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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拉登采訪還是報警?

曹長青

美國新聞界最近曾討論一個難題如果見到恐怖份子頭子本.拉登,是采訪,抓住這個獨家新聞,還是向國防部或中央情報局報警,抓住拉登。從新聞獨立性、新聞價值角度,當然記者想采訪全球都關注的新聞人物拉登,可以想象,任何電視播出獨家采訪拉登的畫面,都會是吸引人的新聞。

但從國家利益和人的生命安全角度,如果見到拉登不報警,不抓住他,那麼他就有可能再發起恐怖襲擊,使更多無辜的平民遭殺害。

見到拉登是采訪還是報警,基本反映了美國媒體在新聞專業和國家安全之間難以平衡的兩難選擇。

我曾就此問過一位華文媒體的負責人,問他怎麼選擇。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馬上報警,抓獲拉登。他解釋說,這是人命關天的時刻,雖然記者想抓大新聞的心理可以理解,但記者首先得是一個人,想到無辜者的生命正受到恐怖襲擊的威脅。他舉例說,如果記者見到一個人落水,旁邊沒有別的人,記者在此刻不是先抓新聞,而是應該先救人,視人的生命第一。

雖然這位華人記者的想法可能基本體現了媒體對生命的理解,但在美國,仍有相當多的新聞人員強調,即使在目前這種敏感的反恐戰爭時刻,新聞的本質仍是向大眾提供獨立的信息,做監督政府、制約權力者的三權分立後的第四權,仍是要保持獨立性,不能在巨大的愛國主義情緒中,成為某種情緒的宣傳工具。

幾天前,美國公共電視台(PBS)就此問題播出了密甦里新聞學院女教授奧弗霍爾澤(Geniva Overholser)和前聯邦參議員辛普森(Alan Simpson)的電視辯論。新聞學教授強調,美國媒體在什麼情況下都應該獨立于政府,在目前報導美軍對阿戰爭中,不能為塔列班做宣傳,但也要避免為五角大樓做宣傳。言外之意,不管美國打擊塔列班的軍事行動多麼具正義性,媒體仍要保持獨立——獨立的報導,獨立的評價,包括對美國軍方的批評。

參議員則強調,媒體獨立當然是毫無疑問的,但在目前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時刻,媒體是否應該把國家利益和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見到拉登,先報警抓獲他,而不是先想到新聞報導,抓獨家消息。密甦里的新聞教授沒有直接回答,只是強調,對戰爭的哪一方,新聞都不能做它的宣傳。

美國媒體目前圍繞“見到拉登是采訪還是報警”的爭論顯示,一方面媒體看重人的生命和安全,同時又相當注重新聞的獨立性和專業性;既要報警、抓獲拉登,但同時也不能因為全國處于愛國主義情緒中,媒體就成為一種情緒或政府政策的宣傳工具。

前者強調報警抓拉登,是記者作為一個人所應具有的人性和道德責任;後者強調獨立報導,是一個人作為記者應保持的新聞專業意識,兩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但這兩者的兼顧和平衡,卻是一個很不容易把握的難題。

CBS電視台“60分鐘”節目主持人、去年曾采訪江澤民的華萊士和ABC電視台主播詹寧斯在1989年時曾被問道,如果他們見到一隊敵軍時,是采訪,還是向美軍報警,兩人的回答都是“采訪”。對這種回答新聞界同行雖有批評的聲音,但呼應聲寥寥。

今天的情況則有很大不同,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美國媒體或記者敢說“見到拉登”先“采訪”,因為怕受到懲罰。ABC電視公司總裁韋斯廷(David Westin)不久前在哥大新聞學院和學生座談,在被問道“恐怖份子把五角大樓作為攻擊目標是否合理(legitimate)”時回答“我們不應該替美國公眾判定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作為一個記者,我深深感到,我不應有什麼立場。”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幾千名美國人抗議。隨後韋斯廷道歉說,“從任何意義上,攻擊五角大樓的行為都是犯罪,完全沒有正當理由可講。我錯了。”

