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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光毒化中國的記者

曹長青

中國最近提出了媒體改革的《實施細則》,似乎頗有新聞要走向專業化的願望。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1993年出版的《變化著的亞洲新聞》一書中的數字,當時中國近10萬名新聞記者中,有一半沒有大學學歷,只有6%受過新聞專業訓練。而過去十年來,中國建立了很多新聞院校和新聞系,在專業課程的設立,以及對記者的職業訓練上,都比以前有了相當大的改進。新聞人員,也比十年前增加了幾倍,達到40萬人。

但中國新聞走向專業化,還有很長的道路,不僅需要“硬件”(保護新聞自由的民主制度),更需要“軟件”(真正有專業水準的新聞人員)。這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具有新聞專業知識、堅持新聞原則、指導學生走真正記者道路的教師和優秀記者的榜樣。

但遺憾的是,中國明顯缺乏這方面的專業指導人才,更有極不合格的偽教授佔據著重要新聞院校的重要位置,這將嚴重阻礙中國新聞事業的發展。例如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前新華社記者李希光就以他那本《妖魔化中國的背後》證明了,他就是這樣一位典型的誤人子弟的偽教授和劣質記者。

中國俗語說“名師出高徒”,那麼反過來可以說,“偽師出劣徒”。《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中國社科院出版社出版,李希光、熊蕾、韓松等著),就是最典型的偽師編寫的毒化中國記者的教材之一。幾年後重讀這本書,實在感覺它應該作為一本新聞院校的“特殊教材”,告誡想當記者的學生們,新聞寫作應怎樣避免“李希光式的錯誤”。

●新華社記者用概念取代事實

簡單說,《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至少在以下四個方面背離了真實客觀的原則﹕

第一,使用概念和結論式的語言,而不是用事實說話。新聞專業訓練中,最強調記者寫的東西必須客觀,記者只能向讀者提供事實,而不是記者自己的主觀判斷和結論。但在《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中,恰恰有很多這樣的語言。例如,像該書第9頁說“美國媒體有系統、有組織、有計劃地妖魔化中國”,第8頁說“美國記者一切從意識形態出發,從白人至上出發,把中國和中國人民當成他們的敵人來塑造。”第405頁說“沒有一個美國記者敢正面報道中國”,第72頁說“美國媒體在播種仇恨的種子”等等,都是主觀判斷和抽象的結論。作為記者,這本書的作者應該提供事實,而不應該用這些空洞的概念和情緒化的結論。不能抽象地說美國媒體是“有系統有計劃有組織地妖魔化中國”,而應該寫出美國的哪一個報紙,哪一家雜誌,發表了什麼樣的有關中國的報道,這篇文章怎樣不符合中國的真實,如何歪曲了中國的情況的具體事實。這樣才能讓讀者在這樣的事實陳述中自己得出“美國的媒體在妖魔化中國”這樣的結論來。而李希光等三名新華社的記者這種用概念和結論取代事實的做法,背離了記者首先要用事實說話的基本職業要求。這樣的武斷的語句在這本書中比比皆是。

●美國文學教授反駁李希光

第二,在該書列出的“事實”中,不僅有很多與事實不符,而且有些明顯是編造。例如書中第20頁說“美國媒體從來不批判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美國媒體從白人至上出發”,就明顯違背事實。因為美國媒體在南非實行種族主義政策時,發表了大量文章批評譴責南非的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而今天美國媒體對種族主義和白人至上的批判仍然是毫不留情。美國媒體中現在有很多黑人編輯記者,這樣武斷地說美國媒體都是從白人至上出發,也是對這些黑人新聞人員的污辱。

該書類似這樣的事實錯誤很多。例如,說中國異議人士吳弘達來美後“學業不佳,找不到飯碗”,就與事實不符。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和吳弘達寫的《自傳》,他從沒在美國大學讀過書,哪來的“學業不佳”問題呢?

該書還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是反華人士,說美國國會舉辦的制裁中國的聽證會,“十有八九有他”,他與美國國會保守的反共參議員赫爾姆斯“一個台上,一個台下,一唱一和”,但林培瑞是位研究張恨水等三十年代中國小說家的文學教授,他在香港《爭鳴》雜誌發表文章反駁說,這些都是編造的。因為他“一生中只有一次到過美國國會做證,還是在財務委員會。”所謂“十有八九有他”完全是捏造;而且他至今也沒和赫爾姆斯參議員見過面,所謂與他“一唱一和”完全是無中生有。

●對美國媒體的無知,令人目瞪口呆

這種與事實不符的例子書中實在太多了,再例如,該書說﹕美國《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聯合展開對中國的攻勢,如同中國文革時的“兩報一刊”一樣。並還斬釘截鐵地斷言﹕“美國的媒體只有歌頌美國的自由,沒有批評美國的自由”。

