字換成“日本經濟學家S教授”。從未遭遇過如此境遇的日本教授憤怒已極,在日本召開記者招待會,揭示事情內幕並抗議中國新聞界之如此不講道理。

矢吹晉教授的的憤怒,人們可以理解,畢竟他是一位日本教授,他對中共黨報的角色和運作缺少深切的瞭解和體會。《北京周報》和《人民日報》相繼刊發這篇編造的“對談”,並非意在污辱、難堪矢吹晉先生,而是借機擡高這篇“對談”的權威性和可信性。“對談”內容多為中共當局對現實世界的意識形態化的解釋。中共當然可以把它按“社論”、“本報評論員”文章等方式直接刊發,以前黨報是經常這樣做的。但經過“六四”事件,黨也感到宣傳機器發射的光譜很難“深入人心”。在這種時刻,有這樣一篇全面地、堅定地維護黨的方針、政策,按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圖解當今世界的“對談”,難得寶貴。它比黨直接發社論有更多“優越性”:一是何新是社科院副研究員,社會形象為學者、專家,從他口中說出這些話,起碼印證中國學術界還是有人堅定支援黨的理論的,而且何新是與日本經濟學教授“對談”,給人的暗示是,日本也有學者對此感興趣,這不僅提高了何新的身價,也加重了“對談”的份量。而且“對談”時用模糊手法,讓人感到日本教授對何新的宏論並無異議,有的似乎頗為讚賞。這樣,黨的理論不僅得到國內知識份子的讚成,還從“世界”得到了“回響”。

既然“對談”有這么多潛在好處,黨報就不惜冒編造之名,並不顧當事人的抗議,公開刊出。對於看不到、聽不到外部世界真實的中國老百姓,也許它還可以産生欺騙作用。

矢吹晉先生瞭解了這些,就不會過於驚訝一個堂堂大國的最大報紙為什么一定要編造一篇“對談”公開發表。但他可能還不理解,他一連認真、客氣地給《人民日報》投書三封,講明真相,要求改正,而該報竟置之不理。為什么連起碼的禮貌都沒有呢?

這裡,涉及中國報紙的特殊運轉機制,它不是外界所詳細瞭解的。尤其是它的“缺席審判”機制。

●絕對權力,不受任何監督、制約

中國報紙的“缺席審判”機制在於,它們全是黨的報紙。黨報對任何一個事件、一條消息、一個言論的處理,全是以是否符合黨的意識形態,是否站在黨的立場考慮問題來選擇、編輯、刊發的。至於它是否真實、采寫是否客觀,都是不重要的。

如同那篇“對談”,是否編造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符合黨的意識形態“需要”。需要高於真實,需要壓倒一切。這樣,黨報對任何新聞的處理,對任何人的批判,對任何重要事件的評論,都象法庭一樣,是法官在被告缺席或無法辯護的情況下的一種單向的、居高臨下的“審判”。黨的絕對權力又使“喉舌”有了終審權。

作為媒體,西方報紙至少要受到三個方面的制約,一是信譽;二是經濟實力;三是同行之間的競爭。這三者的核心是報紙必須服務於讀者,讀者是報紙的上帝,它決定你的信譽、你的廣告收入、發行數量以及在同行競爭中的勝敗。

而中國的報紙從本質上不受這些條件制約。

第一,它無所謂信譽問題。報紙是跟黨轉的,今天批判這個,明天又平反那個,四十年來,一直在“否定之否定”中“鬥來鬥去”,從無信譽可言。但它背後有黨撐腰,或者說就是黨的權力的文字輻射。

第二,它沒有經濟壓力。西方某家報紙如連續報到失實,就會影響信譽,導致訂戶減少、廣告短缺,最後經濟不支而倒閉。而黨報是國營單位,每年由黨包攬全部財政支出。訂戶多少,廣告多寡,對它並不重要。而且,黨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各個單位、部門訂閱。僅那幾百萬個基層黨組織,就可以使一張黨報發行百萬份。人民日報記者劉賓雁曾把這種報紙稱為“官辦、官訂、官看的辦公室讀物。”

第三,中國的報紙都是“國營單位”,都設有黨組織。他們是“一家人”,既不存在西方私人報紙間的激烈競爭,也不存在他們那種互相監督、制約。

除此之外,西方報紙還要接受法律的制約。而中國根本就沒有新聞立法。毛澤說:把法搞那么細幹什么,束縛我們的手腳。而且,即使有法,也是黨大於法。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都是党任命的。

