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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問題真相與洗腦

曹長青

我的《獨立:西藏人民的權利》一文發表後,引起某些人的強烈反彈。旅居美國,經常以大國沙文主義觀點論述西藏問題的徐明旭先生,撰文反駁,主張“大中國”至上,並用了標準的中共《紅旗》雜志式的標題“藏獨是民主中國的末日”。他的文章結論是,“‘大一統’情結已成為大多數漢人的集體無意識,”“任何人也無法靠理論說服大多數漢人擯棄‘大一統’情結。”[1]

有的民運人士也撰文參加這種“大一統”合唱。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聯”南非支部的負責人,還向《北京之春》投書說,他和周圍幾個熱心民運的中國人讀了我的文章後議論紛紛,“議論的結果還是支持共產黨,因為至少共產黨掌權的時候,中國還不會分裂。”[2]

僅僅因為共產黨能死撐住“大中國”的地盤,就認為可以讓它繼續獨裁、繼續剝奪十二億生命的自由。自由的價值在這些人的心目中竟不值一個“大一統”的概念,他們怎麼可能是自由民主的真正追求者?我痛感這些聲稱“追求民主”卻滿腦袋共產思維的中國人,正是鄧後中國實現民主化的主要障礙。

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再談西藏問題,它不僅是一個少數民族政策問題,也不僅僅是西藏是否獨立的問題,它關系到以什麼價值作為建立將來民主中國的根本原則。如果不把人的自由視為最高價值,中國人無法建立起一個真正民主自由的國家,也不會圓滿解決民族沖突和領土爭端。

一、中國人怎樣被洗腦

為什麼很多中國人談到西藏問題時有這麼強烈的民族情緒和大國沙文主義意識?主要是因為在共產黨長期單一性的灌輸中,人們對西藏的思維已和共產黨的宣傳機器轉向了同一個軌道。在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中國大陸,政府統治著出版,即統治著對歷史的解釋。

這樣的專制社會,歷史真實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歷史的解釋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識形態。連中共西藏問題權威牙含章都直言,他寫書是“為了鬥爭的需要,”是“組織上”安排他寫。牙含章的表白,說出了中共建政後出版的所有關於西藏問題書籍的基本特徵:歷史事實要服從政府宣傳。

即使近年大陸出版的西藏書籍,仍然延續著這種宣傳企圖。1993年5月,北京華僑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多萬字的《西藏風雲紀實》,該書極力歌頌中共給藏人帶來了“人間天堂”。例如,對一九五四年康藏、青藏公路的通車,該書誇張道:“整個世界都震驚了,整個人類都發生了某種意義上的傾斜,整個世界都把目光驟然投向古老世界的東方之巔。”[3]而對1959年中共所謂“平亂”,屠殺了八萬多藏人的暴行,該書卻稱為“一個前所未有的人間天堂出現在西藏人的眼前。”“西藏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真是人間奇跡。”[4]

恐懼不同聲音

中國人就是在這樣單一的具有強烈宣傳企圖的書籍中,得到關於西藏的知識。而西方學者和流亡藏人學者對西藏的研究,只要不符合北京政府的觀點,在中國出版都是極為困難的。唯一的例外是美國作家艾夫唐(John F. Avedon)的著作《雪域境外流亡記》,1988年3月由西藏人民出版社翻譯出版。[5]艾夫唐曾是美國《新聞週刊》的記者,他用了四年時間,在美國和印度采訪了一百多名藏人,包括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見證人,以及達賴喇嘛本人,寫成了三十萬字的專著。該書受到廣泛好評。《洛杉磯時報》稱“艾夫唐詳細敘述的真實故事令人目瞪口呆,他所傳遞的雙重資訊——被中共鎮壓的西藏以及流亡在雪域之外的無畏的自由西藏——造就出近年來最具意義的報道文學。”《華盛頓郵報》評論這是“一本擲地有聲的書,如果你有一顆關切這個時代的正在掙扎的靈魂,此書不可不讀。”

據後來台灣慧炬出版社重印此書的說明,該書在拉薩被搶購一空,其內容成為大街小巷人們議論的話題,拉薩的幾乎所有大學生都讀了這本書,他們認為從此書得知了西藏的真實歷史。但該書出版不久,就被當局強令停止發行,並收繳已售出的版本。中共當局在“緊急通知”中說,此書的公開發行是“工作中的失誤”。[6]

