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停止更新. 請訪問新站 cq99.us 長青論壇 多謝支持 .

一篇文章引起的風波

曹長青

1986年底,我參與編輯的《深圳青年報》刊登了一篇“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的讀者來信,隨后我寫了一篇“本報我贊成小平同志退休一文引起強烈反響”的追蹤報道,並配發了“人民有議論領袖的權利”的專論。結果是《深圳青年報》因此被當局查封;83歲的鄧小平沒退休,33歲的我被迫“退休”了,並不被允许進任何報社。為了獲得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幾年前我來到美國。但沒有想到的是,最近因為我的一篇文章對海外民運領袖胡平的觀點有所批評,竟導致胡平不僅在他編輯的刊物上不刊登我的文章,還組織了九人向美國《世界日報》的台北老板寫聯名信,意在使我在該報上也發不出文章。

一篇批評文章引起這樣的風波,實在出乎我的意料,我覺得有必要寫出它的經過,因為它已超出了胡平與我個人之間的觀點爭論和怎樣處理稿件的問題,而是涉及到怎樣看待言論自由的價值。

●用封住別人嘴的方式只能證明虛弱和無理

去年底,我發表了“知識分子和共產黨”一文(《前哨》1995年12月號,《世界日報》週刊1995年12月3日刊出刪節本),從對共產黨本質的認識水平上,對原蘇聯東歐與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做了比較,其中在談到胡平時,對他寫出《論言論自由》、一直傳播自由主義思想的貢獻做了充分肯定后,也指出《論言論自由》的局限性,例如從該文中大量引用的馬克思語錄中可以看出,“《論言論自由》雖然表達出當時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最有深度的思考,但立論仍然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通篇也沒有質疑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這一使人民的言論自由被剝奪的根本原因。”

我完全沒有想到的是,文章在《世界日報》刊出的當天早晨,胡平給我打來電話,對這種評價大發雷霆,質問我“你讀懂我的《論言論自由》了嗎?你懂言論自由嗎?”並連聲向我喊到:“我寫《論言論自由》時,你在哪裡?你在哪裡?你在哪裡?”

我們就他的《論言論自由》是否有局限性進行了辯論后,我提到已寫好另一篇文章要投給《北春》,其中也評價了他的《論言論自由》,他立即警告我說:“別人假如說批評我的《論言論自由》還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之內,那作為《北京之春》的編輯之一,我認為這個就是低于發表水平。”胡平這樣說了,也這樣做了。當我把文章送到《北春》后,該刊經理薛偉打電話通知我,胡平不同意發表。后來又來電話說,在力爭下,胡平同意下期發表,理由是要等胡平寫出反駁文章后一起刊登。我當即表示既然胡平作為編輯先看到了我尚未發表的文章,他寫出反駁文章一起登也可以,雖然這樣做不公平,因為該刊的爭論文章向來是一來一往。但為了等胡平就把我的文章壓一期是不合理的。后來薛偉通知我,胡平終于同意這期發表了,但條件是我要刪掉批評他在海外民運兩次分裂中負有責任的那兩段內容。我當即拒絕,認為胡平寫出《論言論自由》,卻不许別人批評他,是非常惡劣的。這樣幾經交涉后,這篇文章才在該刊的最末尾登了出來。

隨后胡平在《北京之春》上發表了長達二萬六千字的長文,對我近年來發表的文章加以全面批評。同時在連續兩期《北京之春》上刊發了另外三篇點名批評我的文章,和五封點名批評我的讀者來信,同時發了讚美胡平的讀者來信。同時用這樣多的篇幅點名批評一個人,在《北京之春》創刊以來是沒有前例的。但即使這樣,我仍認為,並向《北春》不止一次地表達了,即使《北春》整本都是批評我的文章,我也歡迎,只希望能發表我的回應文章,允许我答辯。但當我的“權利夢對人的腐蝕”投給該刊后,胡平和該刊主編于大海拒絕發表。于大海在電話中解釋說這是編輯部的意見。我當即指出,民運圈的人對《北春》的情況都是瞭解的,所謂編輯部不就是你和胡平、薛偉三人嗎。現在薛偉提前去台灣觀選,決定稿件只有你和胡平。你說的“編輯部意見”是否包括胡平,于大海肯定地回答,“包括”。我又追問“那麼等于說胡平不同意發表這篇文章”,于大海回答:“你可以這樣理解。”隨后于大海給我發來傳真信:“此文沒有盡量對事不對人,故不擬發表。”如果以對事不對人的標準,胡平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就點了我的名字73次,怎麼我的答辯文章提到胡平的名字就是沒有“對事不對人”了呢?作為《論言論自由》的作者,胡平在十幾年前就寫到,言論自由,主要是給批評意見和不同意見的自由,因為歌頌和附和,沒有人會阻止。怎麼今天當別人批評到他本人的時候,他就完全忘記這個原則了呢?

