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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振鐸:布魯塞爾成為伊斯蘭分子的基地

作者:陳振鐸(巴黎)

3月22日布魯塞爾發生恐怖襲擊前,窩藏4名去年11月巴黎恐怖襲擊的恐怖分子的布魯塞爾郊區小鎮莫倫貝克(Molenbeek),一直是歐洲關注的焦點,雖然這次恐怖分子身份還未證實,但未免會讓人把襲擊和巴黎恐襲頭號主犯薩拉赫(Salah Abdeslam)在布魯塞爾郊區被捕聯系起來。

11月巴黎恐怖襲擊發生后,這位從巴黎北郊奧貝維利埃(Aubervilliers)出生、在莫倫貝克生活的青年其實一直就藏在和小鎮一個火車站之隔的森林鎮(Forest),直到3月18日在莫倫貝克被捕。而布魯塞爾封城、歐洲動員全部安全力量都在找他,為何花了125天?媒體的報道隱隱約約道出了難以直說的真相:抓捕時,小鎮不少青年在起哄稱他為英雄。

什麼人在贊揚這些“英雄”行為?莫倫貝克發生了什麼事?同在布魯塞爾長大的獨立記者印德•弗萊里(Hind Fraihi),2006年出版了自傳《滲透:我如何走進極端伊斯蘭主義者》(Infiltree : parmi les islamistes radicaux),以摩洛哥移民后代的身份,記述她眼中的郊區小鎮變化,讓這個被比利時人拋棄卻被摩洛哥人視為第二故鄉的小鎮內部的變化呈現在世人面前。

皮埃爾斯街14號的敘利亞教長

印德走了和恐襲主犯薩拉赫完全不一樣的人生,她先學了社會學,后來又做了獨立記者,兩個專業的訓練使她比一般人更能感受到街區的變化。摩洛哥移民后代的身份“ 讓我以一個會說阿拉伯語的比利時穆斯林記者的身份,滲透到非常不容易進入的穆斯林狂熱分子圈子中去。”

她首先找到了阿亞遲•巴桑姆(Ayachi Bassam)的電話,這位來自敘利亞的教長(cheikh),是布魯塞爾當時最有名的穆斯林極端分子,剛被釋放出獄。聯系前,印德在想像和阿亞遲會見的場景:“20人跟著這位在當地赫赫有名的大腕兒,左右各一位野蠻(barbus)的保鏢跟著。”通話的對話印證了這種不祥之感。“你找我干嘛?”語氣極度暴躁和不客氣。“哦,我想為我的一個報道采訪您一下。”第二天,在莫倫貝克的皮埃爾斯(Piers)街14號遇到了傳說中的阿亞遲。

“Assalam Alaykoum!(注:阿拉伯世界最常見的打招呼語。)我是社會學的學生。” 這位教長用目光打量了她一番后帶她進了房子,跟穆斯林社區常見的男人一樣,連禮貌性的握手都沒有,“避免和家庭以外的婦女有任何身體接觸”據說是他們教法的規則。

阿亞遲跟她說:“我在2004年寫了封信給薩科齊!”“你寫了什麼了?”他洋洋得意地說:“當死亡變得美麗時,……我們應該用自殺襲擊去警告法國內政部。”2004年,薩科齊擔任內政部長時,在法國推動立法禁止穆斯林婦女佩戴蒙面頭巾,遭至了穆斯林社群的抵抗和非議。

盡管所有人都認為阿亞遲是極端主義者,他自己卻說:“我不是極端主義者,極端主義者是那些認為穆斯林不應該佩戴頭巾的人,還是那些沒有伊斯蘭法的伊斯蘭國家。”“國家就應該用阿拉的法律管理。《古蘭經》告訴了我們該做什麼。”阿亞遲還把那些溫和的穆斯林視為極端分子,認為他們禮拜五不去清真寺、“視自己的宗教而放任不管”,“卻追隨基督教的生活方式”。