我訂閱《紐約時報》已十多年,每天都讀這張報紙。在這張報紙的言論版上,幾乎每天都有評論以至批評美國政府和官員以及美國政策的文章。而《紐約時報》的七個專欄作家,他們每人每周在上面發表兩篇專欄文章,幾乎都是對美國政府各個方面的議論或批評。由於《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都是傾向民主黨的左傾報紙,在目前右翼共和黨執政的現狀下,抨擊白宮的聲音更加強烈。李希光們說美國的兩家大報聯合起來攻擊中國,也可能是由中國文革時代的報紙做法而聯想出來的。事實是,《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雖然都左傾,但卻是兩個相互競爭十分激烈的大報,他們各自隸屬不同的報業集團,各自的報道也都是獨立的,它們和中國文革時的“兩報一刊”完全是兩回事。這兩張報紙當然有批評中國政府的聲音,但他們批評美國政府更不留情。坦率地說,以我個人的閱讀經驗,《紐約時報》的很多人,對美國的仇恨(此處我用“仇恨”兩字並不誇張)一點也不亞於李希光等三個新華社記者。

而比較右傾的報紙,像《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時報》等,則在左翼民主黨的克林頓執政時,三天兩頭痛斥白宮的各項政策。所以,像李希光等人這樣把美國媒體捏成一個團,好像他們是一個整體,發出新華社、《人民日報》式樣的統一聲音,這實在是對美國左、右派媒體針鋒相對、激烈爭鬥的事實無知到令人目瞪口呆的地步。

●隨口胡說,背離基本新聞專業要求

第三,書中引用的很多事例都沒有出處。新聞專業訓練都要求對引用的話、援引的資料交待出處,即列出什麼人在哪裡說的、資料來源在何處。這樣既便於別人查證,也說明你的“引用”有事實根據,顯示作者對讀者負責。但《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很多引用別人的話都沒有出處。例如,該書引用說,“我的一名美國電影導演朋友貝爾”怎樣批評譴責美國。但“貝爾”顯然僅是這個人的名,他的全名是什麼,具體在哪個電影公司工作,拍了什麼電影,都沒有交代。而且,在“貝爾”的後面也沒有標上他的英文全名。中英文名字經過翻譯差別很大,你不標上你所引用的人的英文全名,隨便用一個貝爾或保爾,這個人是否存在就令人懷疑,他的話就不那麼可信。

這種現象在該書中很普遍,例如該書說“美國媒體公開宣稱美國的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美國媒體是個很抽象的詞,美國現在有1509家日報,上萬家雜志,還有上百家電視,1400家電台,到底是哪家報紙,哪家雜志,哪個電台,什麼時候,發表在哪裡?而且你用“美國媒體”這個詞,似乎美國整個新聞界有一個共同宣言似的,那麼這個宣言在哪裡?書中都沒有交代,書後更沒有任何索引、注釋和說明。該書在激烈批判美國時,就說這“正如一家亞洲報紙所說的”等等。“亞洲”是個多麼大的地理概念,一個有點新聞常識(更別說是指導學生怎麼寫新聞的教授)的人,會這麼寫嗎?到底是哪一家亞洲的報紙說的,發表在哪一期報紙的哪個版面上,書中都無交代。這種“引證”不僅完全背離基本的新聞專業要求,而且給人以作者自己編織之嫌。

●譴責“性騷擾”卻肯定“強姦”

該書批判了前《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紀思道和伍潔芳合寫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一書,但就在《中國覺醒了》一書的後面,我數了一下,該書作者們一共列舉了171條注釋,一一解釋書中引述的別人的話,引用的資料,出自什麼地方,在哪本書,哪一頁上,哪家出版社出版的等詳細資料。但在《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的後面,一條注釋都沒有!這樣寫書作文章,無論作者是記者,還是學者,都是既背離學術要求,也不符合新聞規矩的。

第四,該書大量使用了新聞記者最應諱忌的誇張、武斷、情緒化的語言。例如這類句子﹕ “美國當年用巡洋艦向伊拉克發射導彈,是打給中國人看的。”“中國人不再是懦夫,讓美國人嚇的發抖。”“美國也會發生文化大革命”,讓中國人一人一票選舉,有這種想法的人“不是白痴,就是美國人別有用心。”西方人“喪心病狂”,美國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等等。

美國媒體當然有很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但你的批評要根據事實說話,用這種空洞的共產文化語言,除了展示自己水平的低劣,實在起不到任何作用。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一書的另一個嚴重問題是,作者在做比較時使用雙重標準。這正如對“性騷擾”和“強姦”的態度,當你批評“性騷擾”時,你必須更要譴責“強姦”。如果你一邊情緒化地譴責咒罵別的地方的“性騷擾”,卻對自己周圍的“強姦”視而不見,甚至肯定“強姦”,這不僅是使用雙重標準,而且是流氓邏輯,完全是不講道理。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正是這樣一個不以事實說理,不講道理,嚴重背離新聞客觀真實,使用雙重標準的典型的例子。而該書作者中有三人是記者,其中李希光還是“新聞學教授”,給中國未來的記者講授“現代媒體採訪與寫作”。在這種“偽教授”的指教下,如果出產一批“小李希光們”的話,他們才真正可能在媒體上“妖魔化”中國和世界,更對中國新聞走向專業化帶來嚴重危害。

(載《開放》2003年11月號)

200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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