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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暴力:集權統治的威懾力量—大陸報紙角色分析之四

曹長青

中共意識形態最獨特之處,是它的語言。中共開動包括宣傳機器在內的全部國家機器來推行、貫徹黨的一套話語系統,旨在影響、改造、操縱人們的思維、語言,控制人們對某一個問題怎樣想、怎樣說。它通過報紙、廣播、書籍等新聞出版業和政治學習、業務討論、談心會、寫體會、思想彙報、大會發言、小組討論等花樣不斷翻新的方式,迫使人們進入這種話語系統,學習按黨的要求說話——說什麼,不說什麼,說時應如何說,用什麼樣的辭彙。

沒人能回避這種語言,因為它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並且這種語言背後是党的權力,或者說共產黨的語言就是共產黨的權力。在這樣一種意識形態中,一個人的信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須在黨的語言框架內說話。

一位西方學者說:“一個人一旦接受意識形態的語言,他的精神世界和尊嚴便隨之遭到劫持,無論他怎樣不明不白地開始使用官方辭彙,他已成為意識形態的一部份。換句話說,他已經和魔鬼簽字畫押。”接受這種語言的過程,就是被集權統治征服,最後淪為思想奴隸的過程。


●中共集權社會的四種語言

按照阿倫.貝森松把蘇維埃社會的語言分為“木語”(wooden language)等層次的思路,我們可以把中共集權社會的語言大致分為四種:

第一種是“官話”,也可稱其為“閹語”,它是被意識形態浸泡、閹割後的語言,在報紙、廣播、文件等一切官方媒體上流通。隨便翻開一張黨報,都可看到這種官話。如《人民日報》(1991年5月26日)報道榜樣曹偉的大通訊,其編者按是典型的“官話”:

“我們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除了人民的利益,絕無其他私利可圖。希望每一位共產黨員,特別是黨員幹部,都能向曹偉同志學習,無論何時何地都以人民利益為重,面對人生的課題,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第二種是“自然語言”,即“本語”,或相對官話稱之為“私語”。如情侶間的悄悄話,朋友間的推心置腹,母子等親人間的私下交談。也包括人民在具體生活中的語言,如“我要買張火車票”,“我去吃午飯”,“我愛我的妻子”,“你的衣服很漂亮”等等。

在“官話”和“本語”之間有兩種“偽語”。

一種是“偽官話”。它是指用官話編織偽真實,但又露出馬腳。如鄧小平在接受義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採訪時說:“對毛主席的評價要非常客觀,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過。我是犯了不少錯誤的,包括毛澤東同志犯的有些錯誤,我也有份。”

鄧想表達毛仍是偉大的,不能否定。但他的“官話”露出破綻:因為毛犯的那些大錯,他都有份,否定了毛,等於否定了自己。

另一種偽語是“偽本語”。它是指官方人士在某種場合要給人以平易近人的印象時,就使用這種語言。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在某些場合都使用這種偽語,以表現自己的人情味。尤其是周恩來,可謂“偽本語”大師。有時還要親親孩子的額頭。

在這四種語言層次中,“官話”一直占統治地位。黨一直企圖用“官話”取代所有“本語”。“官話”和“本語”一直進行著激烈的生存搏鬥。1957年的反右運動,可說是一場“官話”和“本語”的較量。“右派們”在大鳴大放中謹慎地用自己的語言表達了對周圍生活的看法,結果遭到黨和官話的清算。党用它操縱的全部宣傳機器對本語進行了批判,本語成為“右派言論”、“反動觀點”的代名詞。

在政治運動中,“本語”被認為是不嚴肅的、人性論的、缺乏黨性原則的,直至反人民的、反黨的、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宣傳的。本語不斷被官話批判、圍攻、蠶食。最後,說過本語的人都要用官話寫文章自我檢查、自我批判,表示與本語劃清界限。

“官話”和“本語”的衝突,或者說是謊言和真實的衝突,一直是中國社會1949年以後最常見、最複雜、也是最核心的問題。

●黨報的歷史是暴力語言的歷史

“官話”一般有三種表現形態:暴力語言,氣體語言,密碼語言。在這三種語言形態中,暴力語言最集中體現了黨意識形態的權力和霸道。它具攻擊性、醜化性、侵略性,以權力姿態居高臨下審判一切。

這種暴力語言在報紙的社論、評論、批判文章中尤為多見。特別是在“七、八年就有一次”的政治運動中,它成為報紙的主要語言。有人稱它為“文革語言”,其實是不準確的。1957年反右運動時,黨報就已熟練地運用這種語言。

我們隨便翻開1957年反右期間的《人民日報》,觸目皆是這種暴力語言。如這樣的文章標題:

章羅聯盟陰險兇狠,妄想獨霸民盟,反掉社會主義(7月2日)

