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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時機的諾貝爾文學獎

曹長青

和去年的諾貝爾獎給了中文作者,結果使幾乎所有中國人(就別提全世界了!)都跌破眼鏡的結果正好相反,今年的諾貝爾獎給了英語作家奈保爾(V. S. Naipaul),則在英文世界完全沒有人吃驚,文學界早就清楚,這是遲早一定發生的事,因為奈保爾早在70年代就開始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一直被連續提名了近30年。目前活著的作家中,只有他和索爾.貝婁有兩部作品被選入“20世紀百部最佳英語小說”。難怪奈保爾被稱為“活著的最偉大的英語作家之一。”

既然早就成名、早被提名、在1971年就得到了英國最高圖書獎“布克獎”(The Booker Prize)、在以後的30年里更是得到了英國的全部主要圖書獎和英美的主要終身文學成就獎的奈保爾,為什麼直到現在才得到諾貝爾獎呢?這顯然與人們心知肚明的他的“政治不正確”的觀點有關 。

這個來自前英國殖民地(50年代到牛津大學求學後一直留在英國)、棕色皮膚的印度後裔,不僅不是像西方主流輿論那樣贊美第三世界多麼美妙、前景多麼樂觀,而是在他的小說、游記和各種體裁的文章中向西方展示了前殖民地們獨立之後軍閥混戰、獨裁專制、貧困落後和原始野蠻的圖畫。

他曾在牛津大學的演講中毫不掩飾對自己的出生地千里達(Trinidad,又譯特利尼達,位于加勒比海的一個130萬人口的島國)和其它“原始野蠻”社會的蔑視,他說那些“野蠻人”只能讓那些西方高等學府的研究人員感興趣,因為他們可以“面對殘酷的現狀做充滿同情心的研究”。

和西方左派那種要“尊重”第三世界的“不同價值觀”、西方價值未必適合東方及第三世界的觀點完全不同,奈保爾熱烈地推崇西方文明,強調西方文明是“普世文明(universal civilization)”,它“適合于所有人(fits all men)”。

奈保爾對宗教也頗有微辭,他認為“宗教是人類的疾病,它阻止人們的想象、思考和創造新經驗的欲望。”如此刻薄、大膽的批評令不少人咋舌,西方左派和極右派都不滿。他尤其對伊斯蘭教批評嚴厲,甚至說“沒有比伊斯蘭教和阿拉伯文化更帝國主義的了。”

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成員之一威斯博格( Per Wastberg)在奈保爾獲獎後對路透社記者表示︰“如果你縱觀奈保爾全部作品的調子,(你會發現)他對所有宗教都持非常批評的態度。”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霍格蘭(Jim Hoagland)在前天的專欄中說,奈保爾曾經警告說,西方生活在虛假的安全中,沒有對掩藏在伊斯蘭外衣里的充滿仇恨的極端份子的侵略性和進攻性給予足夠的重視。奈保爾說那些極端份子們“把美國和英國的友善與開放當作英美的軟弱,並利用。”911美國被攻擊後,奈保爾對《華盛頓郵報》說,“希望美國最終不會因此而後退,這個世界太依靠美國了。”

霍格蘭高度贊揚奈保爾敢于揭示第三世界野蠻落後的真實,因為“在漫長的時間里,非洲人、阿拉伯人、亞洲人、拉丁美洲人和其它第三世界國家的人,都被西方和他們自己國家的知識分子庇護和美化了起來,他們太虛弱、太驕傲、太敏感、太怎麼怎麼……人們無法直率地告訴他們真實——他們文化的失敗、他們領導人的盜竊國家、他們被復仇支撐起來的原教旨主義的危險……”

霍格蘭說“奈保爾的本性,和他作為作家的責任就是去刺激、激怒別人。”
那麼他的這次得獎大概也會起碼激怒兩種人︰西方左派和穆斯林極端份子。

由于奈保爾那毫不掩飾的政治觀點顯然右傾,所以他自然不會在左派勢力佔壓倒優勢的瑞典文學院受寵。對于奈保爾屢被提名卻一直落選,媒體早有議論,幾年前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就曾報道,說諾貝爾獎委員會對奈保爾“是否能代表加勒比海的作家”持保留看法。

在1999年德國左派作家格拉斯得獎後,《紐約時報》曾發表一篇言論,指責瑞典文學院越來越走聯合國式的平均主義,給獎不按文學成就高低,而是配額制、平均發放,照顧第三世界、少數族裔、女性;對于西方作家則尤其青睞“政治正確”的左傾作家。該文悲嘆1976年獲獎的索爾.貝婁是最後一位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右派作家。