在海外自由世界,人們對問題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只有專制社會才會輿論一致。而言論自由的最重要的原則是,言論只能以言論相對,不可以用言論之外的手段來解決。胡平不同意我的觀點,完全可以用文章來反駁我,而不是用封住別人的嘴來保持自己的絕對正確。作為辯論雙方,胡平比我有優勢,我是自由撰稿人,要向報刊投稿,而胡平是雜志的主筆和有定稿權的編輯,他完全可以撰文作答(還可以賺稿費,胡平拿一份工資,還拿全額稿費,僅批評我的一篇就賺了近800美元)。用封住別人嘴的方式只能證明一個人的虛弱和無理。

●背后聯名信不光明正大

而更惡劣的是,胡平在封殺了我投給《北春》的答辯文章后,于去年底到處打電話,發傳真,組織聯絡了艾蓓、龔小夏、貝嶺、吳國光、郭羅基、謝選駿、于大海、北島等九人給台北《聯合報》系發行人王必立寫了聯名信,指責《聯合報》系屬下的北美《世界日報》經常發表我的文章,“對若干民運人士及大陸學人和作家進行批評甚至人身攻擊(常常是指名道姓),但極少刊出別人的回應文章和反駁文章。”明顯給看不到美國《世界日報》的人一個感覺﹕曹長青淨在罵民運人士、作家等。而事實是,我在《世界日報》發表的五十多篇文章中,幾乎全是批評共產黨的,只有四篇批評了所謂“民運人士、大陸學人和作家”,且批評的是他們為中共辯護、向中共下跪和撒謊的行為。

聯名信的九人中,于大海在《北京之春》與胡平有利害關系;北島是艾蓓摯友。其他人則都是被我批評過的——

吳國光﹕我在“有尊嚴地回家”(以下簡稱“尊嚴”)一文中曾批評他用給中共領館打電話與民運劃清界限的方式謀求回國;他則打電話到我家罵“他媽的X”。

貝嶺﹕我在“尊嚴”一文中指出他當年曾獲得上萬民運捐款,而在民運低潮時、他從深圳出來后向報界公開宣稱自己不是民運人士。他簽名我並不奇怪,有點驚訝的倒是他為了報復批評過他的人,竟能和死對頭北島聯名。

龔小夏﹕我的“尊嚴”一文並沒有提及她,但她卻對號入座,撰文為吳國光和她自己辯護,並說她曾回國在廣州被拒,一直回不了國,聲稱還要給領館寫信等。但我撰文引用美國國務院的人權報告,上面寫著﹕“龔小夏,顯然她只是在1992年6月4日前夕被短暫拒絕進入中國,后來她就被准釵^廣東,接著離開中國也沒有什麼問題。”我的文章也指出了雖然她曾多次撰文聲稱自己是“老反革命”,要民運資本,不忿新一代的“大名”,但在要回國時卻裝成個什麼政治都不懂的小傻妞。不僅矯情,更沒有尊嚴意識。

郭羅基﹕在《爭鳴》上發表文章名義推薦魏京生獲諾貝爾獎,卻在文章中大段批評魏京生當年在“民主牆”上張貼大字報指出鄧小平是獨裁者的做法是“激進”;並指責當年“魏京生不斷向鄧小平開火,把他推到了敵對的方面。”在批評魏京生的同時,郭卻在文章中大段表揚自己當年如何不激進,有政治智慧與共產黨合法鬥爭。因此我曾在文章中批評過他。另外我曾在哥侖比亞大學演講時當面批評過他的“加入共產黨不后悔”等觀點。