如果中國政府出版的關於西藏的書籍是真實的,應該不恐懼不同聲音的挑戰。而中共當局封鎖一切非官方觀點的書籍,包括西方學術著作的翻譯出版,只能說明中國政府對西藏問題的宣傳是謊言,因為真實是不怕比較的。經過長達四十年的洗腦,中國人頭腦裡關於西藏的知識,全是政府灌輸的觀點。而中國人歷史性的“大一統”情結,又為接受這樣的西藏觀提供了土壤。

制度化的謊言

這種政府宣傳在中國人的頭腦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例如我的一位朋友,是中共中央某部的幹部,最近來紐約辦事時順便來看我。我將一本十四世達賴喇嘛談人生的書《慈悲與個人》中譯本送給了她。她驚訝地指著書的封面上的達賴喇嘛頭像說,“他的微笑是多麼真誠、慈愛!”她說以前從未見過達賴喇嘛的頭像,聽到的政府宣傳都是“達賴分裂叛國”等等,她腦中能想像到的達賴喇嘛是一個兇狠的壞人形象。達賴喇嘛的這本書所闡述的愛、慈悲和承擔人類責任的哲學使她讀後非常感動。她回國時向我又要了一本《慈悲與個人》,帶回北京送給她最好的朋友。

而我個人對西藏問題看法的轉變也有著與她幾近相同的經驗。我大學畢業後在中國一直做新聞記者,但我頭腦中的西藏知識全是官方灌輸的,根本不知道什麼是西藏的真實。雖然對我來說西藏是一個遙遠陌生的地方,但我從未懷疑過她是中國的一部分。來到美國後,嬝爸鴗@些西方學者和藏人的著作,才感到中共對西藏的看法是片面的,更有很多是不真實的。無論是對西藏的歷史,還是現實,中國政府都像它在其他領域一樣製造了很多謊言。

在美國生活的幾年中,我瞭解到中共不僅在西藏問題上歪曲事實,在其他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上也是編織謊言。這裡僅舉幾例:

中共向以“西安事變”做宣傳,抨擊國民黨和蔣介石,炫耀共產黨才是真心抗日。但我1991年在紐約訪問到了“西安事變”的主角張學良,瞭解到歷史並非中共宣傳的那樣。而張學良不想去大陸的主要原因是他不同意北京當局把他視為“西安事變”大它琲漪搌k,他視自己為“一個魯莽從事的歷史罪人”;[7]中共操縱的史籍和文學作品都宣揚共產黨軍隊在抗日戰爭時期是主角。但海外的歷史書籍記載的是,國民黨的軍隊擔負了百分之八十的主戰場。

對於朝鮮戰爭,中共長期宣傳是“抗美援朝,保家衛國”。但我1992年在夏威夷的韓戰陣亡美軍墓地看到這場戰爭的詳細示意圖,標示的是北朝鮮軍隊率先使用武力攻佔南朝鮮。後來從歷史書籍中瞭解到,北朝鮮軍隊用武力統一南朝鮮的舉動,受到世界多數國家譴責,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案,組成以美軍為首,包括其他十幾個國家的聯合國部隊,在朝鮮仁川登陸,制止了北朝鮮的侵略。但中國政府一向宣傳是美國人要打中國,只字不提是聯合國的部隊,在執行聯合國決議案。

中共政權對歷史事件隨意編織的事例不勝枚舉,包括鄧小平主導的“中越自衛反擊戰”,真相也不是當局向人們交代的那樣。而中共黨史書上記載的十幾次所謂“路線鬥爭”,更沒有客觀真實可言。讀一讀海外研究中共黨史的書籍,包括中共早期領導人張國燾寫的回憶錄,都可以瞭解到中共是怎樣玩弄歷史於股掌。

洗掉“共產軟件”

因此我總是對剛剛從國內出來的朋友講,要警惕自己頭腦中被中共灌輸的“知識”。要視自己的大腦如同一台電腦,有意識地將中共輸入的宣傳“軟件”一件一件地洗掉,然後重新輸入新的軟件,輸入真實。但遺憾的是,釵h中國人對這項必須做的事沒有給予十分重視。有的人以為來到了西方,就自然知道了真實,其實人的頭腦與電腦一樣,如果不是有意識地進行清洗和再輸入的程式,一台電腦即使從中國搬到美國,放了多少年,那裡面的“共產軟件”也不會自動發生變化。

