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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自由有沒有底線?

曹長青

911事件後,美國有的報紙和電台由於評論失當而受到了懲罰,它是否意味著在目前強烈的悲憤和愛國情緒中,美國式的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受到了威脅?

在全球191個國家中,美國應該說是言論和新聞最自由的國家,它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私營體制。美國媒體除了像“美國之音”等非常特殊的電台之外,其他基本都是民營的。例如美國現有的1509家日報,都不被政府擁有,而是屬於不同的私人報業集團。傳播業的共識是﹕私營才可能獨立,獨立才可能客觀。最近布希政府撤銷了“美國之音”台長的職務(因為該台是由政府提供資金、其台長位置——像中央情報局長和聯邦調查局長一樣——是屬於由總統內閣任命的職務),但布希政府沒有權力撤銷任何一個私營媒體的發行人和編輯記者的職務。美國媒體的私營性質,為新聞和言論自由提供了體制上的條件。

第二,憲法保障。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主要條款就是“國會不得立法限制言論、新聞自由。”這條法案使國會無法通過任何損害言論和新聞自由的法律。中國俗語說“無法無天”,沒有“法”,就是沒邊的自由,最大的自由。美國憲法極具權威性和穩定性,美國建國225年來,除了增加一些修正案,憲法正文從沒改動過。而修改憲法,需要聯邦的參眾兩院和50個州各自的參眾兩院四分之三多數議員通過,而這種要求是極為困難達到的。(在過去的50年裡,中國大陸的憲法改了7次;台灣的憲法從90年代以來改了6次)。

第三,判例法保護。由於媒體是私營的,所以政府無法用行政命令來幹預報導或評論,而只有像個人一樣通過告到法院的方式來限制、或制裁媒體。最通常的是告媒體洩密,或誹謗。但美國最高法院在審理“洩密案”和“誹謗案”時確立的判案原則,都有利於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美國的法律和中國不同,它主要不是靠“成文法”,而是“案例法”,即用判案時確立的原則作為以後同類案子的審理標準。

對於政府來說,它最容易告媒體的是“洩密”。美國最高法院於1972年裁決“美國國防部告《紐約時報》洩密”案中,確定了三原則﹕原告必須提出,媒體報導給國家安全帶來了“1,立即的;2,明顯的;3,不可挽回的危險。”這個判決意味著,媒體獲得國家機密,並把它發表,並不構成洩密罪,而是要造成那三條後果,才可以定罪。而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媒體對於所謂國家秘密的報導都很難被證明帶來上述三種後果。因此,當年美國國防部的控告失敗。這三條原則從此保護了媒體報導不受政府以洩密理由限制。

對於個人來說,他們最容易告媒體的是“誹謗”。1964年美國最高法院裁決阿拉巴馬州的警察局長“沙利文(L.B.Sullivan)告《紐約時報》誹謗”案時,確立了政府公職人員告媒體誹謗可以勝訴的“三原則” ﹕原告必須同時(!)提供三種“證據”:第一,報道內容失實;第二,當事人名譽被損害;第三,媒體在報道前有“真實的惡意”和“故意疏忽”,即媒體在明知報導內容是假的、不實的而故意刊出。當事人即使能拿出前兩個證據,卻極為困難拿出第三個——媒體事先就有誹謗誣陷當事人的動機的證據。在這樣的標準下,官員狀告媒體誹謗案幾乎無法打贏。後來最高法院又把這三原則延伸到“公眾人物”,而且“公眾人物”的定義範圍相當大,例如一個小鎮上經常參與公益活動的退休員警告媒體“誹謗”,結果法庭以他的名字上過兩次社區小報,確定他為“公眾人物”,結果因他無法提出上述三種證據而敗訴。還有一個女歌星的丈夫告“誹謗”敗訴,也因為他由於妻子的緣故上過報紙,被確定為“公眾人物”。

為什麼“公眾人物”就該遭“誹謗”而無法打贏誹謗官司?因為“公眾人物”本身就擁有對媒體講話的機會,這是一種權力,對權力人物就必須有制約。

近年來,英國、澳大利亞、日本、南韓、菲律賓、印度、南非等國家,都開始採用美國審理“誹謗案”的三原則,包括台灣,也歷史性地在1999年審理國民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主任劉泰英告香港《亞洲週刊》和該刊特約記者陳婉瑩誹謗一案時,援引這樣的判案原則,裁決誹謗罪名不成立。