野心家不要忘記,工人階級會舉起鐵錘(7月3日)

羅翼群下鄉煽動群衆反共到處陷入重圍,只得狼狽溜走(7月3日)

費孝通歷數章陰謀手法,邵慈雲揭露羅卑劣行為(7月4日)

至於象“右派小丑們太不自量了”(7月5日)、“斬斷章伸進戲劇界的魔爪,揭露記者隊伍中的敗類”、“靈魂深處長了膿瘡的林希翎”、“章伯鈞是一條帶保護色的毒蛇”(7月15日)、“剝去漂亮外衣,露出醜惡原形”(7月20日)、“誰敢反對社會主義我們就砸爛他的脊骨”(7月12日)等等充滿暴力、威脅、恫嚇、人身污辱、人格詆毀的粗暴用語比比皆是。

暴力的另一方面是黨的霸氣。比如,7月10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會標題是“黨不能發號施令嗎?!”,其霸氣躍然紙上。

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這種語言擴張到極點。我們看1967年7、8月的《人民日報》,版面標題全是“火辣辣”的:

“蘇修頭目進行大叛賣決沒好下場”、“肯尼亞政府倡狂進行反華活動”(7月2日)

“批判修養騙人鬼話,痛斥歡迎剝削謬論”(7月7日)

“剝開高正國‘貧農’的畫皮”(7月9日)

“政治僵屍的醜惡表演”(8月4日)

“從海瑞戲《五彩橋》看周揚的狼子野心”(8月16日)

“叛徒鐵托的肮髒使命”(8月28日)

這種語言以極度醜化的人身攻擊和人格毀滅來描述、批判、詆毀它所要否定的事物。如“別有用心的罪惡陰謀”、“窮兇極惡的跳梁小丑”、“恬不知恥地叫囂”、“赤裸裸地暴露了狼子野心”、“踏上一隻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以及鬥、批、改,穩、准、狠,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

這是一種鐮刀和斧頭撞擊出的語言,迸濺著“火爆、革命、砍殺”的階級鬥爭火藥味。從這刀光劍影、棍飛棒舞的字裡行間,我們可以想象到那場運動的殘暴和恐怖。

“文化革命”的結束和毛的逝世,使這種語言的暴力色彩有所減弱。但其本質傾向沒有改變。我們看到“六四”事件後,《人民日報》、《北京日報》、《解放軍報》上的對八九民運參與者的批判文章,其語言與“反右”、“文革”時有相當一致的延續性。

僅在1989年6月25日《人民日報》題為“抓住劉曉波的黑手”的一篇批判文章中,就可大量重見這種語言:“看看這只黑手是如何同海內外反動勢力相互勾結”,“劉曉波向有‘狂人’、‘瘋狗’、‘黑馬’之稱”,“(他)放肆地為殖民主義唱讚歌”,“劉曉波到了美國,與反動組織中國民聯一拍即合。他們勾結起來,沆瀣一氣,不斷尋找機會,伺機而動”,“劉曉波公然叫囂要同反動勢力相勾結”,“劉曉波繼續擾亂視聽,極盡蠱惑人心之能事”,“發出‘李鵬必須下台’的叫囂”,“煽動‘社會總動員’”,“劉曉波氣急敗壞地從後面走到了前台”,“借機發出了暴亂的呼喊”……

這種全國範圍內“批倒、搞臭”一個人的做法是黨經常運用的。文章語言不僅粗暴、蠻橫,而且多有人身攻擊和人格污辱,至於“劉向有‘狂人’‘瘋狗’之稱”,“這個法西斯信徒”等詞句,則是對人的直接辱駡。文章發表時,劉曉波並未被判刑,只拘留審查。按中共現行法律,劉當時還未定罪,仍有公民權(後來被當庭釋放)。但黨報是從不顧忌你最後是定罪還是無罪,它想怎麼說,怎麼罵,都有恃無恐。因為這種語言和軍隊、警察是一體的,都是黨的權力的體現。

其實,早在1942年中共延安整風運動時,中共黨報《解放日報》就使用這種語言對王實味等“反革命文人”進行粗暴批判。這種語言一直作為黨的絕對權力的體現,貫穿整個中共黨報的歷史。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共新聞史,就是暴力語言的歷史。

●仇恨運動迸濺暴力語言

暴力語言主要源於中囯共產黨的“鬥爭哲學”。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篤信只有階級的鬥爭,才是推動社會前進的杠杆,因此,要以階級鬥爭為綱,而且“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毛澤東總結說,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的哲學”。因而,我們看毛澤東的全部言論,其思想核心是六個字:“階級鬥爭為綱”;其方法是八個字:“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其理想境界是:“與天鬥,其樂無窮;與地鬥,其樂無窮;與人鬥,其樂無窮”。在毛澤東“不鬥則退,不鬥則垮,不鬥則修”,“中國有七億人,不鬥行嗎?”的號召下,舉國上下,家裡門外,鬥得天昏地暗、家破國殘。從“三反、五反”、“反右”、“文革”、“清汙”、“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到兩年前的“六四平暴”,這些無休止的政治運動都是以仇恨為主旋的仇恨運動。這樣一種制度化的仇恨必然尋找暴力語言作為它的形式。