中國的報紙由此可隨意按意識形態需要“審判”一切。有時,它的“批判”就直接出自党的領袖之手,只是借報紙來“宣讀”而已。如1957年7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即是典型一例。它嚴厲批判《文匯報》編輯部“是該報在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挂帥印的,包袱沈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名道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種,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

按常理,《文匯報》是屬於上海市委管轄的黨報,不應由《人民日報》來“審判”。但党的文件傳達下來,人們才大悟,原來,《社論》是偉大領袖毛主席親筆寫的。在這種“終審判決”壓力下,《文匯報》只有屈膝稱罪。第二天刊出“向人民請罪”的社論,第三天又刊出社論“痛切改造自己”,連續自我批判。

這種事情是經常發生的。例如1981年7月,《解放軍報》突然刊發幾篇文章批判電影《苦戀》。這部電影還未公演,黨報就代表大多數人民的意見批判它是醜化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編劇白樺是當時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朋友,據說胡對此影片並無批判。外行人不解為什么軍報批了之後,《人民日報》也跟著批?後來,《鄧小平文選》出版,人們才知道原來鄧小平對此有詳細指示:“關於對《苦戀》的批評,《解放軍報》現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藝報》要寫出質量高的好文章,對《苦戀》進行批評。你們寫好了,在《文藝報》上發表,並且由《人民日報》轉載。”

對一部電影是否上演,是否批評,批評稿由誰寫,哪家報紙刊載,哪家報紙轉載,“領袖”都做了詳細安排。最高領袖的話就是最高權力,報紙來執行“終審判決”。

●缺席終審,不許辯護

由於報紙是黨的權力的體現,因而它的“審判”不可能公正、客觀,它不可能和“被告”有一種平等的關係。它是沒有律師,沒有陪審團,沒有法律程式,也不許被告辯護、甚至不允許被告出庭的缺席審判。列什么罪名、想判多重、讓多少聽衆知道,都視意識形態需要而定。它是一種居高臨下、黑社會式的“終審判決”。

例如《人民日報》(1989年6月25日)在“抓住劉曉波的黑手”的批判文章中,直接“判決”:“劉曉波這個自稱‘我最崇拜希特勒’的法西斯信徒……”至於劉曉波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對誰說過這句話以及是否說過這句話,這些證據黨報都不需要,反正意識形態需要批判“八九民運”參加者。而當時劉曉波已被拘留在獄,根本無法“答辯”。黨用這種缺席審判方式首先將要打倒的人從人格上、個人尊嚴上、社會公衆形象上全國性地“搞臭”。

這種霸道的審判,是黨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最常用的。在“文化革命”中,它發展到極端。黨報今天“宣判”某某為特務,明天“定罪”某某為叛徒。一切都不需法律程式,也不需調查核實。毛澤東的顔色怒視誰,報紙就馬上“宣判”。當時的《人民日報》上(1967年),大量是這種“缺席審判”式標題:勃烈日涅夫叛徒嘴臉(7月16日);陶鑄是貧下中農不共戴天的死敵(9月12日);叫中國的赫魯曉夫永世不得翻身(7月20日)……當然,黨是絕不會讓他們在黨報上再發出任何個人的辯護聲音。黨報的“力量”就顯示在它是“缺席審判”,只有一種判決的聲音。

這種“審判”方式早在“文革”、甚至“反右”之前,就作為黨報的主要機制在發揮作用。如1955年5月13日、24日,6月10日,《人民日報》連續三次刊發了“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在序言和按語中,直接“判決”說:

“過去說是‘小集團’,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過去說是一批單純的文化人,不對了,他們的人鑽進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裡。過去說他們好象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不對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他們的基本隊伍,或是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動軍官,或是共產黨的叛徒,由這些人做骨幹組成了一個暗藏在革命陣營裡的反革命派別,一個地下的獨立王國。”

這樣一個嚴厲的“判決”刊載時,中共司法機關並沒有審判胡風和任何一個被稱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成員。這種判決不是來自司法而是來自黨報。胡風和他的朋友們無法為自己辯護,沒有一份報紙會刊載他們的聲音。面對突如其來的“缺席審判”,他們沒有任何辦法抗衡,因為“序言”和“按語”都是毛澤東親筆寫的。結果胡風被打入黑牢30多年,有兩千多人牽連被整,成為近代中國文壇最大悲劇。

這裡,“被告”無法辯護還在於,黨報傳遞的是黨的聲音,而党自稱是代表大多數人民在講話,黨是一貫正確的。對黨的“判決”的任何異議、辯護,從邏輯上講,都是為錯誤辯解,是錯上加錯,是黨更不能容忍的,只能導致更嚴重的後果。這就是為什么像羅隆基、章伯鈞這樣對中共已“看透了”的“大右派”最後都要低頭稱錯,在黨報上公開發表“我的認罪”。