謝選駿﹕吳弘達被中共逮捕時,這位《河觴》作者之一在《北京之春》編輯部公開指責吳弘達是美國特務。我當場問他有什麼根據,他說吳弘達拿的小型錄像機就是間諜工具。我說怎麼沒有看到任何一家美國報刊這樣報導,謝反駁說,“美國媒體都是垃圾。”我后來在評論吳弘達事件時批評了謝選駿這種說法。

胡平為了拉“同盟軍”, 採取凡是曹長青批評過的我都聯系,讓他們在聯名信上簽名。竟然找到《叫父親太沉重》的作者——

艾蓓﹕以周恩來的私生女的名義,寫了一本《叫父親太沉重》,在海外成為一時話題。但我讀過發現該書內容胡編亂造,書中印了96幅照片,但沒有一幅是艾蓓與周恩來或鄧穎超的合影,而全是艾蓓本人扭怩作態的生活照。而且她也沒有拿出任何證據證明她是周恩來的私生女。于是我撰文批評。

北島﹕我正要撰文評論《叫父親太沉重》,並批評艾蓓作假時,北島來到紐約。我聽說北島要為此書寫序而被艾蓓拒絕,因此打電話向北島核實。北島說“這是胡說八道,沒有的事兒。”他同時問我為什麼問這件事。我因為在中國時就與北島相識,因此毫無戒備地告訴他,我正在寫一篇文章批評艾蓓冒充周恩來私生女。北島立即勸我不要寫,他說,艾蓓確實是周的私生女。我問他怎麼知道,他說:“我猜出來的。”因為艾蓓在和他談話時有過暗示。本來如果北島有令人信服的證實艾蓓是周的私生女的證據,我就準備不寫,因為我們必須服從真實。但北島的這個“證據”實在是荒唐。但我也沒有與他爭辯,只是向他和盤托出我的具體寫作計劃和內容。他反問我說﹕“如果她不是周恩來私生女,為什麼共產黨組織了一大批文章要出籠;共產黨都派了刺客來。”我問北島消息來源在哪兒,實在覺得他相信這種故事有點可笑。他則沒有回答。他的電話放下不到一小時,突然有個女人打來電話,劈頭就說“我是艾蓓,你吃驚嗎?”我雖然回答“我不吃驚”,但心裡還是有點驚訝,因為我與艾蓓既不認識,更從未謀面。而當時媒體把她的書炒成大新聞,很多記者想採訪她,不是找不到,就是被她拒絕,現在她竟主動給我這個陌生人打來電話,當然讓我感到意外。艾蓓說話直言快語:“聽說你要寫文章批判我,北島把你剛才和他的電話內容都告訴我了。”我當時很感不解,怎麼北島能做出這種事。后來才知道,北島與艾蓓的關系不是一般。我回答艾蓓說:“我剛才是曾告訴北島,要寫文章批評你的書,並對你是周恩來私生女一事提出質疑。”艾蓓馬上激動起來,高聲質問我說:“共產黨要暗殺我,他們派來的殺手已到了舊金山,難道你也要參加他們迫害我的行列嗎?”至此我知道了北島的消息來源。那麼艾蓓的呢?她說是舊金山中共領館的人告訴她的,她說:“有兩個中共領館人員幾天后就會叛逃,他倆會向全世界公佈暗殺我的計劃。”(時至今天,兩年多過去了,既沒有所謂兩個領館人員叛逃的新聞發生,艾蓓也活得好好的)“現在槍已抵在了我的腰眼上,難道你還不知道嗎?”我當即告訴她:“我不知道,而且我也不相信。我是記者,我只能寫出我調查出的真實。”艾蓓聽后,連哭帶叫地喊道:“記者也是人啊,也有人性的一面啊!?”在這一個多小時的電話中,她一會哭,一會喊,千方百計勸說我不要寫文章。最后看到不起作用,她說:“那我最后只有一個要求,你在文章不提北島行不行?我給你跪下求你了。”我聽到這種“要求”感到很可笑,就開玩笑地說,在電話裡也看不到你下跪啊。

