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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平:告密者

作者:介子平(中國)

有些事,新聞裡沒有。章詒和《北京文化界的告密者們》發表后,反響極大,“聶紺弩的告密者,主要是像黃苗子這樣的一些朋友”。之后,英若誠在自傳《水流雲在》中披露,他曾為國家安全部門工作,專門監視與之交往的外國友人。邵燕祥在《故國人民有所思》序言中透露,告密在1953年便已成為慣例。有關檔案,至今未解禁,不知其中尚有多少驚愕之密。

一只冷眼之鳥,佇立枝頭,遠遠盯梢著你,瘆人乎?然身邊人中,不知誰是這樣的鳥,笑眯眯地與你無話不談,轉而將你的一舉一動和盤托出,彙報上峰,雖說看不到面容,但人人知道暗處有這麼一只鳥,瘆人乎?聶紺弩死前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很苦”。除了苦,或還有齎恨,更多的是恐懼,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終日的恐懼。

日光之下無新事,類似之事,東德也有,加頓艾什的《檔案:一部個人史》(廣西師大出版社2015年9月版)便披露了许多細節。當年東德國安部有正式雇員97000人,非在職線民173000人,平均每50名成年國民中,便有一位直接或間接為之服務。除電話監聽、竊聽器安裝等等的技術控制外,更為便捷有效方式是安插線人,東德百姓便生活在這樣一個隨處冷眼鳥的空間。君視民如草芥,民視君如寇仇,東德垮台之際,柏林市民衝進國安部大樓,裡頭一群手忙腳亂的特工,正趕著銷毀最為機密的材料,如此,大部分檔案得以保留。之后,百萬人提出申請,想看看局裡有無自己的檔案,而近50萬人看到了相關材料。同時也揭秘了告密者身份,其間有自己的同事同學、親戚朋友、左鄰右舍,甚至伴侶情人、父子兄妹。

肮髒他娘哭肮髒——肮髒死了。面對加頓艾什二十年后的質問,一名化名“米夏拉”的告密者坦承當時的恐懼:“在內心,每個人都嚇得半死。因此,大家都會想方設法接觸體制對自己的懷疑,表現出合作的態度,喋喋不休,將所有無害的細節都說了出來。”治民無別術,飢飽俾寒溫,告密者自身有秘密掌握在組織手裡,參與告密營生,可立gong贖罪。大局紛擾,保家安身最為重要,大時代裹挾下的小人物,可憐又無奈,只能如喪家犬般,僅僅為了活著,任何皆可拋棄。一旦陷入,提供一條信息,便會提供若干條。開始或被威逼,之后漸成自願,開始或有負罪感,之后會習以為常,自然而然,甚至望著國旗,頂風落泪,生出不可名狀的神聖感、光榮感來,“人在陰影中呆久了,便成了陰影的一部分”。然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告密者身后,還有另外的告密者,想從此金盆洗手不染指,已不大可能逃出圈套。

卡蒂•馬頓的《布達佩斯往事:冷戰時期一個東歐家庭的秘密檔案》(廣西師大出版社2016年1月版)記述的也是自家故事。1950年代初,卡蒂的父母分別是兩家美國通訊社駐布達佩斯的記者,而對馬頓夫婦一舉一動的告密者,有同事,還有保姆、理發店服務員、牙科醫生、周邊鄰居、獄友,甚至有一名美國駐匈牙利大使館的外交人員。

然善無近福,惡有近禍,時過境遷后,被國安局立檔者,成為社會的良心,人性的閃耀,而告密者身上的恥辱,可想而知,或失去職業,或被迫遷居,或隱姓埋名,或離婚自殺。告密對這些國家卷入其間的百姓而言,是個體苦難,亦群體苦難。杜月笙乃江湖智者,僅“蔣介石拿我當夜壺,不用的時候,就塞到床底下”一句,便揭示了一種現像、一個規律。

如果無能為力,便順其自然,大潮襲來時,選擇站在理性一邊,文明一邊。一把心腸論濁清,當年郭沫若未守住文人不歌頌的陣地,卻守住了作人不迫害的底線,如此,已不易。汪曾祺說自己“我有一好處,平生不整人”,言外之意,周遭许多人做了施害者的幫凶,而不助紂為虐,不落井下石,只是作人基本良知而已。

縱有持久的道德摧殘,良知者不會沉默,管子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七年而亡;背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果然,未幾,對外懷柔、對內殘忍的蘇聯及東歐國家,在自國百姓的歡呼聲中,呼啦啦各自坍毀。

檔案乃權力統治工具,掌控檔案,即掌控人事。“文革”期間,政治化對學生也不放過,初中階段便已建立類似檔案,凡遇政審,必以此為依據,其中最要命的是家庭出生一項,可一票否決之,被此深深刺痛的遇羅克遂不再恭敬順從,寫下了《出身論》,並為此喪命。我念書時,便疑惑過類似“打架檢查”“曠課檢查”是否也會歸入其中。幼時,排房裡誰家留宿親戚,定會有上門查戶口者夜半敲門,此即告密者所為,我母親知道他們是誰,稱之為“積極分子”。現在這部分人還在,叫“朝陽群眾”。

2016-03-07

——原載網絡,讀者推薦

201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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