這種“共產軟件”的可怕性可以從徐明旭近來發表的幾篇談西藏的文章中看出。徐明旭已旅居美國多年,但他的文章仍充滿共產黨的邏輯。例如他在“藏獨是民主中國的末日”一文中,不僅重復中共“西藏人權白皮書”中的觀點,為中共殺害一百多萬藏人辯護,還用武斷的中共口吻說:“任何去過西藏的人都會發現,如今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這不是與中共宣傳部一樣在睜著眼睛說瞎話嗎?!從中共佔領西藏至今,藏人什麼時候享受過“充分的宗教自由”?在中國人的宗教自由被普遍剝奪和侵犯的情況下,共產黨怎麼會單單給藏人“充分的宗教自由”?這不僅經不起調查,都不符合一般的邏輯常識。而且說“任何去過西藏的人都會發現,”更是毫不負責任的信口胡言。至少我讀過的一些西方學者去過西藏後寫的文章,就明確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被嚴重侵犯。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的研究員、漢學家司馬晉(James D. Seymour)不久前去過西藏,他最近寫的關于西藏的文章,仍然指出藏人的宗教自由怎樣被侵犯。而且徐明旭的文章是自相矛盾的。他在說“藏人已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之前,又說“毫無疑問,目前藏人也與漢人一樣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在這個世界上,會有這麼一個地方,人們沒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卻“享受著充分的宗教自由”嗎?這符合邏輯常識嗎?而且在這篇文章中,徐明旭還荒唐地把中共1989年春天在拉薩對藏人的武力鎮壓(據當時在場的原《北京青年報》記者唐達獻後來寫的報道,有四百多藏人被屠殺)等同於美國警方1992年春天在洛杉磯制止“黑人騷亂”,認為兩者都是必須的。這種毫無正義和是非原則的混帳邏輯只有滿腦袋“共產軟件”的人才想得出來!

以徐明旭為代表的這種“大中國至上”的沙文主義情緒,和為中共專制政權辯護的愚昧,根本原因是中共長期宣傳洗腦而輸入的“共產軟件”還在頑固地繼續運轉著。對這些人來說,與其絞盡腦汁在“謊言的軟件”裡掙扎,不如換幾塊清新、真實的軟盤。在真實信息可以自由流通的世界,死馱著謊言是很累的。

二、西藏的真相

對於西藏的真相,中共最為強調的是,西藏從元朝時就和中國在一塊版圖內。但今人以當年蒙古帝國對西藏和中國的同時兼並與統治,作為中國從此就對西藏擁有主權的依據,邏輯上是不通的。退一步講,即使當年被成吉思汗兼並後的版圖被認為是今天這塊土地應該統一的理由,這個理由也應由成吉思汗的子孫蒙古人提出,而不應是當時同樣被兼並的中國人提出。再退一步講,如果今天的中國人認為西藏曾是蒙古帝國建立的元朝的一部分,西藏就是中國領土的法理根據,那麼中國人就應該對當時蒙古帝國轄下的越南、朝鮮和俄羅斯的大片土地都相應地提出主權要求,單獨提出西藏也是邏輯不通的。

在1992年9月發表的“西藏人權白皮書”中,中共引證了清朝時期西藏與中原密切往來的很多歷史資料來證明西藏是中國的領土。這些史料確實是有所記載的。但西藏流亡政府1993年出版的《西藏的真相》一書,也引證了大量歷史資料證明西藏一直是獨立的。這些資料在史書上也是存在的。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在於西藏的特殊歷史地位。西藏與清朝的關系實際上一直是一種“和藩”的關系:即名義上西藏歸屬中國管轄,實際上藏人獨立管理自己的一切內部事務。這種情形或叫“高度自治”,或叫“事實獨立”。在清王朝的260多年間,基本都是這樣的和平關係。