阿亞遲1997年創建的比利時伊斯蘭中心(CIB)讓他成為布魯塞爾穆斯林社群的精神領袖,在布魯塞爾郊區頗受歡迎。他倡導純淨的男穆斯林應該穿上風帽長袍(djellaba)、女穆斯林則應穿戴罩袍。他反對同性戀、流產。他一直鼓勵發動聖戰。“蘇聯解體后,只有伊斯蘭革命最引人關注。”他的言行似乎沒有遇到什麼阻力。“比利時沒有壓迫我們,國家給吃給喝還給工作,對外國人挺友好的。好像也沒有什麼人威脅到我們打聖戰。”

不過他認為應該在那些貧窮的阿拉伯國家發動聖戰、因為那裡人民貧困、沒有言論自由,他要在那裡發動聖戰鼓勵伊斯蘭革命。本•拉登的出現讓他找到了知音,他還娶了馬麗卡(Malika El Aroud)為妻,后者在“9•11”前兩天,偽裝成比利時記者,把阿富汗反塔利班的將軍馬蘇德(Ahmad Shah Massoud)殺害。后來返回了敘利亞,參加了伊斯蘭國的作戰,2015年2月23日在阿薩德政府軍的一次圍剿中受傷,至今仍活躍在敘利亞。

“住手!舉起手來!舉起手來!”

激發印德冒險深入“狼窩”,始于身邊的變化。“我就是要寫。”當她找到了兩個帶她入行、同為調查記者的師父討論她被街坊鄰居的刺激時,他們建議她進入極端分子陣營,因為只有她具備這個條件。她身邊的變化,起因于鄰國荷蘭梵高孫子特奧爾多被極端分子殺死。

特奧爾多制作了電影《服從》,批評了穆斯林族群不尊重女性。這給他帶來災難,2004年11月2日他被名叫默罕默德•布耶裡(Mohammed Bouyeri)的摩洛哥裔荷蘭青年刺殺,他對著特奧爾多開了8槍,還想用刀把后者的頭割下來,並用另外一把刀猛刺特奧爾多的胸部。這場案件當時引起了轟動,第二年布耶裡被判無期,但政客們特意壓制了討論、避免刺激穆斯林族群。沉默的暗流在湧動,也傳導到了不遠的比利時。

印德漸漸發現身邊的親朋好友起了微妙的情緒變化。她在學校時的閨蜜法蒂雅(Fatiha)向她抱怨:“印德!他們對我說‘你們穆斯林’這樣、‘你們穆斯林’那樣的。還說你們很愛鬥、好戰和暴力。難道他們覺得摩洛哥青年就是混混(Goroto)嗎?”


“我們是混混?”這讓印德想到了自己的侄子瑪義(Mahir),他小時候生活在摩洛哥丹吉爾(Tanger),后來遠道而來投奔親戚。當印德對小侄子還停留在愛開玩笑的少年印像時,瑪義已經不是孩子了,20歲那年,他手上開始拿著一把仿真槍,不斷用西班牙語在喊:“住手!舉起手來!舉起手來!”殺人游戲成了他唯一的愛好。

瑪義出生在丹吉爾的中產家庭,父親是令人稱贊的老師,幾乎能滿足瑪義和他的妹妹作為小孩的所有願望,瑪義成了優秀的學生。但隨著年紀的增長,他發生了變化,他強迫妹妹戴上罩袍,嘴裡出來的詞也越來越單一,張口閉口先知、神聖、永生。細心的父母發現了變化的緣由:他迷上了一個傳授伊斯蘭知識的網站。

2004年3月11日馬德裡郊區鐵路發表連環爆炸,一個月后查實是摩洛哥伊斯蘭戰鬥團(GICM)所為。消息傳到印德家的穆斯林社區時,鄰裡街坊很憤怒:“我們穆斯林不會干這些事的!”不過也有人在她耳邊悄悄說:“你說我們這裡有極端分子?那你去舉報呀!去呀!請睜開眼睛看看,你是摩洛哥人,你住在穆斯林街區,去清真寺,參加穆斯林協會,下的是穆斯林茶館。”“你還真以為你是記者啊,你寫什麼穆斯林論文?別跟我談這些。”