艾蓓到底在電話那端下沒下跪我不知道,但詩人北島,卻為了他的女友,不僅幫助編織所謂周恩來私生女的謊言,還與艾蓓一起簽聯名信背后整人,靈魂先下跪。這位躊躇滿志等著拿“諾貝爾文學獎”的大詩人倒是為將來的報道事先提供了花邊新聞。

如果胡平認為自己暗地裡拉人寫聯名信的做法正常,找些和自己沒有利害關系的,沒有被我批評過、與我沒有私人恩怨的人簽名,也算有本事,現在這樣做是不是太掉“民運領袖”的身價?

要拉九個人也可以,既然他們全都是能寫文章的文人(有諾貝爾文學獎侯選人的陣容應該是夠強的了),邀請他們每人寫一篇批評我的文章,在《北春》上發半本,我也認為他們光明正大,以文對文,還算君子。而對這種拉幫結伙、背后搞人,用言論以外的手法對待言論,我不僅不怕,更不齒!

●因為沒發他的全文,就要求撤編輯的職

我的“知識分子與共產黨”發表后,胡平不僅在他的刊物上發表兩萬多字的長文批評我,然后不刊登我的回應文章,還另外寫了萬余字專門批評我的這篇文章,同時投給了香港《前哨》和《世界日報》週刊。“週刊”把他的這篇萬余字長文摘發了三千多字,沒有照發全文,胡平對此非常不滿,在一個月內,連續給《世界日報》台北的老板王必立,《世界日報》總社長馬克任,社長李厚維,總編輯李子堅等各級負責人寫了11封(!)告狀信,指責“週刊”主編“缺乏起碼的編輯水準和基本的職業能力。”“我要求把曹長青的文章和我的文章交給一批有關的專家學者審鴃A看一看究竟是誰的文章更不具發表資格。”“《世界週刊》就是要為曹長青一個人提供特殊服務……《世界週刊》實際上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此下去,《世界週刊》必將遭到所有海外真正的有識之士的無情唾棄,幾十年聯合報系的光榮成就就將毀于一人之手!”胡平並在信中要求撤換週刊主編,“應改由其他更具水準的人士負責編輯。”

按照胡平的標準,報紙沒有全文登載他的反駁文章就應撤編輯的職,那麼胡平作為刊物的編輯,把別人的答辯文章一個字也不發,是不是胡平應該寫信給《北春》主編,要求撤胡平的職呢?既然胡平要求專家鑒定他和我的文章誰水平高,那麼他為什麼不敢把我的文章和他的一起登在《北春》上,讓讀者鑒定呢?胡平在他的文章中一再強調曹長青頭腦簡單(他總怕讀者看不懂,我都感覺他寫的真累),那麼發表曹長青的簡單化的、淺薄的文章不更使他在胡平的複雜和深刻面前相形見黜嗎?正確而深刻的東西是不用擔心讀者大眾不理解和不接受的。反對共產黨的人,就別老像共產黨似的擔心大眾分不清毒草香花。而同樣在九人聯名信上署名的于大海主編,為什麼不在自己的刊物上實踐自己對別的報刊的要求呢?對這種因為沒有全文照發他的文章,就背后給老板寫信要求撤編輯的職,砸人家飯碗的做法,《世界日報》很多知道這件事的編輯記者都很氣憤,其中有人感嘆說,“民運人士真是惹不起,來到海外還搞共產黨背后整人那一套。”對于胡平為此事不斷打電話糾纏,《世界日報》社長說:“因為一篇文章你就要求我們撤編輯的職,這個要求我們報社上上下下都不會答應的。”