從辛亥革命到1950年中共佔領西藏這近四十年間,西藏“事實獨立”的特徵更為明顯。清朝末年清軍曾一度攻佔了拉薩,但兩年後被擊敗驅除。十三世達賴喇嘛于1913年初宣佈西藏為獨立的國家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雖然兩次派特使去西藏規勸,但並沒有採用武力解決西藏問題。[8]因此連本文前面提到的北京出版的《西藏風雲紀實》一書,也承認“從一九一一年起,西藏開始享有了事實上的獨立和國際承認。”[9]即使毛澤東當年也沒有視西藏為中國的一個行省。美國記者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記述了紅軍長征時藏人給予食物和給他們借宿的幫助,毛澤東在接受斯諾訪問時對此感激地說:“這是我們對外國的唯一欠債。”[10]據中國法學學者于浩成的研究,毛澤東在1945年春所做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認為西藏應實行“民族自決”。但後來的《論聯合政府》文本將這段話刪掉了。在香港仍可看到《論聯合政府》的原始文本,上面有這樣的話。[11]

為什麼中共建政前的歷代中國統治者都沒有採用武力佔領的方式直接統治西藏呢?可能他們都做過這樣的權衡:漢人不習慣于西藏的高原氣候,也不習慣于那裡成為日常生活的宗教氛圍,而且西藏是一塊不毛之地,直接軍事統治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用“冊封”的方式,取得名義上的管轄,顯然更為合算。即使康熙年間,清王朝處于鼎盛階段,康熙大帝也沒有像後來毛澤東那樣用軍事佔領方式,直接統治西藏。

同時西藏作為宗教社會,也沒有謀求成為一個典型的獨立國家。因為西藏眾多男子是僧侶,佛教主張不殺生,在這樣的宗教文化背景下建立一個獨立國家所需要的龐大軍隊是困難的;而且西藏的高原內陸地理條件使那裡的經濟發展遲緩,物質缺乏。他們也需要中國提供的軍事保護和物質援助。既然中國人不到他們的土地上直接管轄西藏內部事務,又提供保護和援助,那麼對保持這種“和藩”關系,藏人也認為是可行的。所以也沒有強烈感覺到有宣稱獨立的必要,因為事實上也是獨立的。

應該說,中國的歷代統治者中最傻瓜、最狂妄的是中共政權。它打破了歷代中國政府與西藏的這種互相得益的關系,以軍事佔領方式,對西藏進行直接統治,還強行社會主義改造。結果不僅耗費大量人力物力,還製造了深深的種族仇恨。今天西藏問題愈演愈烈,已經說明中共這種直接統治的失敗。而中共的強權鎮壓,更喚出和加強了西藏人民要求獨立的聲音。

刺刀下的“十七條協議”

當然,中共認為它的佔領是合法的,根據是西藏代表於1950年簽署了同意解放軍和平進藏的“十七條協議”。但稍有這段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在大軍壓境下藏人被迫做的選擇。當時中共軍隊數量達到520萬,比西藏的全部人口還多。藏人無論如何是打不過中共的。而且四萬解放軍已渡過金沙江,攻佔了康區首府昌都。西藏政府不得以派出代表到北京談判,謀求和平。“十七條協議”是北京方面草擬的,脅迫西藏代表簽字後,加貌漲餔疇N表印章是北京方面刻制的。[12]而遠在拉薩的達賴喇嘛等通過北京電台發布的新聞才得知條款內容。[13]它起碼說明“十七條”並不是雙方充分協商的結果。

但後來西藏政府接受了“十七條協議”,因在大軍威逼下除此沒有別的選擇。“十七條”主要條款是:解放軍和平進藏;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西藏實行民族自治;現有的政治制度不變;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的地位與職權不變;實行宗教自由政策;西藏的改革由西藏地方政府自動進行,中央不加強迫。[14]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共對藏人的鹵掑@條也沒有遵守。這就是為什麼1959年西藏爆發了全民抗暴起義。該起義迅速被中共鎮壓。據中共文件說,八萬多藏人被“消滅”。近十萬藏民隨達賴喇嘛越過喜馬拉雅山,逃亡到印度。

但中共“西藏人權白皮書”卻說共產黨給西藏帶來“繁榮和進步”。說西藏“人民行使管理國家和地方事務的權利,”“當家作主人”。共十二章的“白皮書”中多至八章是介紹西藏被“解放”之後的巨大變化,八章中引述的炫耀共產黨民Z的統計數字多達269處。[15]全部數字力圖說明北京政府給了西藏巨大經濟援助,使西藏變為了“人間天堂”。且不說這些數字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監督的國家是否可信,即使數字是準確的,經濟援助再大,也不能證明中共用武力恫嚇的方式強迫藏人簽署協議,然後軍事佔領西藏的合法性。因為一切“條約”的法律依據都是“簽約各方必須自主、自願。”而“十七條協議”是威逼下的產物。