暴力語言也緣於集權社會威懾、恫嚇統治的需要。專制統治的實質是恐懼統治。暴力語言可以形成這種恐懼氣氛和心理壓力。因此它對人的人格污辱和人身攻擊都是粉碎性的,不遺餘力的。

黨報的一統天下和絕對權力使任何一個被批判者都無法將自我辯護的聲音送到大衆傳播媒體,結果,被暴力語言肢解、扭曲了的被批判者形象通過各級黨報擴散到公衆社會。而且,當這種被扭曲了的形象成為大衆經久得到的唯一形象,又是由人民信賴的黨所描述的,人們久而久之就把它當做原本形象來接受。於是,被批判者尊嚴盡失,無地自容。這就是為什麼那麼多教授、專家、幹部、普通人在大批判聲浪中自殺的原因。暴力語言同時以它對人的精神和肉體的毀滅性威脅,來營造一種殺一儆百的恐怖氛圍。

暴力語言也是黨意識形態泛軍事化的産物。學校本是傳授文明的溫文爾雅之地,中共卻稱其為“教育戰線”,聲言要“佔領”“無產階級教育陣地”。描述暴力行為的軍事術語進入各行各業。如各個領域均稱為“戰線”:財貿戰線、工業戰線,在大批判運動高潮中入黨的人被稱為“‘火線’入黨”,堅持政治高於業務被冠以“政治‘挂帥’”,批判會的發言要“穩、准、狠”,而一切輔助、供應部門都象軍隊的一樣,被統稱為“後勤”,一件工作要做好,稱為“打好這一仗”。

這種暴力語言通過黨報等全部媒體的輻射、灌輸,已走入人們的生活細節。如一位來美留學的大陸學生在與幾個台灣同學聚餐時,好客地對人說:“請大家多吃,把這幾個菜消滅掉”,弄得台灣同學不知所措。

●氣體語言:什麼都說了,什麼也沒說

“官話”的第二種表現形態是“氣體語言”,或稱其為“套話”。如果說“暴力語言”會隨政治運動的擺動而時強時弱的話,“氣體語言”則始終“平穩地”覆蓋整個黨報版面。它多為黨的意識形態所推崇並經常使用的一些抽象名詞和政治術語的組合,或為“政治套話”的“積木”。

例如《人民日報》1991年6月2日第一版的一條新華社電訊稿是這樣結尾的:

“在當代中國,愛祖國,就是要愛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進行愛國主義教育,要進行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和平演變的教育,使廣大青少年樹立共産主義的理想和宇宙觀、人生觀,保證我們黨所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後繼有人,興旺發達。勝利屬於高舉共産主義旗幟的人們。”

從這段新聞稿中,我們可以看出“氣體語言”的基本特徵,它是抽象的、名詞化、概念化的,是經常流通於媒體的意識形態的慣用語、套話。它似乎什麼都說了;但任何細節也沒有,其實什麼也沒說。如同一個氣球,包滿了“氣”,又什麼也沒有裝。

當我們說“蘋果”、“香蕉”時,我們會感到它的形狀、顔色或依稀憶起它的味道。因為它是具象的,可睹可視可感覺的。但我們說“水果”時,我們只見其概括性,無法感覺到它是具體的蘋果或梨。“氣體語言”就類似這種“水果”語言,它是一種無法感覺、缺乏具象和個性的套話。象上面文中的“樹立共産主義理想和宇宙觀、人生觀”,任何細節、質感都沒有。讀這種文字如同讀牆,祗有硬綁綁的磚石。尤其象“勝利屬於高舉共産主義旗幟的人們”這樣的句子,空洞無物,虛無飄渺,不知到底表述什麼。

這種語言一直是黨報的主體語言。例如最近一期《人民日報》題為“抓好中國近現代史及國情教育”(1991年6月14日)的社論,幾乎全是這種語言堆砌而成。象這樣的句子:“通過深入系統的歷史和國情教育,使全國各民族人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振奮起來,堅定共産主義信仰,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牢記歷史,正視現實,創造美好的未來”,全是政治術語、流行套話的積木式組合。“歷史、現實、國情、共産主義信仰,社會主義方向”等等大名詞,似乎囊括一切,但又一句實話也沒說,排列的都是地道的“官話”、“閹語”。

