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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中國人,我們西藏人的苦難”——西藏流亡社區見聞之一

曹長青

從紐約肯尼迪機場搭飛機,經過17個小時,幾乎繞了半個地球,才到達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甘地機場。我很早就想採訪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區,尤其是印度南方的藏人難民點。1959年達賴喇嘛和八萬藏人逃亡到印度建立的流亡社區,現已有12萬人的規模(尼泊爾有一萬藏人,西方國家約五千),其中四萬多藏人集中居住在印度南方的四個居民點,其他藏人居住在印度北部較小的一些居民點。

很多記者去過距新德裡一天路程的北方小鎮達蘭薩拉,那裡有西藏流亡政府,但很少有人訪問南方的藏人居民點,因它在偏僻的叢林之中,交通很不便利。陪同我的藏人朋友說,我是這些年來第一個到那裡採訪的中國記者。

從新德里搭乘特快列車,走了兩天一夜,抵達被稱為“印度硅谷”的南方大城市班加洛爾(Bangalore),然後再乘近一天的長途汽車,才到達我要採訪的第一個藏人居民點“拉給林”(Rabgayling)附近的小鎮,再向前走,就沒有公共汽車了。由於我乘的汽車晚點,居民點來接站的藏人已不在了,當時又已經是半夜,只好找到一個出租的機動三輪車,但車主說他必須找到伙伴才敢去。我以為這裡治安不好有強盜,但他解釋說,這裡晚上經常會有成群大象。從他的恐懼中,我才意識到,我們已置身於叢林荒野之中。

崎嶇顛簸的鄉間小路,一片漆黑,車上的兩束微弱燈光,更照射出黑暗的巨大。而這唯一的小三輪車的馬達聲,更震響出四周的寂靜和荒蕪。在這漆黑的夜晚,這個荒野之地,我緊緊地抓住顛簸的車身,心裡很是感慨,幾萬西藏人離開自己的家鄉,流亡到印度,居住在這樣的荒郊叢林之中,該是怎樣的無奈。

10%藏人死於酷暑

西藏有一千年的歷史,藏人世代居住在西藏高原,他們適應了那裡的氣候,形成了獨特的生活習慣,藏人從沒想過,離開高原怎樣生存。但共產黨來了,社會主義的喧囂鑼鼓敲碎了這個世界屋脊的千年寧靜,隨之西藏被強行“社會主義改造”。1959年藏人起來反抗,遭到中共的大軍鎮壓。

到底有多少藏人被殺害?至今還是一個謎。後來流亡藏人曾組織游擊隊襲擊中共軍隊。六十年代初,他們伏擊了中共西藏軍區副參謀長的車隊,從繳獲的文件得知,從1959年3月到1960年10月,僅在拉薩和附近地區,就有八萬七千藏人被槍殺。

1996年底,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貝克(Jasper Becker)撰寫的可能是第一本有關中國大饑荒死亡人數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大饑荒》(Hungry Ghosts——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貝克在中國走訪了很多高級官員,並查阅到一些當年文件。該書引用班禪喇嘛的數字說,1959年中共在西藏“平叛”時,15%的藏人被關進監獄,其中一半被迫害致死。

該書披露,“大饑荒在西藏造成的大眾死亡,比中國其他任何一個省份都嚴重。”“在達賴喇嘛出生地青海平安鎮,一半人口被活活餓死。”據該書推算,西藏的人口在1959年有340萬,經過五十年代末的大屠殺和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到了1964年,據中共官方統計數字,西藏人口下降到只有250萬。五年期間,藏人減少了90萬。去掉逃亡印度的10萬藏人,那就是說,有80萬藏人死於槍殺和饑餓。如果算上五年期間出生的人口,死亡人數可能有100萬。

因此原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1982年10月9日在東京演講時說:“中共在西藏實行的納粹殘害猶太人般的大屠殺,展露了共產中國是殘忍和反人道的劊子手,它的殘暴和極端反人道超過世界上任何其他共產政權。”

酷熱使10%的流亡藏人死亡

面對屠殺,成千上萬的藏人和達賴喇嘛一起逃到印度。印度政府對逃來的藏人很同情,除了幫助安頓,各邦還把一些不用的土地分給了他們,按人頭,大人近一英畝,小孩減半。 那些千辛萬苦翻越了喜馬拉雅山,在解放軍追殺中幸存的藏人,還沒喘過氣來,就發現他們並沒摆脫死亡的威脅。這些世代生活在海拔3500米以上冰雪高原的西藏人,惶恐地面對一個從沒見過的印度平原。巨大的地理環境變化,導致水土不服,再加上酷暑悶熱,一批批藏人相繼死亡。