難怪這次《華爾街日報》為此特地發表題為“我們的康拉德” 的社論(由于奈保爾的作品多是寫前殖民地人民的生活,所以文學界經常把他和康拉德相比),為終于有一位不是左派的作家獲獎而鼓掌。該社論甚至毫不客氣地點名指出奈保爾的文學成就遠高于近年得獎的莫里森(Toni Morrison),格拉斯(Gunter Grass)和戈蒂默(Nadine Gordimer)。當然《華爾街日報》點出的只是他們熟悉的西方作家,而沒有指出同樣是左派,文學成就遠低于格拉斯的大江健三郎,更沒有答理那個連左右都沒分清、玩世不恭、犬儒主義“一條蟲”的高行健,因為他們無論如何也搞不明白中國的馬戲團高行健到底是怎麼和諾貝爾文學獎發生關系的。

今年初我就高行健得獎一事采訪瑞典文學院士馬悅然時,曾追問他為什麼奈保爾沒有得獎?雖然釵h年他一直都在最後只剩下五、六個候選人的短名單上。馬悅然表示,“世界上好的作家有幾百個,奈保爾是一個。”在把奈保爾列到幾百之一的同時,馬悅然又強調“文學價值是唯一的標準”,去年把獎給高行健是根據文學成就,言“內”之意就是奈保爾的文學成就不如高行健。

且不說奈保爾的作品早已贏得英語文學界公認(得到了英國的全部主要圖書獎和英美的主要終身文學成就獎,多部作品被列為當代經典英文作品);而高行健的作品至今,在得到文學最高獎一年多之後,除了屈指可數的幾個他的私人好友用文字表示了他們和高行健同樣水準以外,在中文世界幾乎沒有任何好評。即使馬悅然僅讀過奈保爾在牛津讀書期間寫給他父親的信,他就應該明白,奈保爾在未滿18歲的時候對人生、社會、文學的認識,就已遠遠、遠遠超過高行健60歲時對上述一切的認識。天哪,幸虧世界已經忘記了高行健,否則他會給中國人招來多少蔑視的眼光!

我之所以又提到高行健,不是有意和他過不去,而是因為這世界上的事情太巧合,奈保爾在對人生、文學、政治、社會等等方面都正好是高行健的反面,太值得比較一下了。

高行健的寫作是“隨意,避免費腦子思索。”奈保爾則說他的寫作“非常艱苦”;

高行健津津樂道地在僅有的兩本所謂的小說里把不可登大雅之堂的生理詞匯用到極盡所能,並對媒體表示他就是要寫性。而奈保爾則表示,“我痛恨讀描寫性的東西,不喜歡寫關于性……絕對不用四個字母的詞(four letter word,指髒話),描寫關于親密場面時用到頂的詞是裸體(nude)。”

高行健對社會的殘酷現狀平靜地“冷眼觀察”,而奈保爾則“反應過于強烈”。

高行健憤怒聲討政治文學,重復了一萬遍他不談政治,和政治沒關系。奈保爾則不僅幾乎所有作品中都有大量對社會的看法,對獨裁專制、落後文化、野蠻社會的批評。他更完全不忌諱對媒體談政治,而且明確表示就是要通過寫作尋求人間的正義。他說“寫關于邪惡的事情,就是要在寫的過程中追求正義。給人們一個確認,正義是可以追求到的,邪惡是不會被忘記的。”

從文學成就本身,他們的對比則更簡單,不是優劣之分,而是一個假的(中國馬戲耍得很成央A可惜連絕大多數洋人也明白那只是馬戲而已),一個是真的。

如果瑞典文學院今年再給一個次劣的作家,或雪|淡化去年的頒獎給中國和世界文學界帶來的恥辱,但今年給了貨真價實的奈保爾,則更凸顯出去年的荒唐。盡管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總想利用瑞典最後一點可以向世界炫耀的權力,做些出格的決定,讓世界吃驚一下,但還沒有膽量把文學獎的榮譽給敗壞貽盡。

或閉O由于去年的荒唐遭到太多非議,今年則遵循傳統,選了文學界早已料到的奈保爾。也或閉O由于911伊斯蘭恐怖份子炸毀了紐約世貿大廈,瑞典文學院忽然醒悟奈保爾對宗教極端份子的抨擊是正確的。但他們對奈保爾的評價卻硬是往左傾政治上拉,或者是對這位作家誤讀。瑞典文學院的頒獎詞說要表彰奈保爾“對那些別人已經忘記了的被壓迫者的歷史的記憶”。該說法遭到《華爾街日報》毫不客氣的抨擊。因為“被忘記的歷史”明顯是指今天已經不再發生的事情,而奈保爾的作品在批評殖民歷史的同時,更強烈地抨擊今天正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的屠殺、腐敗和獨裁制度所造成的貧窮落後,以及幫助了這種現狀生存的西方幻想主義者們。

如果瑞典文學院刻意誤讀則是可惡;如果他們真正誤讀,那人們總算揭開了他們為什麼去年會選出高行健這個謎。

但上帝原諒他們,在全世界正開始一場和恐怖份子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戰爭的今天,把諾貝爾文學獎給了奈保爾則不能不說是一個恰到好處、最佳時機的選擇。

2001年10月16日于紐約(載多維網)

2001-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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