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停止更新. 請訪問新站 cq99.us 長青論壇 多謝支持 .

新聞自由的價值——訪華裔大眾傳播學者朱謙

曹長青

不久前,在一次會議上見到明尼蘇達大學新聞學教授李金銓先生。我請他推薦幾本美國大衆傳播學者研究中國新聞的書。他是行家,提筆就寫了一串。我拿回認真一看,有好幾本作者都是一個名字:朱謙。一瞭解,朱先生恰好就是我當時所在的夏威夷“東西方中心”文化與傳播研究所的研究員。於是,我有了很多機會當面向他求教。

朱先生有一個中國學生羡慕的歷史:他是第一個在美國獲得傳播學哲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1959年他考入史丹福大學傳播系。那時,傳播學才剛剛興起。他的導師宣偉伯(Wilbur Shramm)是傳播學理論創始人。朱先生的勤奮、聰明深得導師欣賞。他們合作研究近20年,合寫了兩本重要著作。

雖然朱謙教授在台灣長大,在美讀的學位,但他對中國大陸的新聞傳播,尤其是黨新聞的運作了如指掌。讀他的書,每每令我擊節讚賞他對新聞喉舌化的深邃解剖。

●“地球村”的衝擊

美國《時代》周刊評選年度風雲人物,這次竟石破天驚把CNN總裁泰德.特納印在封面。它對新聞傳播界震動最大。於是,以此為契機,我和朱先生有一次長聊。

他那天興致很高,從美國新聞對社會的作用談到大陸、台灣、香港,從比較傳播學的角度分析了四地的利弊優劣。

他認為,雖然事先並沒預料此殊榮冠落特納,但仔細考慮,覺得特納是合適人選,因為特納和他的CNN以及其他新聞媒體在去年一年的出色表現,可謂改寫了新聞概念,強化了世界是一個整體的“地球村”意識。

傳統新聞概念是報導剛剛發生的事。它意味著事件已過去。而今天,衛星傳播技術和全球新聞網路的形成,使人們可以聽(看)到正在發生的事,即與事件的發生與演變同步。這是一個巨大變化。

美國著名自由記者Lynne Joiner幾天前在“東西方中心”演講時,也感歎這一點。她說,1976年初她在北京採訪,正碰上中共總理周恩來逝世,她拍攝到現場第一手新聞。但當時無衛星傳播設備,無法立即傳回美國總部。待她衝破登機阻力,飛到東京,事件已過去了17個小時,而中共官方也早她幾個小時發佈了訃告。本已到手的一個世界性獨家新聞失掉了。

而今天,蘇聯政變失敗後,戈戈爾巴喬夫重返莫斯科,隨著衛星轉播,人們欣喜的目光和他同步走下飛機。布什總統在海灣戰爭前夕,在國會演講,向伊拉克宣戰。他的演講從哥本哈根到德黑蘭,從薩達姆到鄧小平,都能同時、同步在自己的辦公室聽到。衛星傳播使所有國界失去本來的意義,任何角落都成為鄰居。
               
●新聞的戲劇化

朱先生強調說,一般民衆對重大新聞的興趣不大。尤其美國民衆,對美國外的事情並不當做大事來看。但去年海灣戰爭、蘇聯政變,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電視將新聞戲劇化了。在北京,王維林孤身一人擋住一隊隆隆駛過的坦克;在莫斯科,葉爾欽站在路障上高聲譴責政變;在巴格達,交織的彈火把夜晚燒亮。這一切,如同是一場大電影,一下子磁吸了民衆的注意力。尤其事件發生演變是和民衆注意同步發生的,沒人知曉最後的結局,這種類似電影蒙太奇的“懸念”更刺激了觀(聽)衆的胃口。它一下子從情感上把所有人都拉近了,使任何政治都不再是區域性的。一種全球意識、地球村的概念變成現實。
       
●將潛在的問題公開化

新聞傳播對人的影響,在美國別具蹊徑。朱先生的研究發現,新聞對社會變革或變更的影響,不在社論寫得多麼動聽,因一般讀者不看社論,而在於它把社會上有突出性的事件加以充分報導,使這種“事件”引起廣泛注意。像最高法院大法官湯姆士和女教授希爾為“性騷擾”對質公堂事件。在這過程中,他倆誰說的更有道理不重要,觀衆站在哪一邊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把三天對質的全過程現場直播給所有人看,重要的是它讓每個觀衆重視“性騷擾”這一社會問題。