68歲的倫周巴登是當地居民點藏人議會主席,他回憶到,1960年他和妻子背著一歲和四歲的兩個女兒逃到了不丹。為了躲避中共軍隊,他們白天藏,晚上走,足足走了45天,才跋涉過邊界。“到了不丹,找不到西藏食品,再加上酷暑,我們一歲的小女兒先斷了氣,沒幾天,四歲的女兒也死了。我背著妻子,徒步從不丹走到印度,去找達賴喇嘛……”

63歲的居民點廚師金巴丹增告訴我,當年他剛到這個居民點時,這裡只是森林沼澤,沒有路,沒有房子,叢林中的酷熱難挨,很多人因此死亡。“我有一個好朋友,是個和尚,當時六十歲,剛到這裡才七天,就在我的身邊斷了氣。”

拜拉庫比(Bylakuppe)是印度南方最早修建的藏人居民點。居民點秘書洛桑俄周在1961年隨第一批三千藏人到達這裡。他回憶說,當時這裡都是密林,陽光都照不進去,裡面悶熱,氣溫高達四十多度。只有把樹砍到,透點空氣,才使氣溫下降。他們砍樹建路,隨身帶著帳篷。渴了時,不敢到遠處找水,因為密林中有很多大象和白狼,他們只好喝林中的河水。但由於腐爛的野獸屍體污染了河水,喝了之後,很多人死亡。“我的祖母、妻子和舅舅都是那時死的。我們第一批來的三千人,兩年之後,死了三百。”

從荒野中幸存

但今天任何一個來訪者,都只能憑藏人的回憶來想象這裡當年的荒涼了,因為經過三十多年的奮鬥,藏人把這片荒野密林建成了一個房屋林立、道路縱橫、一片平原的居民區。印度政府為保護西藏文化,規定藏人自己管理居民點,印度人不可住進。現在,藏人在印度、尼泊爾等地建立了76個居民點。每個居民點都有一名達賴喇嘛的代表,做行政管理。居民點中的每個難民營選舉出一個議員,組成地方議會,制定政策、通過預算並監督達賴喇嘛代表的工作。

印度政府當年只是一次性給了土地,後來再沒給。但藏人人口不斷增加,因為佛教主張不殺生,沒有計劃生育的概念,藏人居民點中平均每個家庭有七口人,再加上不斷有藏人從西藏逃來,人均土地越來越少。因此大部份藏人在不是農忙季節就到外地經商。我十一月中旬到達時,大部份藏人都不在居民點。當地人告訴我,雖然他們在外地做生意比在居民點種地經濟效益好,但他們都不願搬離藏人居民點,為的是保持民族認同。每一個藏人居民點都實行多種經營,開辦了毛毯廠、拖拉機廠,有的還經營摩托車廠、玩具廠和電腦培訓中心。在“拉給林”藏人居民點,有18個手工地毯工廠。藏人的手工地毯曾風靡印度大陸,很賺錢。我在拜拉庫比一家地毯廠參觀時得知,兩個女工,用13天才能織出18平方尺花樣地毯。一張大地毯能賣七千盧比(約兩百美元)。地毯廠經理自豪地說,“只要你有圖案,什麼樣的花樣我們都能織出來。”牆上掛著他們剛剛完成的一個荷蘭人定制的有著離奇古怪圖案的地毯。

和周圍的印度人社區比較,藏人居民點把生活組織得更好。我在印度走訪了新德裡等大小五個城鎮,發現每個城鎮都有很多印度乞討者。但在藏人居民點,沒有一個藏人乞討。而且藏人的生活水平,也略高於周圍的印度人村落。例如,在拜拉庫比,35%的藏人使用煤氣做飯;而在周圍的印度人村落,用煤氣做飯的低於10%。

藏人的社會主義

藏人在各居民點建了75所分支醫院,總醫院在達蘭薩拉。藏人居民點的政策更像社會主義。藏人看病是免費的,藥品只收成本費;住院一個月一百盧比(不到三美元)。65歲以上者,貧困者,僧侶都是免費,新來的難民前六個月免費。