摩洛克克:摩洛哥的莫倫貝克

那句“你是摩洛哥人”刺激到了印德,要不是鄰居的提醒,她還一直沉浸在自己是比利時人的認同中,每次自我介紹時都會說:“我是佛拉芒人,做的是社會學研究。”這是土生土長的比利時荷語區人的標志。只有她在家門口小鎮雜貨店習慣地吃著地中海地區才有的黑橄欖,和摩洛哥跑來的店主聊起生活時,她偶爾會恍惚自己到底是哪裡人。

與她自我認同的掙扎不同,莫倫貝克的摩洛哥老移民們深愛著小鎮。小鎮在布魯塞爾西北郊,全名是莫倫貝克-聖-讓(Molenbeek-Saint-Jean),而你帶著這個名字在鎮上的集市裡問摩洛哥裔商人(medina)們,他們會不高興的,他們稱莫倫貝克為摩洛克克(Molokko),因為他們認為莫倫貝克是他們的,這裡是摩洛哥的莫倫貝克,用摩洛克克這個名字會讓他們想到地中海的陽光,還有他們的祖國——摩洛哥。

莫倫貝克在法國統治布魯塞爾時期(1795–1815)開始了最初的工業化進程,由于集中了幾條水運航道,曾是布魯塞爾地區最重要的工業區之一,有“小曼切斯特”的美譽,工業的興盛使該地區成為移民聚居區。先是荷語區人、一戰時是意大利人。摩洛哥移民在二戰后才成批來到莫倫貝克。有游商傳統的阿拉伯族裔到來后,停滯了百來年的集市、小雜貨店又興盛了起來。“小曼切斯特”變成了“小摩洛哥”。

在1970年代之前的黃金年代,這裡的摩洛哥工人們並沒有那麼懷念故鄉。小鎮上有他們熟悉的工友、有小酒館,布魯塞爾流行的東西這裡都能找到蹤影。1973年石油危機后,小鎮發生了變化,工廠慢慢搬走了,集市和小雜貨店也沒了往日的繁華景像。到印德寫書時,小鎮年輕人的失業率已經達到40%。

而穆斯林人口還在快速增長。布魯塞爾總人口110萬左右,穆斯林社群人口就有23.6萬左右。莫倫貝克和同位于布魯塞爾西郊及東北郊的聖若斯(Saint-Josse)、斯哈爾貝克(Schaarbeek)、安德萊赫特(Anderlecht)等4個市鎮,與布魯塞爾市區一起,成為比利時穆斯林移民比例排名前五最高的市鎮,穆斯林移民常住人口至少占27%以上。

這沒有帶來人口福利,卻危機四伏。身份證上寫著這些鎮地址的年輕人在找工作時,經常被告知“請你們回去等消息吧”,然后就沒有消息了。絕望的年輕人聚集在一塊、無所事事,不是偷盜就是搶劫,這些鎮被“譽”為比利時的巴黎93省。極端思想也滲透進來,塞拉菲派(Salafistes)、卡裡菲派(Califistes)、聖戰派(Djihadistes),各種“主義”支配著這麼迷茫的年輕人的思想。像阿亞遲•巴桑姆這樣的教長和伊瑪目成了他們的精神導師。而導師們一直在蠢蠢欲動,想“轟轟烈烈地干一場伊斯蘭革命”。

“真的跟夢一樣,這就是命運吧。”

印德要在莫倫貝克住幾個月,在經歷一番鬥智鬥勇后,終于在莫倫貝克老城中的裡博庫爾街(Rue Ribeaucourt)找到了合租房:阿米拉(Amira)願意接受她為室友,她也剛搬到這裡,收入不高,需要分擔房租。盡管這條街有些陰冷和昏暗,畢竟找到了一位靠譜的朋友:“廚房的電有問題,我在等電工修,他還沒來。”
當印德坐下來和這位29歲的摩洛哥女孩細聊時,被嚇了一跳:“我結婚已經兩年,剛從丈夫家逃出來,來布魯塞爾前在摩洛哥我很自由和幸福,我也沒想跟其他摩洛哥青年一樣做外國人,在摩洛哥我有銀行的工作,有家人、有朋友,挺幸福。”房間裡的各種照片印證了這些。