韋斯廷為什麼要道歉?這不僅因為五角大樓雖是軍方機構,但里面多是文職人員,尤其撞擊它的是被劫民航飛機,上面的乘客全是平民。對這種謀殺,無論怎麼強調媒體獨立,“沒有立場”都不僅不可能,也很難被接受。這就是為什麼全美國有90%的人要求韋斯廷辭職(美國在網民調),認為他沒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勝任主管一個全國性媒體。

在韋斯廷之前,已經有ABC電視的“政治不正確”脫口秀節目主持人馬爾(Bill Maher)因說美軍在兩千哩以外往阿富汗扔飛彈是膽小鬼,在听眾抗議、廣告商撤廣告的情況下被迫道歉。而《國家評論》(NR)的女專欄作家寇特爾(Ann Coulter)則由于寫了“我們應該進攻他們(伊斯蘭)的國家,干掉他們的領導人,把那里的人變成基督徒”而遭到解雇。

有人據此做出結論說,美國式的新聞和言論自由已受到了限制;也有人認為,新聞和言論自由應該是沒有底線的,言論必須是絕對自由的。

新聞和言論應不應該有絕對自由?應不應該沒有任何底線?不應該!道理很簡單第一,任何一種自由都必須伴隨相應的責任;不負責任的任何自由都會帶來災難,言論並不例外。第二,在媒體發表言論是一種權力,任何沒有監督制約的絕對權力都更會帶來災難,作為第四權的媒體同樣必須有制約它的力量。正如我在上一篇“言論自由有沒有底線”的評論中所指出的那樣,言論和新聞自由要有“道德底線”,不能超過民眾的“情感承受力”。問題的關鍵不是應不應該有底線,而是誰來決定這個“底線”,是政府和法律,還是新聞界和民間?


從美國目前發生的新聞和言論受到制約的現象來看,這個制約並不是來自美國政府。當然,任何政府都傾向于控制新聞,但能否控制住才是獨裁政權和民主政府的區別。布什政府在911之後向媒體提出“建議”(包括建議電視不要播發拉登的講話錄像全文,因為講話里可能有對各地恐怖份子的暗語指示)。但所謂“建議”,就不是“命令”或“規定”,對它可听可不听。

布什政府即使下行政命令也難以奏效,因為美國的媒體幾乎都是私營的,不隸屬于政府,媒體可以到法院告政府違背憲法第一修正案(該案主要是保護新聞和言論自由),而從以往的案例可以看出,媒體和政府打這種官司,政府總是輸的。

在美國這樣的民主憲政制度下,布什政府要想管住媒體,唯一的辦法是制定法律。而憲法第一修正案(“國會不得立法限制言論和新聞自由”)等于把這條路堵死了。因此,在美國,政府想限制言論和新聞自由,幾乎是無計可施(如果它想的話)。五角大樓現在能做的就是不給媒體更多戰場消息,現已有26家媒體聯名抗議。

今天人們說哪里在扼殺新聞和言論自由,主要是指用政府、政權的力量扼殺言論自由。而像美國目前這種來自新聞界本身的批評,來自民間的抗議,不僅是應該的,也是必須的。否則當一種“自由”不伴隨“責任”又沒有任何制約力量的話,即使言論也可能變成無法無天的“極權”。

由于“道德底線”和民眾“情感承受力”既不是由政府行政規定,也不是由法律來定義,而是新聞批評界的一種提法,因此它只有和具體事件連到一起時才能體現出涵義。例如,對911恐怖襲擊,如果有媒體說那些平民該死,就是嚴重超過了道德底線。如果記者說見到拉登不報警,采訪第一,也超過了民眾“情感承受能力”。這就是為什麼ABC總裁說他對恐怖襲擊“沒有立場”,全美90%的人要求他辭職。

同樣,如果面對日本軍隊在南京的大屠殺,當時一個中國報紙的主編說對這個事件沒看法,他只管報道,恐怕他的報紙得被憤怒的中國民眾杯葛得無法辦下去,就因為這種冷血超過了人的情感承受力。