每個藏人居民點都建有老人院。收留無子女的65歲以上的老人,費用由居民點管理部門募捐。每個星期天,都有“西藏青年大會”和“西藏婦女協會”的志願人員幫老人洗澡、洗衣服。在道古凌老人院,有260名老人,其中70名殘疾人。73歲的班瑪本雙目失明。他告訴我,1959年他逃來印度時是個和尚,他被安排在北方修路,放炸藥時,發生意外,他的兩眼被炸壞。他已在老人院度過了幾十年。這個老人院年紀最大的已有102歲。我特意和她合影,因為我以前從沒見過逾百歲的人。她的女兒也在這個老人院,快80歲了。老人們三頓飯後就是搖鈴念經,祝願達賴喇嘛健康長壽。

藏人在流亡生活中,仍然保留了自己的文化。藏人流亡點現有104所藏人學校,其中千人以上的七所。很多藏人父母把孩子從西藏偷送到印度的藏人居民點學校學習,因為這裡教藏語,而且不收學費。

在我居住的紐約,如果在大街上看到一個身著紅色道袍的和尚,會感到很稀奇。但在印度的藏人居民點,滿街都是和尚尼姑。藏人在流亡社區建立了近兩百所寺院,有近一萬六千僧侶在寺院學習。在拜拉庫比,一個寺廟有1700個和尚,最小的5歲,最大的近80歲。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1000多和尚坐在一個大廳中擊鼓念經,那種震天動地的場面,非常難忘。

藏人的苦難,與中國人有關系

很多四、五十歲的藏人都是1959年隨同父母逃來印度的,當時他們還是孩子。他們對自己家鄉的思念與日俱增。拜拉庫比藏人居民點的達賴喇嘛代表土登安葉桑和父親一起逃來印度時只有12歲。他的母親被中共關進了監獄,文革時被批鬥致死,因為他家被劃為地主。他說,“我對母親唯一的記憶是她每天都在哭。”土登在尼泊爾上的大學,畢業後曾在藏人學校當校長,因此他去印度的中共領館申請回藏探親簽證被拒絕。今年49歲的土登已流亡了38年,一直沒有機會回去西藏。他告訴我,“有一次我找到西藏和尼泊爾的一處邊界,那裡沒有士兵守衛,我走了過去,當踩在西藏的土地時,我泪流滿面,在那裡呆呆地站了一個半小時。”

雖然土登有這樣的經歷,但他和絕大多數藏人一樣,並不仇恨中國人,他認為是中國政府領導人給西藏帶來了災難。他說:“從我的內心,我非常希望西藏獨立,但我百分之百地同意達賴喇嘛的觀點,讓西藏高度自治。我們西藏不能挑戰中國,中國太大。我們希望和中國共享人類的價值。”他特別強調:“我們需要相互理解。我想90%的中國人不知道西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僅僅知道北京的宣傳。從佛教的觀點,應該告訴人們真實。”幾乎所有我採訪的藏人,都渴望中國人傾聽他們的聲音,了解西藏的真實。拜拉庫比“西藏婦女協會”主席措尼才仁在向我講述流亡藏人的苦難時,泣不成聲,她流著泪說,“告訴其他中國人,我們西藏人的苦難……”

哈達的重量

在沒去印度南方的藏人居民點之前,好心的朋友勸我要小心,因為漢藏有很多隔閡和怨恨。但出乎意料的是,在藏人居民點,很多藏人向我獻上表示友好的白色哈達。我1994年發表的《獨立:西藏人民的權利》,被譯成藏文,發行了藏文和中文兩種小冊子。所以藏人把我當作他們的朋友,有的還帶著啤酒到我的住處,一定要和我干一杯。那份真誠和友情,讓人很感動。一次我走在藏人居民點的大街上,當陪同我的藏人朋友向人介紹我是那篇文章的作者時,藏人立刻獻上一條哈達。我不禁納悶,怎麼街上的藏人兜裡會隨時揣著哈達。離開印度時,我的旅行包裡多了70多條哈達。背著這些哈達,更感覺心的沉重。

作為一個中國人,聽藏人傾訴他們的苦難,會有特殊的難過。我想起一位中國記者朋友信中的話:“中國人的苦難,與藏人沒關;但藏人的苦難,卻和中國人有關系。”在返回紐約的飛機上,耳邊一直轟響著那位西藏婦女協會主席的聲音——“告訴其他中國人,我們西藏人的苦難!”

——原載香港《開放》月刊1998年2月號

1998-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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