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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中的“党文化” ——大陸報紙角色分析之一

曹長青

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現象加以審視和思考的話,至少可以發現,中共這些年推行的“文化”,既不是傳統文化的自然延伸,又與西方文明無緣。它在價值觀念、道德標準、思維方式、審美趣味、語言習慣以及生活方式上,都有自己獨特的東西。有人將這種文化概括為“黨文化”。

●“黨文化”的最大特徵是把人變成非人

黨文化是一種泛政治化的文化,它是封閉的、一元的、獨尊的、排他的。一切以黨的利益為出發點並為最終目的。這裡,黨的利益體現為黨的絕對權力和永遠統治。為了這種絕對權力和永遠權力,黨強力推行一整套以黨價值為終極目的和最高標準的價值觀念、道德取向和人生態度。黨通過對所有生産資料的佔有和對政治、傳媒的絕對控制,全面地、立體地、強行地、持久地推行這套文化。

這種文化具有強烈的排他性和獨尊性,它以封鎖外部世界的全部真實來維持它的一元地位。它是以政黨和政權為主導、以武力為後盾強行實行的。這實際上是一種奴隸文化,因為這種文化的對象被動地、被迫地、在被切斷一切與外界信息資源聯系的狀態下、別無選擇地被這種文化同化。

這種文化在意識形態上灌輸奴隸意識:為了共産主義來世的偉大輝煌,忍受現世的一切貧窮、痛苦;為了精神天國而犧牲現實的物質;為了黨性,泯滅人性。要人們順從、奴從,成為黨的事業機器上的“螺絲釘”,革命道路的“鋪路石”。

“螺絲釘”和“鋪路石”是這種文化所極力推崇的道德理想和人生典範。從這兩個悲劇性的物質形象上,人們可以想像到這種人生理想對人的毀滅程度。

黨文化的最大特徵和深刻本質在於,它窒息人的想象力,扼殺人的創造性;它是把人全面地、有意識地異化為非人的可怕的文化工程。

●黨報:黨文化的核心載體

中共歷來重視“宣傳”的作用,它曾産生奇迹般的巨大欺騙、蒙蔽作用。不瞭解這一點,我們就無法理解為什麼當年許多知識份子奔赴“革命聖地”延安,以及後來的“反右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億萬人的狂熱。這些並非刺刀逼迫的結果。

在宣傳中,報紙是主體。雖然電視近年已普及,但它也沒有取代報紙的特殊地位。在農村,相當多的地區使用有線廣播,但有線廣播仍然是廣播報紙。報紙,成為城鄉人民政治學習的主要讀物。通過“讀報”等政治學習方式,黨用社論、評論員文章和表彰好人好事的“通訊”來統一人們的思想認識,同時,將黨文化潛移默化到人們心靈深處。

以學報紙、學中共文件為核心的政治學習制度,自中共在延安發動整風運動後,即逐步地制度化了。無論知識份子或文盲,工人或農民、公民或罪犯,政治學習都是他們最普遍、最經常的社會生活形式。

這種學習制度形式多樣,內容也因時而異,但有一個東西貫穿始終,那就是學習如何“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學習如何按黨所主張、認可的思維方法和價值觀念來認識世界和解釋世界;學習如何按黨的語言模式和審美趣味來思考、說話、辦事以至吃、穿、住、行。實際上,這種學習過程,就是讓他們接受黨文化的過程。

讀報,只是黨文化的輻射。而讀報後寫心得、談體會、撰寫大批判文章和座談會等,又迫使人們運用報紙上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問題、解釋現實。按照報紙上的語言模式來規範自己的話語系統——應該說什麼,不說什麼,怎麼說。這種寫心得、談體會的反復過程,不僅使黨文化得以傳播、輻射,最後它成了傳播對象的全部世界觀和方法論,成為一種自覺的生存方式,傳播對象最終融為黨文化的血肉。

億萬個傳播對象接受了這種文化之後,就按這種文化的標準去要求他人、輻射他人、檢驗他人,以求最大限度的“同化”。黨有意識地輻射和億萬個老百姓之間無意識的傳播,造成一個社會性的“文化共振”,使黨文化浸入每個人的靈魂和血液,凝聚為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我們稍加研究,至少可以發現黨文化在報紙中有這樣的體現:組織工具,宣傳機器,謊言機制,語言暴力,缺席審判和僞造多數。

●黨是所有報紙的總發行人

如果說,西方文化強調“個人”,那麼黨文化則強調“集體”,即“組織”。它以“黨組織”為本位。毛澤東自1927年在“三灣改編”(軍隊)時提出“(黨)支部建在連上”,用層層建立黨組織控制軍隊,實現黨指揮槍後,很快把這種組織方式擴展到所有領域。凡有人的地方就發展黨員,有三個黨員就建立“黨小組”,10名建立“支部”,30名建立“總支”,50以上建立黨委、黨組,直至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總書記。現在又提出在這所有之上有個“領導核心”,第一代是毛澤東,現在是鄧小平。這個龐大的黨結構金字塔底座是數不清的基層黨組織。中共就是用這張巨大的組織網來控制社會。