新聞界雖然強調“客觀、中立”,但實際上絕對的客觀和中立是不存在的,因為新聞是人采訪的,只要是人,對事情就有自己的觀點、看法和情感;而這些觀點、看法和情感里,自然包含道德因素。例如,幾年前日本右翼組織想在《紐約時報》做廣告,說南京大屠殺被夸大,但被《紐約時報》拒絕。雖然該報並不負有對廣告內容核實的責任,廣告又是報紙的重要經濟來源,但該報堅持道德底線不可越過。

所謂保護言論自由,是指不應因言論而治罪,叫警察把發表言論者抓起來。言論,即使是錯誤的言論,不受歡迎的言論,也不可以用法律制裁,而應通過批評、譴責、辯論——讓更多的言論流通,(通過民眾的選擇)來淘汰那些錯誤的言論。換句話說,言論只能通過言論來解決,而不可用行政命令和法律制裁。

1992年,紐約市立大學(CUNY)“非裔研究系”主任杰佛里斯教授(Leonard Jeffries)因在校外演講時發表歧視猶太人的言論,被校方撤去主任一職(但仍保留教授職務)。杰佛里斯在曼哈頓聯邦法院告了校方,說他是以言獲罪。這個案子打了兩年,結果教授勝訴,獲賠40萬美元。法院裁決說,杰佛里斯的言論有種族歧視,但校方不應用行政措施來懲罰言論。但《紐約時報》就此發表社論支持大學撤銷杰佛里斯的主任職務,認為發表種族歧視言論的人不適合做行政領導;但如果學校撤銷他的教授職務則是錯誤的。

這位黑人主任雖然勝訴,但卻遭到了另外方式的懲罰,很多學生拒絕听他的課。這個教授不能指責學生不選他的課是限制他的言論自由。自由是相對的,你有權說和教授身份不相符的話,學生也有權不選你的課。這里潛在地有對言論的制約關系。

這也像幾年前在加州發生的越南錄像帶店風波一樣。店老板非要堅持在店里掛胡志明像(法律不可禁止他掛),而那個社區的越南人曾深受越共迫害,對此行為杯葛抗議,最後大家都不去那個店租錄像帶,使那個熱愛獨裁者的店老板生意做不下去。

這種游戲規則就像兒童玩的一種“象鼠棋”——大象吃獅子,獅吃虎,虎吃狼……依此降項類推,最後是貓吃鼠。而這種棋能夠玩下去,就是因為最小的鼠竟可以吃大象,構成“權力平衡”。這種游戲規則表明,在一個正常的社會,任何一種權力都不可以是絕對的,不受任何制約的(包括無冕之王)。任何一種自由都必須伴隨責任。

在中國那種專制社會,當然首先應該要求新聞和言論自由;同時也不可以放棄對新聞專業化和責任的強調。而在美國這種民主、法律制度比較完善、有著高度新聞和言論自由的社會,恐怕更要注重媒體的責任和自律。


前《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最近撰文回憶他推動中國建立“新聞法”迄今沒有成左爾g歷。胡績偉謀求新聞立法,是為了擴大新聞自由。但在美國,從來就沒有新聞法,但美國卻成為全球新聞和言論自由程度最高的國家。

雖然美國沒有任何限制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法律,但最高法院裁決泄密和誹謗案時確立的原則,仍對新聞和言論自由度有某種程度的制約。我在“言論自由有沒有底線”一文中曾介紹了最高法院確定泄密案勝訴的“三原則”——報導造成“1立即的;2重大的;3不可挽回的危險和損失。”雖然原告(多是政府機構)相當困難拿出這樣的“三證據”,但仍不能說絕對沒有可能。這三條原則的確立,本身仍是對新聞和言論的一定制約,因為畢竟有明確的標準(雖然相當嚴格)。而且在美國近年的新聞官司上,就有最高法院根據這三原則裁決媒體“泄密”不可出版。