美國還有一條非常重要的保護新聞自由的方法,那就是最高法院提出的“舉證責任在原告”的原則。而這一原則,迄今為止只有美國採用。

舉證責任在哪一方,對於誹謗案來說極為重要。例如前臺灣新黨總統候選人李敖告中學時的同學劉泰英“誹謗”,因劉泰英說,李敖上中學時好花錢,還喜歡追女孩子。按台灣的法律,被告劉泰英必須拿出李敖確實有過這種行為的證據,這點劉泰英顯然很困難做到,因中學時代已是近半個世紀前了,即使有人仍記得,也不見得願意出來作證,捲到官司裡。而按照美國的判案原則,這個舉證責任在原告,也就是說,必須由李敖提出他中學時沒有亂花錢,沒有喜歡追女孩子的證據。而李敖提出這樣的證據就更不容易(因為證明做過什麼事還有可能,而要證明沒做過什麼事極為困難)。因此,如果李敖(作為原告)在美國打這種官司一定會敗訴。美國所以確立這樣的判案原則,就是不要讓政府官員、名人輕易打贏誹謗官司,從而最大限度地保護新聞和言論自由。

911事件之後,雖然美國有專欄作家和脫口秀主持人由於言論不當而遭到懲罰,但上述美國的這三種保護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基石都沒有任何變化。因此並不存在美國式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受到威脅的問題。那麼最近媒體受懲罰的事件,是屬於哪種性質的問題?

美國三大電視之一ABC晚間脫口秀節目“政治不正確”的主持人比爾.馬哈爾(Bill Maher)在評論911事件時說,劫機撞毀世貿大樓的恐怖份子不是膽小鬼,而從兩千英里外向阿富汗恐怖份子基地扔飛彈的美國才是膽小鬼。這種評論立即遭到電視觀眾的抗議,這個節目的主要廣告商撤了廣告,轉播ABC電視的很多地方電視台決定不再轉播這個節目。馬哈爾隨後幾次公開道歉,表示評論失當,並把道歉聲明發表在他節目的網站上。

《德克薩斯太陽報》(The Texas City Sun)的專欄作家湯姆.卡廷(Tom Gutting),在評論911事件時說布希總統當時“在美國上空打轉,像個做了惡夢而受驚嚇的孩子,在床上尋求媽媽的保護。”該報收到許多讀者來信和電話抗議,廣告商撤廣告,導致報紙發行人在該報頭版發表書面道歉,並立刻解雇了這名專欄作家。俄勒岡州《每日信使報》(The Daily Courier)的專欄作家丹.戈士瑞(Dan Guthrie)也由於批評布希總統在911當天“躲在內布拉斯加”“是令人羞愧的”而遭解雇,該報同樣登出了向讀者道歉的聲明。

但同樣是嚴厲批評了布希總統在911當天沒有立即返回白宮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沙費爾(William Safire)和多德(Maureen Dowd)都沒有受到任何懲罰。而且沙費爾連寫了兩篇,文字遠比上述那兩位專欄作家的批評更刻薄。

《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女專欄作家安.寇特爾(Ann Coulter)則由於在專欄裡寫了“我們應該進攻他們(伊斯蘭)的國家,幹掉他們的領導人,把那裡的人變成基督徒”而遭解雇。《國家評論》的主編為此發表了長篇文章,指出這是寇特爾最糟糕的的言論,過了底線,令人厭惡,簡直到了垃圾的地步,這是一個寫作者的失敗。

以新聞和言論自由的原則,電視節目主持人和專欄作家當然有權評論美國和總統,在他們平時的節目和評論中,最主要的內容就是修理美國總統、各界要人或批評美國的各種政策。在美國媒體的言論中,批評的聲音佔了約九成,不僅根本不會因此受到來自政府或法律方面的懲罰,也受到讀者和觀(聽)眾的歡迎。但像寇特爾那種極端言論在正常情況下,在公開的媒體上幾乎是見不到的。

美國的新聞和言論自由機制,有一個最大的制約力量,那就是民意——通過市場效應來制約媒體,使這個力量最大的第四權也不可以濫用權力。因為如果由於媒體的報道或評論失當而遭到廣告商撤廣告,或民眾退報的話,電視節目或報紙就無法辦下去;一旦關門,則發出任何聲音、行使任何權力的機會就都沒有了。這正是民意對新聞的一種監督方式,或者叫市場對媒體的制約。