氣體語言的另一種形態是運用數位,因為數位更抽象、更具概括力,更能體現“什麼都說了,什麼也沒說”的特質。

“官話”中的數位和政治流行套話相組合的例子舉不勝舉。如“一大二公”、“三反、五反”、“三好學生、五好戰士”、“一幫一、一對紅”、“一顆紅心,兩種準備”、“三七開”、“四個堅持”、“雙百方針”、“三不主義”、“三項指示為綱”、“三支兩軍”、“三大改造”、“老中青三結合”、“三種人”、“三要三不要”、軍隊的“四有三講兩不怕”、“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及“五講四美三熱愛”等等等等。

無論翻開“領袖”文選,還是各級黨報,都能看到這種數位化的氣體語言在頻繁使用,因為它更體現“形勢感”和概括力。

沒人能逃避氣體語言的包圍、侵蝕。人們說話、寫文章、談體會、做報告,都以能熟練地使用這套語言來顯示自己緊跟形勢,有政治水準。尤其是党的官員們,更以能僂籉a駕馭這種語言,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宦海中擺脫惡運。因為這種語言提供一種“保護”作用。當你只談“水果”時,人們無法確知你是肯定蘋果或否定香蕉。當一場政治運動來臨,需要肯定蘋果時,你可說你原來強調的“水果”意在誇讚蘋果,而當運動指向否定香蕉時,你又解釋原意是批判香蕉。語言的模棱兩可,即能應付殘酷的階級鬥爭變換,又是這種鬥爭的産品。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中共官員做報告,可以滔滔不絕講幾個小時,聽下來,又似乎什麼也沒說。因為他是轉述報紙語言。

●密碼語言,需要破譯

中共在一些政治運動中,為了打倒某個人,但又礙於他仍在權力中心,無法直說,就用指桑駡槐、含沙射影的語言,在黨報上大造“山雨欲來”的輿論,最後時機成熟,再“畫龍點睛”。這種語言象密碼,只有政治嗅覺靈敏,深諳黨內鬥爭之道的人才能破譯背後的“真諦”。

最典型的是“批林批孔”、“批宋江”運動。運動意在“搞臭”周恩來。但當時周握重權,且得民心,攻方不敢貿然直批,只好先影射。黨報上連續刊出批判“林彪”批判“尊孔、推崇中庸”的文章,以期把人們對林彪的憎恨,對孔孟、中庸的厭惡轉移到周恩來身上,雖然林彪實在與“尊孔”關係不大,他尊崇的是權力,從沙場將軍到文革戰場的副統帥,一生拼殺,都與“中庸”無關。含沙射影、遙指天外,結果很多人還是不知所雲。

毛澤東隨後又發出重讀《水滸》,批“宋江投降主義”的指示。一部古典文學小說一下子成了億萬人民的政治教科書。而宋江,這位不涼不熱、不前不後、溫文篤信而又一肚奸詐的農民領袖,確與周恩來有幾分歷史“因緣”。聰明的人看出了“門道”: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又如在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後期地位不穩時,黨報上曾連續刊出提倡“還是要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等文章,實際上是影射批評胡的“高消費”觀點。胡仍在位,黨報就敢登這種文章,有政治頭腦的人,馬上能破譯出“胡地位不穩”。

索爾仁尼琴在他的《癌病房》中曾深刻地揭示了這種密碼語言的奧妙。小說主人公是一位蘇維埃党的人事幹部,他總能緊跟形勢不犯錯誤,他幹了很多“整人”的事,卻能飛黃騰達。他得了癌症,住進癌病房時,才與別人“在癌症面前人人平等”。臨死之前,同室病友問他何以能躲過這麼多清洗運動、又升官發財?他回答:《真理報》上登的其實不是文字,那是一種“密碼”,只有象他這種人,才能破譯,知道背後的真正意圖。每次“清洗”之前,都會先刊出這種密碼,他破譯之後選擇最緊跟斯大林的方式,結果才躲過災難,青雲直上。

●擺脫心中的“小毛澤東”

包括暴力語言、氣體語言、密碼語言的“官話”,通過黨的絕對權力進入每個中國人說話、辦事、思考、寫作以及潛意識。人們無論是主動地還是被動地接受它,都是被這種語言征服、同化,被這種語言所包含的党文化侵蝕、俘獲的過程。人們接受了或習慣於運用這種語言,實際上就是接受了這種文化,這種思維方式,這套價值觀念和人生哲學。在這過程中,人不僅喪失了“本語”,也喪失了自己。

因此,只有掙脫出這種語言的鐐銬,人才能擺脫這種文化、這種感覺思維,才能擺脫這種價值觀念的象徵符號--每個人心中的潛在的“小毛澤東”,成為說“本語”的“身心健康”的人。

(待續)

(載《中國之春》1992年1月號)

199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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