1979年,美國《進步》(Progressive)月刊準備刊登長篇獨家報導,內容是制造原子彈的技術和程序等秘密。美國政府告到聯邦法院,要求禁止這期刊物出版。聯邦法院裁決,媒體如果發表這種報導將會造成“立即的、重大的和不可挽回的損失”,因此下令禁止這期刊物出版。

人所共知,對言論最嚴重的懲罰不是出版後制裁,而是事先查禁,不讓所報導、評論的東西問世。從最高法院的這次裁決可以看出,即使自由到美國媒體的這種程度,新聞和言論自由仍是有底線的,沒有絕對的自由。

最高法院裁決誹謗案時確立的標準,同樣有這種作用。雖然對政府公職人員(後來擴大到公眾人物)確立了告媒體誹謗可以勝訴的三原則(原告必須同時提供1報導失實;2當事人名譽受損;3媒體有故意誣陷當事人的動機的證據——事實惡意或故意疏忽),使公職人員和公眾人物極為困難打贏誹謗官司,但這種條款的明確提出,仍是給新聞和言論帶來一定的限制,畢竟有了規定,就有是否逾越的問題存在。

而且最高法院確立的這三原則,僅適用于公職人員,包括各級政府官員,以及公眾人物(名人),但並不適用普通人。普通人和媒體打誹謗官司,並不受這三原則限制,只要提出前兩項——報導失實;當事人名譽受損,官司就可以成立,並可能打贏。

公職人員和名人在一個社會畢竟佔少數,而絕大多數是普通人,因此這條誹謗案的判案原則,顯然對媒體是相當的限制。因為證明報導失實和當事人名譽受損並不是非常困難的事。

即使是對公職人員和公眾人物,雖然他們極為困難打贏誹謗官司,難以拿出媒體有事實惡意的證據,但如果他們能夠拿出前兩項證據(報導失實和當事人名譽受損),即使敗訴,仍在相當程度上給媒體形象(真實客觀)造成傷害,由此也對媒體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度形成一定的制約。

例如,現任以色列總理沙龍(A. Sharon)在擔任國防部長時曾告美國《時代》周刊誹謗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時代》周刊報導說,沙龍縱容部下在黎巴嫩屠殺平民。沙龍告《時代》周刊誹謗,索賠5千萬美元。沙龍在法庭提出了確鑿的“報導失實”和他的“名譽受損”的“證據”;但由于無法拿出《時代》周刊有事先誣陷誹謗他的“事實惡意”的證據,最後敗訴。

雖然沙龍輸了官司,沒有獲得賠償,但由于該案為全球新聞界關注,追蹤報導,沙龍拿出了前兩個證據——報導失實、當事人名譽受損,而使《時代》周刊的新聞專業性和公正性受到損害。沙龍雖輸了官司,但贏了形象;而《時代》周刊則贏了官司,輸了信譽。

1995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審理精神分析學家馬森(J. M. Masson)告《紐約人》雜志女記者馬爾科姆(J. Malcolm)誹謗一案也是這樣(馬森告女記者在報導他的文章中有五處嚴重失實而構成誹謗,索賠100萬美元),最後法庭裁決,馬森提出的“報導失實”和“當事人名譽受損”都成立,但沒有拿出記者有“事實惡意”的證據,因此敗訴。但由于前兩項成立,女記者被媒體批評界稱為“新聞事業的失敗”而信譽嚴重受損。

1994年我曾采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安東尼.路易斯(Anthony Lewis)。作為研究新聞自由的專家,路易斯同時在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的兩家法學院講授 “憲法第一修正案”。他曾兩次獲得“普利策獎”都是因為報道新聞誹謗案。路易斯還曾出版兩本研究新聞自由的專著——《不得立法》(Make No Law)和《迪德龍的勝訴》(Gideon’s Trumpet)。

即使是路易斯這樣在美國被公認為捍衛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旗手性人物和權威,在接受我采訪時仍指出,對不認真核查事實、報導失實的媒體應給予某種懲罰,“我並不介意在合理的範圍內懲罰報紙的錯誤,諸如小額罰款;或不賠款,由法院裁決報道失實,以挽回當事人的名譽損失。”路易斯雖贊成法院對失實報道給予小額罰款,但他堅決反對用巨額賠償來威脅報紙的生存,使他們不敢再報導官員和名人的丑聞,不願刊登調查性新聞。