美國的改革途徑是立法。30年前,黑人只能坐在公共汽車尾部,白人才能坐在前面。後來經過電視報導、抗爭,最後議員投票、立法才解決。議員投票取捨有兩個影響因素:遊說和民意。如美國槍枝管制法怎麼也難通過,原因之一就是全美有規模龐大的步槍協會,賣槍的人組成遊說團,遊說議員。另一種不涉及經濟利益,立法的基礎就在於民意。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大法官事件等於把一個長期在社會中潛藏的困擾人們的問題一下子表層化、公開化了。它等於指出:問題就在那!在這裡,新聞並沒有把它加深,僅是把它曝光,讓人們都來注意它的存在。

不久前轟動全美的史密斯被控強姦案也是這樣。雖然女方敗訴,但她已達到目的:把約會強姦這一社會問題表面化了,引起公衆的注意。

●消息背後有價值觀念

美國記者採寫新聞有兩個因素:表層因素是記者對新聞重要性的認識,哪個重要哪個不重要;深層因素是新聞背後有否一般大衆價值觀念。如大法官事件,一般外國人都認為沒什麼了不起,無需大動干戈。連歐洲人都認為美國人大驚小怪。但美國一般大衆卻認為這是一件大事。它反映了美國人的人權觀念與社會價值觀。

西方新聞的作用,重點不是放在改變人們的觀念,雖然這種作用也有;它的重點在於改變一般人對社會重要問題的一個Agenda Setting,即議事日程上。如性騷擾這一社會問題,原來並不在一般人的注意範圍內,經媒體充分報導,一下子引起大家注意。一注意才能進而構成民意,因為有了注意就形成贊成或反對。這種民意最後促成重大社會問題的立法。

●中國新聞是另一回事

美國媒體只指向你注意什麼,你自己怎麼想,怎麼做,它不管。中國的新聞則不同。在毛澤東時代,黨不僅決定一般民衆注意什麼,還決定你注意後怎麼想,怎麼做。毛時代的新聞,不僅是宣傳,也是黨控制大衆的工具之一。鄧時代,這種效能減弱了很多。在有些方面與西方傳媒有些接近,如提供經濟資訊等。但在政治表達上仍相當限制。

從宏觀的角度看新聞的效能,美國與中國大相徑庭。美國新聞不僅向大衆提供多元資訊,還有著除三權分立外的第四權作用,即 Watchdog,監督制約著政府及各級官員。前總統尼克松因記者挖出“水門醜聞”而被迫辭職;上屆總統競選、呼聲很高的民主黨候選人哈特因記者報出“金屋風流”只得偃旗息鼓;風格強悍的白宮幕僚長蘇努努,因用公家飛機、豪華車辦私事被記者曝光,布什只得忍痛割愛,將他送出白宮大門。無孔不入不入的新聞記者,讓貪官污吏聞風喪膽。

但在中國,新聞的這種效能非常微弱。雖然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時有大膽言論,廣東《深圳青年報》曾刊文勸鄧小平退休,但這都是特例,不是常規。當然,中國報紙上也有“讀者投書”,但那只是一般性的Watchdog,批評警察怎麼了,一般幹部怎麼了等等。

事實上,美國新聞的Watchdog弁鄐]未能全如人願。因為每個大媒體後面都有大財團的政治傾向。如巨額聯邦赤字這樣的大問題,牽涉到很多利益集團,很少有記者去碰它。

●台灣兩報爭雄

朱謙教授早年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曾在台灣一家英文報紙做過五年記者。在美國獲得傳播學碩士和博士後,也曾回台任教。目前台灣傳播學界很多學者,都是他的學生,可謂桃李滿天下。他談台灣報業如數家珍。

國民黨到台灣後,即使控制最嚴時,台灣的新聞也沒像中共那樣用來控制人們的思想、行為。只是在新聞取捨上抓得緊。早在五十年代,台灣除了國民黨的報紙《中央日報》、《中華日報》、《新生報》等,就有唱反調的報紙,如《公論報》,還有雷震的《自由中國》等。而《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原《征信新聞》)持中間路線。

自從台灣解除報禁、黨禁後,報業出現兩頭下降,中間突出的局面。黨報銷路下降,有些幾乎沒有讀者;唱反調的報刊也沒大發展。而持中間路線的兩報,幾乎一統報業天下。兩大報共同特點是,基本保持獨立性,反政府的調子它不唱,但報導範圍相當寬包括民進黨主張什麼、做什麼,它都報導,雖然它的社論不一定贊成。而其他無以數計的小報、期刊,可以隨便批東罵西。
             