黨首先消滅私有制,從國有達到黨有。同時,黨以包括暴力在內的各種手段禁止任何非官方報紙存在,公開宣佈“報紙是黨的工具和喉舌”。黨具體採取八種措施,使報紙徹底成為它的“工具”。

黨組織和宣傳部雙管齊下

第一,在報社建立黨組織。由這個黨組織操縱報紙的運轉,它代表最高權力。這個黨組織的級別大小,決定著這個報紙的社會地位和影響力。如果它是“黨支部”,這個報紙的行政級別是科營級,如是“黨委”,就是“縣團級”。《人民日報》有“黨組”,即為“省軍級”。同時也設有基層黨支部。報社黨組織又形成自己的金字塔權力機構,把報社從上到下都控制起來,從採訪、審稿、編輯直至出版印刷、發行。

第二,報紙要接受上級宣傳部門的領導和監督。例如我曾工作過的《深圳青年報》,要同時接受兩個宣傳部的監督和指導:共青團深圳市委宣傳部和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這種監督、領導包括部領導到報社講話、報紙總編輯下發“宣傳動態”及指導報紙登什麼,不登什麼。

●黨扼住兩個緊箍咒:人事和財權

第三,報紙的總編輯必須由黨員出任。這是一條不成文的規定。組織部門選擇總編輯時任用黨員以保證報紙的黨性原則。很多報紙總編輯本身就是黨組織中的重要成員。

第四,黨的組織部門決定報社的人事。一個報社有多少編制,用什麼樣的人,權力掌握在黨的組織部門手中。因而有民謠“緊跟組織部,月月有進步。”一般報社人員來源有三,主要領導多來自上級宣傳部門。編輯,記者,一種是黨從大學畢業生中選擇政治表現好的學生;再就是從基層宣傳幹部中選拔,這些人既熟悉黨的宣傳方針,又通過經常寫稿而熟悉報紙需要什麼。

第五,廣告收入上繳,由黨包攬財政。報紙是“黨的喉舌”,所需經費由黨的各級財政部門按年度預算撥給。而廣告收入和報紙銷售費,都要象其他國營企業創造的利潤一樣收繳到國家財政部門。黨用收入繳公、再分配的方式,將報紙的經濟生命控制在手中。中共幹部說,我們拿錢讓你辦報紙,你不能拿我們的錢來罵我們。

●新華社、人民日報統領天下

第六,新華社“通稿”,一統天下。新華社為中國最大的通訊社。它發出的重要消息、言論等,全國各主要報紙都必須登載。這並非由於新華社消息的真實性和權威性,而是由於特殊地位--它是黨的最大“喉舌”,代表黨中央高層的意見和在宣傳上的權力。

對於重大事件(無論國際或國內),地方各省、市黨報都不敢擅作報導和評論,必須以新華社“通稿”為報導標準或乾脆登載“通稿”。所謂“通稿”,即各級報紙都必須採用、具指導性和標準性的通用稿件。

第七,《人民日報》社論“射”向四方。《人民日報》具有與新華社同樣的性質,主要反映中共中央決策層意見。它在名義上歸“中宣部”領導,而實際上一直由政治局一名常委直接管,在1989年“六四”事件前由胡啓立管,現由李瑞環管。熟悉該報的人都知道,在總編輯桌上有一台紅色電話機,為中央高層專線,可直通中央要員的辦公室。

雖同是黨報,《黑龍江日報》只是中共黑龍江省委機關報,這種黨組織的上、下級領導關係,決定了《人民日報》社論對各下級黨組織報紙的指導作用。因而,凡《人民日報》重要社論,其他黨報都必須轉載,並且要放在頭版重要位置。

這並非成文規定,但凡有政治常識的各級黨報總編輯們都視其為基本的黨性原則和新聞紀律。 “六四”事件後逃到美國的原中共海南省委機關報《海南日報》總編輯程凱先生最近撰文說,當他看到《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時,“職業敏感告訴我,這是極不尋常的社論,應轉發在《海南日報》頭版頭條,加通欄大字型大小標題,以示對中央的支持。”但他當時的思想感情是與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市民一致的,他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社論。結果他將“四.二六”社論轉發在《海南日報》第四版上。據他事後觀察,“從中央到全國各地的各類報紙,如此以否定的態度處理四.二六社論,唯有《海南日報》一家。”這最後成為他被撤銷一切職務的“重要錯誤”之一。

這種“社論”的重要,主要在於它多根據中共高層人物的講話精神整理而成。如“四.二六”社論即為4月25日鄧小平對當時學運的“定性”講話,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范榮康撰寫成社論。