阿米拉把另外一張在摩洛哥黃金海岸胡塞馬(El Hoceima)海灘上的照片給印德看:“瞧,這個布魯塞爾男孩讓我迅速墜入了愛河。”認識3天后,他們辦好了結婚手續。“真的跟夢一樣,這就是命運吧。”

等真正在布魯塞爾生活時,她發現生活並不是如相遇那樣美好。“他打我,毫無理由地打我,早上也把我打醒。我每天為他做事,但他從來不讓我休息。”“在摩洛哥時他告訴我他是鐵路工程師。現在發現是巨大的謊言。”

終于有一天她忍受不了了,帶了少量現金離開了丈夫,阿米拉把錢寄給摩洛哥的父母后,她自己開始在布魯塞爾找臨時工。“我法語說得很好,工作能力又不差,憑什麼只能做清潔工。”抱怨的同時,她還是默默接下了工作,另外再找機會。
她學會了打扮自己,買了新裙子、畫了眼線、玫瑰色的大衣、玫瑰色的圍巾,全身都是玫瑰色的。她還學會了替其他姐妹伸張正義:“我們穆斯林也要講女權,替那些受家暴的人維權,讓那些害羞的女孩變得更自信。”

阿米拉的背后,是年輕摩洛哥女孩的歐洲夢。在經濟貧困的生活環境下,摩洛哥的年輕人源源不斷想方設法出國、改變他們的人生,他們甚至有了專門稱號:“El Ghariej”,在摩洛哥你問這個詞,就是指他們。有的女孩為了實現她們的出國夢,開始出賣肉體以掙出國的費用。“在樓梯下搔首弄姿,再拋出一個曖昧的眼神,就有男人來了。”即使性交沒有保護措施,有得病的危險,很多人就這麼干了。

大膽的人采取了更冒險的方式登陸,他們用夜色掩護,乘上小船穿過地中海來登陸離他們最近的西班牙。但夏天的浪很大,他們想來想去最安全的辦法還是找到在歐洲待過的人的“照顧”。這一點年輕的女孩更有優勢,阿米拉的“愛情”就是這樣發生的,更多的摩洛哥女孩和阿米拉一樣,正通過這樣的“愛情”不斷來到歐洲和莫倫貝克。

十年后的莫倫貝克

印德認為莫倫貝克的年輕人需要工作。她在書的結尾又回到在莫倫貝克街頭無所事事的年輕人,她還雄心勃勃地說:“只要他們有工作,生活一定會變得更好。”還以社會學家姿態呼吁比利時社會及時啟動全民大討論,分析這些極端主義問題。
輿論沉默,書也差點未能出版。最后是列日(Liege)獨立個體出版商呂克•皮赫(Luc Pire)接受了她的書。直到巴黎恐襲后,媒體才找到印德,她說:“我提出的問題都已經10年了,但為什麼莫倫貝克人的悲劇無可避免?”“是比利時政府根本沒有嚴肅地對待郊區問題!”

2010年開始,比利時荷語區和法語區大選有爭議,半年多沒有中央政府,雖然他們對自己的地方自治引以為豪,但面對這些極端分子,地方警察可管不了那麼多。小鎮林立了24座清真寺,只有4座是政府承認的。2006年新武器法實施后,30多萬支武器不知所蹤,而在莫倫貝克,印德侄子玩的殺人游戲,在無所事事的年輕人中變成真槍實彈,不斷有槍案傳出。2015年11月巴黎恐襲后,這裡被稱為“國際恐怖主義的后花園”。

2016年3月18日,薩拉赫被捕。3月22日,布魯塞爾恐怖襲擊發生。隨后,首相米歇爾取消訪問中國,要求上下全力搜捕疑犯。敘利亞那頭,阿亞遲們還在戰鬥,要消滅一切不干淨的人類。當年忠誠追隨他的小弟們仍生活在布魯塞爾和巴黎。源源不斷地流入歐盟的敘利亞難民中,有沒有他在敘利亞訓練的戰士?歐洲人還真挺擔心。

(本文作者陳振鐸為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社會學博士生、中歐城市學會(籌)召集人。)

2016年3月23日

原题:“滲透:臥底記者探訪比利時莫倫貝克小鎮的極端分子”。

——原載網絡,讀者推薦。

2016-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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