●找到當事人,讓他們收回說過的話

由于胡平拒絕刊登我的回應他的文章,我只好把它投給了其他報刊,《前哨》發表了減縮本,《中國之春》發表了全文。面對我在文章中陳述的事實,善于著文撰字並經常在他自己編的刊物上發表洋洋萬言的胡平,不是著文回應我的文章(據《中國之春》主編講,他們曾委託于大海邀請胡平寫回應文章,並留了版面),而是給我在文章中引述的當事人打電話,施加壓力,試圖讓他們收回在接受我採訪時曾說過的話。胡平的太太王艾打電話給林樵清勸他收回對我講過的話,並說,“跟曹長青走沒有政治前途。”(他們把曹長青當成了有“總統夢”的胡平)胡平和王艾還分別給我文章採訪過的白夢打電話,讓他“站出來講話”。白夢回答說:“我對曹長青說過的話,我不能收回。因為我確實是那樣講的,而且也是同意他引用發表的。”

胡平的這種背后“小動作”最近已到了走火入魔的荒唐地步。他的太太王艾打電話散佈說:“曹長青和他太太都是中共派來的特務,我們周圍的朋友都這樣認為。”理由是曹長青經常在報上批評民運人士,尤其是批評了一直反共的胡平。

最近由于我連續寫了幾篇批評胡平的文章,被有些朋友問道我是否與胡平有個人恩怨。其實我和胡平的私人關系直到我批評胡平的“見好就收”理論之前一直是不錯的。八九民運前我從洛杉磯到紐約開會曾在胡平家的客廳裡住了半個多月;九零年我和妻子搬家到紐約,第一站也是落腳胡平家,為此一直很感激。胡平的第一個太太精神不太好,我曾到處打電話幫助找精神科醫生;胡平離婚后我還給他介紹過女朋友。胡平和現在的太太結婚后,我也和妻子一起送去了玫瑰花和落地台燈祝賀。王艾和胡平發生了家庭矛盾也曾向我們夫婦求助。

也有人認為我對胡平太不客氣了,應該以和為貴。是我對胡平太苛刻了嗎?《北春》曾發過不少嚴厲批評我的文章(包括胡平本人的),我都從不曾激烈反應,也很少回應,更不可以想像打電話罵批評我的人。我認為有批評是完全正常的,如果批評的有道理,我則額外多一個學習、改正的機會。如果我認為批評的沒道理,我可以撰文反駁,因為以文對文才是言論自由的原則。而胡平錯在他用了文章以外的手段來封住別人的口;錯在他用寫文章反駁我的精力,去拉幫結伙,甚至做工作勸我採訪過的當事人收回他們說過的話。這些做法都是驚人地超出我的想像。

如果這種事是任何其他人做出來的,都不會令我如此憤怒。因為雖然我認為胡平的《論言論自由》沒脫離馬克思主義框架,但我仍認為它講明白了什麼是言論自由的關鍵,那就是絕不可用權力或行政手段來對付言論。胡平的做法使我想起幾年前報道的一個美國著名神父,他的嚴謹和對上帝的虔誠令眾信徒十分欽佩,但突然有一天人們發現他和一個妓女多年偷情,人們被欺騙的感覺和由此產生的憤怒是可想而知的。

●只有專制者才壓制批評聲音

一個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讀書的中國留學生告訴我,他上第一堂課時,教授問大家,“什麼自由最重要?”有人說是“擁有私有財產的自由”,有的答是“新聞自由”,也有人認為是“選擇的自由”。最后教授說,這些回答都不準確,“最重要的自由是言論自由。因為沒有言論自由,你們連回答我的問題的機會都沒有。”而在兩百年前,美國第三任總統,《獨立宣言》的作者傑佛遜在權力中心、並遭到報紙辱罵轟炸的時候還能說出﹕“在有政府無報紙,和有報紙無政府之間,我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后者。”這就是美國能有今天這樣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因。而胡平在離總統位置還遙遙萬里、僅僅是一家民運刊物的編輯,有這樣一點小小的權力時,就千方百計地在他編輯的刊物上壓制批評他的聲音,並阻止別人在其他報刊批評他。而自認為代表作是《論言論自由》的胡平,不覺得他的做法是在為中國民運的歷史提供一個典型的黑色幽默嗎?

——原載洛杉磯《中國之春》雜志1996年9月號

1996-08-20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Follow caochangqing on Twitter

© Caochangq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