有時中共高層會有一個專門寫作班子按領導意圖撰寫這類社論和專論,在《人民日報》發表,由各級黨報轉載。因而“文革”中有“小報抄大報,大報抄‘梁效’”之說。梁效為當時江青在“北大”、“清華”組織的一個寫作班子的筆名,諧音“兩校”。

●《宣傳動態》:宣傳機器的操縱杆

第八,分級分期“簡報”,全面細膩控制。對各級黨報最經常性的指導是來自各級黨的宣傳部下發的簡報“宣傳動態”。中宣部平常每個月下發一本,省委宣傳部半月下發一本,市委宣傳部每周下發一本。它只有十幾個頁碼,內容主要是指導報紙最近一段時期應集中報導什麼,如何配合黨的中心工作。如“六四”事件後,這種簡報都要求報紙宣傳“平暴”的勝利,宣傳北京“暴亂”如何不得人心。而最近,則要求報紙重點宣傳“穩定壓倒一切”。

1985年,中宣部曾在下發的一期《宣傳動態》上,指示各報批評大陸電影女演員陳沖,理由是陳曾在外國影片《大班》中試演了一個任洋人主宰的中國女性形象,並有幾個暴露身體的鏡頭,有損國格、人格。當我們《深圳青年報》接到這期“簡報”,開會討論如何寫批判文章時,一名編輯調侃說:能否讓我們先看一遍電影,看看陳沖究竟露了多少再批判?

半個月後,中宣部又在下發的簡報中說:對陳沖的批評暫時停止,據瞭解,陳在美國已獲綠卡,正辦理入籍手續,再批恐怕影響中美關係。聽來象一個“黑色幽默”。

這種宣傳簡報不僅事無巨細地指導報紙登什麼、如何登;而且對不登什麼,也有明確的規定。從我看到的簡報中,至少可以歸納出有九個領域,報紙不得隨便公開報道:拐騙、買賣兒童;吸毒、販毒;妓女;公安;海關;外交;軍隊;監獄、勞改、勞教等系統的問題和黨的高級幹部問題。這裡是指醜聞或陰暗面。如成績,當然鼓勵報道。

黨通過這些具體措施將報紙變成名副其實的“黨報”。中共曾自毫地說,我們沒有新聞檢查。中共說了一半實話,確實中國報業沒有新聞檢查制度。但是,當黨用上述措施把“黨控制”制度化後,檢查已無必要,因為實際上它已滲透到每個運作細節和操作者內心深處,已“防患於未然”。但也有個別的報紙試圖向這種角色挑戰,傳遞真實資訊,刊載“出格”言論,結果都被中共查封:甘肅《西部晨報》(1985年,因提出“西部精神”);上海《社會報》(1986年底,因刊文揭露社會黑暗面過多);《深圳青年報》(1987年2月,因刊文“勸鄧小平退休”和刊發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三人的文章);《深圳工人報》(1987年2月,因刊發王若望文章“兩極分化之我見——與鄧小平商榷”);《蛇口通訊報》(1989年11月,因刊文支援北京學運);上海《世界經濟導報》(1989年4月,因刊發紀念胡耀邦逝世討論會紀要等)。

查封,只是極端措施,常規懲罰是撤換總編輯、改組報社組織機構,開除編輯、記者等。如“六四”後《人民日報》就有11名局級幹部被停職,中基層編輯記者停、免職達117人。社長、總編被撤職,四名副總編輯有三人被停職。

黨除了將“操縱制度化”外,在理論上也極力強調,“報紙的黨性原則是第一位
的。”不僅毛澤東這樣認為和強調,連被認為中共黨內最具開明意識的前總書記胡耀邦,在他1985年所做的報告《論黨的新聞工作》中,也一再強調。

1989年4月,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被查封時,該報總編輯欽本立抗辯說:我們有自己的理事會,經濟自負盈虧,是民辦報紙。當時進駐報社的工作組組長劉吉宣佈說:“導報”1980年創刊時,是由上海科學院提出申請,經由上海市委
宣傳部批准的。因此,“導報”從創刊起就不是民間報紙,更不是同人合辦,而中國從來就不存在這類報紙。同時他強調,欽本立是拿國家工資的正局級幹部,他的任命和罷免都是由市委決定的。

這種種狀況導致你無法在中國新聞理論中發現西方獨立報紙發行人這種概念。在中國的報紙中,如果你要找發行人,人們會把你領到“廣告發行科”,以為你要訂一份報紙。因為所有的中國報紙只有一個總發行人:共產黨。黨用全面控制和操縱,使報紙成為傳播“黨文化”、貫徹黨意志的最大工具。“喉舌”,是黨對自己的報紙最準確、最形象的概括和描述。

(待續)

(載《中國之春》1991年10月號)

199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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