路易斯最捍衛言論自由,同時又對失實報道最嚴厲批評;他最主張新聞自由(政府不可設限),同時又最強調新聞自律(新聞真實和媒體專業化),認為這兩項缺一不可。

我們在談到沙龍告《時代》周刊一案時,他非常高興沙龍敗訴,認為不可用巨額索賠迫使媒體關門,但同時路易斯也嚴詞批評《時代》周刊報導失實,沒有嚴肅、認真、專業化地對待新聞。

路易斯認為,新聞不受任何限制,“會帶來一些劣質的報紙,像《明星報》(Star)、《問詢報》(Enquire)等”(指在美國超級市場出售的以名人花邊新聞為主的小報)。新聞在強調自由的同時,必須有責任意識。自由和責任兩者不可分割。

路易斯的這種強調是有道理的。看看海外中文網絡論壇的內容就可以知道,不伴隨責任的“絕對言論自由”是怎麼回事——幾乎全是匿名、很多文字都是謾罵、詆毀、誹謗,而且有的極其惡毒、下流。為什麼有些中國人的論壇網站幾乎成了沒人管的公共廁所?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是絕對言論自由,沒有責任相伴隨,幾乎都是用匿名輸入,根本不顧任何底線;二是缺乏嚴肅、專業化的網絡管理。結果很多網絡論壇就真的像缺乏清理的公廁一樣,任那些毫無公德的人隨處大小便,把論壇變成了臭不可聞的茅坑。結果不是促進信息交流,而是給邪惡、陰暗心理的蔓延和傳染提供了條件。

但美國正在審理一個網絡論壇被告案,其結果可能為制約中文網絡論壇這種公廁現象提供一個法律根據《今日美國報》報導(USA Today, 9.19),8月30日,伊利諾伊州43歲的諾厄(Saad Noah)起訴“美國在線”(AOL)的聊天論壇未能有效制止仇恨言論,因該論壇幾次出現“阿拉該死”“所有穆斯林和猶太人都是恐怖份子”的匿名言論。

該案令人注目之處是,原告不是告那些匿名作者,而是告論壇主管(管理不嚴)。如果該案打贏,那些中文網絡論壇同樣可能被人告到法院而導致關門或罰款。因為凡是注冊開辦網絡論壇者,都有定期繳費記錄及其它數據在網絡公司手中,法院和聯邦調查局比較容易查到。

“美國在線”到這個官司後,立即加強了對網絡聊天室的嚴格管理,因為一旦罰款,不僅經濟受損,其形象和信譽也將遭到損害。美國另一家大型網絡公司“雅虎”則再次宣布網絡聊天室禁止騷擾性、仇恨性言論,並對每條帖子審核。這種官司其實就是在提醒媒體,在享受自由的時候,更要想到新聞的責任,想到言論的道德底線,想到兩者的平衡。英國人曾說,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而沒有任何法律和道德責任約束的絕對言論自由,也是絕對的災難。中文網絡論壇上的烏煙瘴氣和暗箭文化就是一個證明。

美國雖然是個相當保護言論和新聞自由的國家,但最高法院在闡述被保護的言論範圍時也明確指出“只要不屬于淫亂、泄恨、挑釁、鼓動犯罪或商業廣告等有限類型,言論就受到第一修正案的切實保護。”這清楚地表明屬于上述定義內的言論並不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

從美國媒體目前對言論自由的討論可以看出對政府,要強調不可對言論和新聞設限,要保證新聞和言論獲得最大的自由;對新聞界自身,則強調新聞的責任和言論的底線。這兩個層次既不可混淆,更不可替代。對兩個層次的同時強調和重視,才可能營造出健康的新聞和言論環境。

2001年11月12日于紐約(載多維網)

2001-11-12

http://www.caochangqing.com (轉載請指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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