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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子平:中國是世界上國恥最多的國家

作者:介子平(中國)

美國華裔作家張純如因《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獲名,然隨著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深入,其困惑越來越深,最后竟以自殺結束生命。

自殺前她與身邊親友說:“在訪問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我發現不僅僅是日本人的問題,還有中國人的奴性,中國人有一種極其惡歹的心理,在世界民族中也罕見!從來沒有一種人,因為不同的主子,可以作踐自己的同類,到了極其殘忍的地步,我原本想拿大刀砍向鬼子,可是發現需要砍的,還有自己的同胞。”何以要砍向自己的同胞,自己同胞的所作所為當砍。

揚州十日時,江南居民只要遇見一個滿洲兵,“南人不論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頸受刀,無一敢逃者”。一個清兵,遇見近五十名青壯年,清兵橫刀一呼:“蠻子來!蠻子來!”這些人便戰戰兢兢,無一敢動。此清兵便押著這些人青壯年赴屠場,其間無一人反抗,一人敢跑。至刑場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殺。

南京大屠殺時,如此情形再度上演。日本人抓住國軍后,進行甄別,在押的上萬人中潛有換了兵裝的師長團長。日本人喝道:“誰是當官的?站出來!”頓時眾手齊指那些師長團長們。但結局卻無異,指人者與被指者統統一死。有人說南人文弱,故由著清兵造次,其實北人也扯淡,抗戰時的山西農村,經常是一個鬼子攆著全村人團團轉,讓跪下就跪下,說趴下就趴下。

梁實秋《排隊》一文中道:抗戰以前,人們在車站購票不排隊。但日本人占領北平前門火車站后,秩序從此改良许多。何以然?因為有個日本兵拿著鞭子,來回巡視,看有插隊者,上去就是狠狠一鞭,那人便一聲不響排在了隊尾。為此,梁先生悲然詰問:“難道中國人真需要那一條鞭子才行麼?”有人不解何以每至夷狄更姓,自發或被迫的漢奸便多如牛毛,正如失望是絕望的前提,奴性實則漢奸的基礎,奴性越深,漢奸越多。

讀史的周作人說過一話,意味深長:“積多年的思索經驗,從學理說來人的前途顯有光明,而從史事看來中國的前途還是黑暗未了。”讀史令人心碎,少年讀史,義憤填膺,成年讀史,便有周作人話裡的滋味了。

崇禎挽殘局,無奈六下罪己詔,“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此話甚是,問題在下層,根源在上面,“朕為民父母,民為朕赤子”,既如此,子不教,父之過矣。其實也不在一君一朝,在制度。黑格爾說:“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幾千年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大賭場,惡棍們輪流坐莊,混蛋們換班執政,炮灰們總是做祭品,這才是中國歷史的本來面目。事實上,中國任何一次革命都沒能使這個歷史改變。”鴉片戰爭前夕,中國GDP世界第一,卻不堪一擊。何以然?費正清認為,制度落后和官場腐敗是中國失敗的根本原因:“從康熙、雍正到乾隆,他們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中國的官僚體制變成了一個合法的、有組織的貪污集體。”后來有人將國人狀況描述為一盤散沙,以為有了鐵腕領袖,有了鐵幕制度,一切都會迎刃而解,煥然一新,果真如此?

作家北村恨鐵不成鋼而憤憤然:“日本人曾經在中國無惡不作,但真比某些中國人更壞嗎?他們在食品上互相投毒了嗎?為泄憤去幼兒園殺幼兒了嗎?把化學污染物壓進地下水了嗎?餓死過上千萬本國人民嗎?出賣過國土嗎?為援助外國人犧牲過本國人嗎?官員輪奸過本國幼女麼?迫害過為國家而戰而被俘的人嗎?毒死人的企業官員不謝罪反升官了嗎?”

國民性不堪至此,定是文化出了問題,制度出了問題。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魯迅致力于國民性批判,不可謂不痛。然大幾十年過去了,現狀可否改觀?多數人持悲觀態度。作家劉震雲接著道:“中國的國民性自魯迅時代以來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阿Q精神在今天仍然適用,阿Q的精神勝利法源于他對周邊環境的恐懼感,而今天我們身邊這種恐懼感仍未減少。不僅沒有減少,相反,中國人現在除了恐懼,還缺乏對未來的遠見,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國民性問題。”民族主義極易煽動,你可以借勢利用之抵制日貨,甚至可以砸毀日系車輛,然誰有能力改變這個民族的劣根性。

魯迅說“中國是世界上國恥紀念最多的國家”。歷史上,除夷狄對華夏的荼毒,多數時候是自己人戕害自己人,自己人屠戮自己人,其殘忍程度絕不亞于外人,只是家醜不可外揚,史料中難免遮遮掩掩。

耶魯大學華人經濟學家陳志武曾言:“中國的錢美國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鮮可以用,政府可以用,官員可以用,富二代可以用,二奶可以用,唯獨老百姓不能用。”對外要臉不要錢,對內要錢不要臉。時代真的仁慈了,大規模的肉體滅絕停止了,卻將精力與用心全然轉到了經濟上的巧取豪奪、蠶食鯨吞。

魯迅還說:“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甚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所以出現“為人莫當官,當官皆一般。換了你我去,恐比他還貪”,也就不足為奇了。英國人赫德管理的中國海關,竟是晚清最為廉潔高效的部門。這已不僅僅是道德層面的問題,終要歸結到制度的設計。

1921年12月5日,張作霖在一次采訪中道:“中國之壞,就是壞在官吏,辦公事的人,只貪圖私利。拿京奉鐵路說,內中的弊病太多,說起來把人氣死。外國人說中國窮,其實中國何嘗窮,只不過錢都飽入官吏私囊了。中國財政,只要有個好人整理,官吏都奉公守法,那一點外債算個什麼。”此話由一位土匪出身者說出,意味深長,較之匪,官之禍尤重。

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在《三民主義》喟嘆:“現在中國人的心理,對于本國銀行都不信用,對于外國銀行便非常信用。”在廣東,“一般人民都情願藏收外國紙幣,不情願收藏中國現銀。”認為這是中了外國經濟壓迫的毒,先生將國人之智嚴重低估了。官員是體制的代言人,民眾與官員的矛盾,說白了是與體制的對立。

以前大多數人歌頌的制度優越性,原來優越的只在少數人,現在著意強調的是特殊性,特殊的還是那個超越憲法、超越公正的利益階層。既如此,便不難理解為何民間有多少善意,上層就有多少邪惡,民間有多少期待,官方就制造多少絕望了。“因為他們邪惡,我們才要正直;因為他們殘忍,我們才要善良;因為他們陰險,我們才要光明;因為他們無恥,我們才要高尚。”

甘地是個理想主義者,試圖以人格力量改變國民性,但畢竟不切實際,最終要以制度為之。李光耀對鄧小平講過:“新加坡人大多是福建人和廣東人的后裔,祖先都不識字,很貧窮,而達官顯宦、文人學士則全留守中原,因此沒什麼事是新加坡人做得到而中國做不到的,或沒法子做得更好的。”他又補充道:“新加坡成gong的關鍵,是英國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麼儒家文化。”

戈爾巴喬夫似乎也知之,為此不惜壯士斷腕,明志斷指,“我們要成為現代文明整體的一部分,同人類的普遍價值和諧共處”。上層說“改革不會走蘇聯老路”,竊以為,僅為改變不堪的國民性,蘇聯老路非走不可。

——原載網絡,讀者推薦。

2016-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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