這就如同中國大陸人熟悉的《白毛女》的故事一樣,惡霸地主黃世仁強搶喜兒成婚,按照黃世仁的邏輯,也是合法的,因為喜兒的父親楊白勞在“同意書”上按了手印。但這紙“協議書”是楊白勞在威逼下被迫簽署的。當然,黃世仁可以辯解說,他後來向喜兒一家提供了很多物質援助,補修了她家的漏風牆,送了很多糧食,還給喜兒買了幾噸“紅頭繩兒”,喜兒自從到了他的手裡,經濟情況發生了巨大變化,可謂“沒有黃世仁,就沒有新喜兒。”但這一切經濟援助和補償能證明喜兒被強娶到黃家的合法性嗎?不能!因為這場婚姻合法性的根本依據是喜兒的自由意願!只要喜兒不是發自內心自願選擇的,這場婚姻就沒有法理根據。當然,使用強權和武力,黃世仁可以把喜二搶到家堭j暴,但他無法征服喜兒那時刻準備反抗的心。這就是為什麼喜兒寧肯逃到深山吃野果當“白毛女”,也不忍受強權下的富裕。對自由的追求是人存在的規定性。在強權暴政之下,人是會低頭。但內心深處那顆渴望自由的靈魂是永遠不會屈服的,它會找任何機會向強權挑戰。這就是為什麼在鄧小平的統治下,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比毛澤東時代已有很大提高,仍然發生了八九民主運動。

從另一個角度說,正如中共無法證實“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一樣,中國政府也無法證明“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天西藏這一切”。與共產黨的說辭正相反,顯見的事實是,在香港和台灣,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那裡反而更繁榮,更民主。即使在蒙古共和國,結束了共黨統治,外蒙古的人民比中共統治下的“內蒙古人”活得更開心。在印度的“西藏流亡社區”,沒有共產黨的領導,那堛甄瓣H活得豐衣足食,還有自由。這就是為什麼至今還有大量藏人翻越喜馬拉雅山,逃離西藏。據西藏流亡政府的統計,自1979至1992年間,僅逃到印度的藏族青少年就達四千多人。[16]

三、怎樣消除藏漢兩族的仇恨

面對西藏的這些事實,主張“大一統”的中國人,包括相當一些民運人士會辯解說,他們並不是為中共辯護,因為他們也是中共專制統治的受害者。尤其是持沙文主義觀點的徐明旭先生,多次在文章中提到他“曾因發表小說暴露中共腐敗而被流放到西藏多年,”也是受害者。但是,一個人受過迫害,是不是就一定比他們的迫害者正確?對共產文化有精細觀察的捷克作家昆德拉對此做過研究。他在小說《為了告別的聚會》中借主人公的口說:“我要告訴你我一生最悲哀的發現:那些受害者並不比他們的迫害者更好。我很容易想像他們的角色調換一下的樣子。”[17]從中國的現實也可以看到這一點。鄧小平當年受過毛澤東的三度迫害,但他主導的“六四屠殺”,顯示他並不比毛澤東更有人性。一個人正確與否並不取決于他是受害者還是迫害者,而是兩者的價值觀念是否不同。從徐明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盡管他受過中共的迫害,但他的價值觀與共產黨是一樣的,那就是視國家、群體、邊界等價值高於人的自由,為了國家利益,可以剝奪個人自由,摧殘個體。而全世界所有共產黨的最根本的錯誤就在於,強調國家群體價值,而剝奪個人選擇自由的權利。結果是不僅個人自由喪盡,國家也沒有強大。而西方文明所以能夠戰勝共產主義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視人的自由為最高原則。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恨

今年三月,我在紐約參加了藏人慶祝新年的晚會。在那個約有三百名藏人聚集(紐約總共只有350多名藏人)的新年之夜,他們身著藏族傳統服裝,在雪山獅子旗(西藏國旗)下用藏文祈禱,唱西藏國歌;他們在傳統的藏族音樂中跳著豪放的藏族舞;他們飲著米酒傾訴著中國政府對他們的迫害,表達他們一定要爭回自己家園的堅定信念。看著他們那眾志成城的神態,聽著他們男女老少手挽手狂舞時“海喲!海喲!”的呼聲,我強烈地感覺到,這是一個無法征服的民族。不管是現在的中共政權,還是將來任何形式的中國政府,都無法用武力征服這個民族的心。