總社曾在紐約的華文報紙《中報》的倒閉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89年時美國的華文報紙主要是兩家爭雄﹕現仍出版的《世界日報》,和北京資助的《中報》。當時《中報》的發行量已超過《世界日報》。但“64”屠殺發生後,在全球媒體都譴責中共屠夫的時刻,《中報》的社論卻是支持“鄧李楊”,結果廣告商紛紛撤了廣告,讀者也拒買這家報紙,導致《中報》連月嚴重虧損,最後破產關門。《中報》的倒閉,不是因為美國沒有言論自由,更不是因為美國政府限制新聞自由,而是民意通過市場效應制約(懲罰)的結果。

這次上述幾家報刊的專欄作家遭解雇、電視主持人頻頻道歉,都不是來自政府行政權力的幹預和壓力,更不是來自法律規定,而完全是來自市場機制的制約。市場的背後是民意,實際上是民意在制約媒體不得犯規,要求它在重大事件時,和人類良知、人的基本情感保持在一個軌道上。

而美國之音代理台長被撤職一事,則是另一類問題。美國之音和其他美國獨立的媒體性質不完全一樣,它是美國政府出資支持的電台。按美國法律規定,美國之音不得在美國國內播放,因為它在對外政策上反映的是美國政府的觀點,如果對內播放,則有政府對民眾進行宣傳之嫌。雖然在新聞取捨和新聞價值判斷上,美國之音堅持和其他獨立媒體一樣的原則,但由於該台是由美國納稅人資助的,所以它的責任是向全世界報道美國人的聲音、美國社會和美國的價值。尤其是它的社論、言論按要求不得和美國政府的現行對外政策相沖突,例如,布希政府對古巴實行經濟制裁政策,美國之音的社論就不可宣傳取消這種制裁。

在911事件發生後,3,000平民被謀殺,全美國處於極為悲痛、敏感的時刻,尤其是在布希總統國會演講已誓言絕不和塔列班談判,並準備軍事打擊這個支持恐怖份子的邪惡政權之際,美國之音要播出對塔列班政權頭子的採訪,從新聞處理上來看應該謹慎。而且國務院得知要播出這個訪問時表示了反對意見,但該台代理台長仍執意播出,這無論從新聞價值判斷上,還是從該台的所屬關係上都表現出不明智。英國BBC引述專家評論說,那個播出的訪問,毫無新意,是塔列班政權頭子在他控制的阿富汗電臺上每天都說的陳詞濫調。昨天《華爾街日報》就此發表社論指出,布希政府決定撤銷美國之音代理台長的職務,正是為了讓美國之音真正發出美國的聲音,同時批評這個由美國納稅人資助的電台,911後多次播出對恐怖組織頭子的採訪,而不對這些恐怖份子做背景介紹,使美國之音近乎成了恐怖份子的傳聲筒。這會給阿拉伯世界的聽眾造成困惑,到底美國的意圖是什麼?

那麼按照這種邏輯,中國政府對它下屬的新聞媒體的管制不也是理所當然的嗎?沒錯,中國政府的確有權管制它出資的媒體,但它根本性的錯誤不是它管理自己屬下的媒體,而是它完全禁止任何其他人辦私營的媒體,壟斷了中國的全部新聞業,這就和美國政府完全不同了。美國政府不僅完全不幹預任何公民自由辦報、辦電台,而且美國政府的聲音在法律的嚴格限制下,不允許在美國播出,以免影響美國民眾的思維。而中國政府和阿拉伯世界的獨裁政權一樣,在不允許任何其他私營媒體存在、自由發出聲音的情況下,用完全在政府控制下的整個媒體機器向國人宣傳政府的旨意,這就性質完全不同了。

美國媒體有非常清晰的左、右翼之分,但遇到新聞自由被限制的事情,左、右翼總是打破理念分歧,團結一致,捍衛新聞自由。在台灣審理劉泰英告《亞洲週刊》和陳婉瑩誹謗一案中,美國左派的《紐約時報》和右翼的《華爾街日報》等十多家著名報業公司及“保護記者協會”還組成“法庭之友”,並連署了“答辯書”,為亞裔記者仗義執言。但這次對美國之音代理台長被撤職、ABC晚間脫口秀節目被廣告商杯葛、幾個專欄作家被解雇等事件,除了有報導和評論以外,尚沒有任何一家美國媒體出面正式抗議。而且一向最強烈支持新聞自由的美國“保護記者協會”主席對此發表看法說,“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它說明,言論和新聞自由並不是完全沒有底線的,當越過道德底線和人類情感的承受能力時,就會有制約和懲罰的機制。

2001年10月4日於紐約(載多維網)

200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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