●缺少誹謗意識

兩大報早年在發展過程中另一特點是,政治新聞小心翼翼,社會新聞則圖文並茂、大肆渲染,靠此來擴大銷路。這種過分渲染的負面慣性,導致台灣報業不太注意誹謗,這種觀念比較淡薄。

朱先生還清晰記得他在台灣做新聞記者時,一樁分屍案的轟動。當時發現一女屍被分成幾塊扔在台北五留公圳。各大報爭先恐後、連篇累牘加以報導渲染。接著報紙又暗示,此女是被某空軍少將害死,繼而又捕風捉影說此少將名為柳哲生。後經查實,此案與柳毫無關係。但經天天報導,柳的名譽已嚴重損害。當時連空軍少將這樣有地位的人也拿報紙無奈,何況小市民。

朱教授肯定地說,從整體上看,今天台灣的新聞自由尺度已經相當寬。除電視外,當局對新聞的控制已非常少。整個台灣報業的自由程度與美國逐漸接近。

●香港新聞淡化政治

朱先生不僅任教於美國的史丹福和伊利諾等大學,也曾任教於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他對香港新聞界也相當熟悉。他認為,香港新聞界有著台灣新聞業的缺點,有些更嚴重,如渲染色情。但香港新聞業不像台灣沒有誹謗的觀念,它對這點很注意。在香港,只有二流小報才靠這個推廣銷路。有身價的大報等,都不這樣做。而靠街邊零售的報紙,才靠全力渲染社會新聞及小道消息、花邊新聞來聳人聽聞。

香港新聞一個顯著特點是對政治關心不夠,對本港政治報導很少。這並非當局限制的結果。香港的新聞自由一直比台灣大,港府對新聞幾乎沒有管制。主要原因在於,香港民衆對政治沒興趣,大家都關心錢。一般心態是,政治由港府去管,因而沒有地方政治的概念,報紙也就無從反映。雖然對國際新聞報導很多,但水準不高。
             
●新聞自由意味多元

當話題轉到中國的新聞前景,我想起一位剛考入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中國留學生告訴我的經歷,他在上第一節課時,教授問所有學生,你們認為人類哪一個“自由”最重要?有人答“人身不可侵犯”,有人說“私有財産權”,也有人認為是“新聞自由”。但這位教授最後說是“言論自由”。他解釋道:如果沒有言論自由,你們回答我問話的機會都沒有。言論自由的價值是人類最重要的價值。所以一切專制極權才建立在對言論自由的剝奪之上。

朱先生認為,新聞自由的意義是超越國界的。他說,當然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並不是一回事。言論自由比新聞自由要高。新聞是報導一樁發生的事,它和表達一個政見不一樣。但有了新聞自由,就會逐漸實現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意味著真實性、意味著多元、意味著多元對政府的監督。它體現著民意,標志著一個社會的健康程度。朱先生的研究認為,新聞自由的尺度是:美國大於香港,香港大於台灣,台灣大於中國大陸(美國>香港>台灣>中國大陸)。

●典型的中國儒者

朱謙先生在東西方中心的文化與傳播研究所做研究員已18年。他寫過很多文章,僅專著就有十幾本,全是研究大衆傳播。其中有關韓國、泰國的各一本,台灣兩本,印尼三本,中國大陸六本;理論著作三本。

朱先生和所有中國移民一樣,保持著中國傳統文化,注重子女教育。他的三個孩子,兩個兒子獲醫學博士學位,女兒七年前拿到兩個博士:醫學和哲學。

他有一位賢惠能幹的太太(Julia),與朱先生同是江浙人,青梅竹馬,他們兩人1949年一起從中國大陸去了台灣。朱太太原是學聲樂的,是剛卸任的夏威夷國劇社社長,後來從事房地産很有成就。我去他家做客才知道,她的能幹使朱先生在家中只有兩件事能插上手:倒垃圾、取報紙。

他們有一套非常寬敞漂亮的房子,坐落在風光優美的半山上。不久前,一位中國大陸作家訪問夏威夷,曾到他家做客。坐在他家涼台上一覽夏威夷全景,這位作家感歎再三。我心裡也在想 ,朱先生今天擁有美滿的家庭與學術成就,雖然說歸於他個人的努力與勤奮,但也在他有一個學術自由與自由選擇的環境。有時,人生就那麼一步,就走出兩重世界、兩個人生……

——原載紐約《中國之春》月刊1992年12月號

1992-10-01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