當晚我曾和十幾個藏人交談。 由於多年受中共迫害和漢人的種族歧視,他們談起中國人,充滿憤怒。年輕一代藏人,這種情緒更為嚴重。流亡在印度的青年藏人,要求武裝反抗中國人的呼聲日益強烈。達賴喇嘛不得不幾次公開表示,如果藏人要採用暴力方式,他將辭去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職務。每年三月十日,是藏人紀念1959年反抗中共的抗暴紀念日。今年,在印度達蘭薩拉的釵h激進的年輕藏人要舉辦步行到拉薩的大遊行,不顧被中共邊防軍射殺的危險。在達賴喇嘛的勸導下,最後才改為徒步遊行到新德里。一位年輕的藏人對我說,“如果沒有什麼原因,我們藏人憑什麼無緣無故地恨中國人?我們遇到的中國人絕大部分都支持中國政府對西藏的佔領,在這種情況下,讓我們怎麼把中共政權與中國人區分開?”他的話使我想到毛澤東那句名言:“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作為中國人,我們是否應該認真思考一下,藏人為什麼這麼恨中國人?如果不是中共政府和中國人對西藏人民欺辱太甚,他們能產生這樣深深的怨恨嗎?我們誰有過毫無理由地恨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經驗?那些徐明旭們那麼熱衷而頑固地為中共已經十分強大的宣傳增加分貝,怎麼讓藏人把中共政權和中國人分開?不管徐明旭們怎麼強調“大一統情結已經成為大多數漢人的集體無意識,”錯誤都不能由於大多數人都錯它就變成了正確。如果徐明旭的“大多數”是有根據的話,那就更證明大多數中國人對今天西藏人民的悲慘處境是負有責任的。在一個資訊能夠自由流通的中國,我堅信,絕大多數中國人會尊重西藏人民的選擇權利,因為中國人民的心與西藏人民的心是一樣的,他們最終的呼喚都是自由!

今天,任何人都看到共產黨在中國的統治即將結束。未來民主中國的領導人是否能夠解決西藏問題,消除藏人對中國人的怨恨,關鍵是看這些領導人有沒有現代文明意識——那就是尊重民族自決,尊重藏人自由選擇的權利,將人的自由視為處理一切爭端和矛盾的最高原則。而在這一進程中,非常關鍵的因素是中國能否產生一大批崇尚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他們能夠對徐明旭似的心存“大一統”情結、歧視其他民族的愚昧民眾進行啟蒙教育。

如果中國民主運動的領導人和知識分子一面主張民主自由,一面堅持對藏人權利和自由的剝奪,那就是對自由的褻瀆,他們追求的也絕不會是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正如藏人旦真洛布在接受我采訪時說的,“當我與天安們的學生領袖們談起六四屠殺時,我們一起譴責北京政權,但當我提起西藏問題時,他們馬上又附和起中國政府。他們這是爭取的哪一門子的民主自由……”

注釋:
1、徐明旭:“藏獨是民主中國的末日”,紐約《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三月號
2、讀者投書,《北京之春》月刊,一九九五年四月號,第一零四頁
3、4、《西藏風雲紀實》,華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三月(北京)
5、《雪域境外流亡記》,(美)約翰•F•艾夫唐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拉薩)
6、台灣重印此書的說明
7、曹長青﹕“張學良紐約憶往”, 美國《世界日報》「世界週刊」,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七日
8、孔慶宗:“黃慕松入藏紀實”,載《西藏文史資料選輯》第五輯,西藏自治區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一九八五年,北京。
9、同3
10、埃德華.斯諾:《西行漫記》,英文版(New York,Grove,1961)第九十六頁
11、于浩成先生與筆者的談話,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七日於紐約
12、13、《西藏的真相》,西藏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1993年編輯出版(印度,達蘭薩拉)
14、“西藏的主權歸屬與人權狀況”,一九九二年九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見香港《大公報》,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第八版
15、對中共“西藏白皮書”中二百六十九處統計數字的說明
16、同12
17、米蘭.昆德拉:《為了告別的宴會》,英文版(New York,Penguin,1977),第七十頁

——原載紐約《北京之春》月刊1995年6月號)

1995-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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