這種“缺席審判”不僅用於黨不喜歡的人,也用於對付黨內鬥爭的失敗者。1967年7月31日《人民日報》社論高呼“林彪同志是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最好的學生,是我們党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而同是這家報紙,1974年2月2日社論卻“宣判”:“林彪是個不讀書、不看報、不看文件的大黨閥、大軍閥。”林彪已無法“答辯”,按官方說法已摔死在外蒙古沙漠上。九泉之下,林彪恐怕也不會服氣說他“不看文件”的“審判”。

同是《人民日報》,1967年5月29日刊文稱江青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典範。而1976年11月7日,該報卻“宣判”江青為“破壞毛主席革命文藝路線的罪魁禍首”。又是“缺席審判”,因江青已被關進獄中。

●道德法庭:審判一切

黨報不僅在政治行為上不斷對人進行“缺席審判”,它還包括對一般老百姓吃、穿、住、行以及個人隱私的全部干預。上海《文匯報》的“道德法庭”專欄,專門刊文對人的行為進行道德評價、批評和“審判”,包括婚嫁、生育、婆媳矛盾、棄嬰、收養等等等等。

在“道德法庭”專欄的視野中,是沒有“個人隱私權”概念的。“人民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代表”人民的報紙自然要替“民”行道,監督指導人們的一切行為。這種專欄的很多文章,都是對人的基本權利的剝奪,對人的尊嚴的蔑視和踐踏。一些揭出人的“隱私”加以道德評論的文章刊出後,致使有的當事人“沒臉見人”,有的“無地自容”,有的乾脆懸梁自殺。幾年前,《光明日報》曾刊出一篇對南京某大學教授的“道德審判”文章,說該教授的著作是抄襲別人的,結果那位年近花甲的老學者受不了這種人格污辱,以自殺作為抗議方式。此事當時震驚學術界。

道德和法,經常是兩回事。有時一個行為並不違法,但它缺德;有時一個行為很有道德勇氣,但卻觸犯法律。這種例子並不少見。然而黨報卻用道德法庭方式將兩者混為一談,以“道德審判”來干預人們的日常生活。

●專制解體,報紙法庭才會消失

當然,在西方也有報紙對人進行道德審判、惡意誹謗的事情發生。但當事人至少有自我辯護的權利,他可以寫文章反駁,這家報紙不登,他還可以投到其他報刊,因為報紙並非都是官辦。他還可以到法院控告報紙及作者誹謗罪,和他們打官司。如果這兩樣事他都不想做,報紙上的道德審判也不會真的成為司法、意義上的罪名,他不會因此被抓、被關、被判。而且,大多數習慣新聞自由的媒體聲音的讀者們,既不會把某張報紙登的對某個人的“審判”當成政府的聲音,也不會認為這一“報”之言是大多數人的看法。因此,“被告”不至於身敗名裂。

中國報紙的“審判”恰恰不同。第一是當事人無法為自己辯護,因為所有報紙都姓“党”,沒有一張報紙能夠接受一個被黨審判的人的辯護聲音。第二是他無處申告、打官司,法院和報紙一樣,都是黨的工具,到法院去告黨,這想法會被認為精神失常。第三,人們已習慣於把黨報的文章看成黨的聲音,認為它是代表大多數人在講話,因此“被告”的正常形象在“審判”之後馬上解體,成為人群中的孤立者、第四,最嚴重的是黨報的這種“審判”有時就成為司法審判,“被告”馬上會遭到批鬥,要被迫寫檢查承認錯誤。有時還要被抓、被關,有的被活活折磨死。有時這種報紙判決比司法判決更可怕,因為它是大衆媒體,會讓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反革命醜惡嘴臉”,讓你“永世不得翻身”。象彭德懷、胡風、劉少奇、陶鑄等一大批這樣的“被告”,就是經由黨報“審判”後,就被抓、被改造、折磨致死,根本就沒再經過司法審判。這是報紙審判的最殘酷之處。

黨報的“缺席審判”主要來自黨的絕對權力。中共的一黨專制統治體制給了黨報以權力和理論基礎,反過來,黨報也用這種“審判”方式來維護、強化党權的絕對化,把任何不同聲音儘早剷除。二者互為依託、相得益彰。

因此,只有中共一黨專制的統治體制解體,黨報的“缺席審判”機制才會消失。代之而來的民主政體,不可或缺的是新聞自由,而新聞自由與缺席審判是水火不容的。

(待續)

(載《中國之春》1992年2月號)

1992-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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