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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保爾﹕孤軍作戰,寫出真實

曹長青

人類自有文學以來,絕大多數作品都是用文學追求人類的正義、正向價值。在人類文學最輝煌的18、19世紀,雖然文學作品大多都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描寫上流社會的生活(無產階級不識字,當然談不上文學),但對人性的追求仍是文學作品的絕對主旋律。到了19世紀中後期,出現了狄更斯、雨果、巴爾扎克等描寫下層人民的作品。但這些作品抨擊的都是作家自己生存的那個社會的不平現象,所以基本不存在種族差異、文化沖突等問題。

20世紀前期,除了普魯斯特、喬伊斯等一批陽春白雪作家以外,出現了康拉德、福斯特等描寫殖民地生活的西方作家。到二戰以後,隨著前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出現了第三世界的作家,多是描寫種族壓迫、歧視等。同時西方也出現關注前殖民地生存狀況,以及西方的黑人等少數族裔生活的作家。

●西方的左派和右派互不相讓

由於世界的政治和文化格局越來越明顯地把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西方文化和東方文化劃分了開來,作家、知識份子也明顯地大致分成了兩大派﹕

一派強調第三世界落後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西方列強歷史上的侵略、殖民,和現在的軍事、文化霸權等。這派要求尊重第三世界國家的文化,對於獨裁政權雖然也持批評態度,但不強硬,並且在很多情況下,強調其存在的理由。

在西方這種文明社會背景下,這種站在所謂受苦受難的第三世界一邊的被稱為“政治正確”派,或左派(這裡且不談民主國家內部的政治)。西方這種左翼觀點和第三世界政府、知識份子的主流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強調西方文明不適合東方、強調第三世界被欺壓,西方霸權,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受歧視等。

由於這種觀點在西方佔有很大的市場,所以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戈蒂默(Nadine Gordimer)這一黑一白兩個完全站在黑人立場譴責白人種族歧視的“政治絕對正確”的女性作家,早就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雖然她們作品的質量相當受非議。

西方的另一派觀點是﹕導致第三世界落後的主要原因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他們的獨裁政府、他們輔佐政府的知識份子、他們落後的文化。這一派認為西方文明是人類目前最先進的文明,它適合於全人類。這派對東方文化特殊論完全不買賬。這種觀點在西方被稱為“政治不正確”派,也就是右派。所以,簡單籠統的區分就是﹕親西方的,屬於右翼;反西方、或主要批評、指責西方的是左翼。

由於西方媒體和高等院校自六、七十年代以來一直是左派佔主導地位,加上左派佔據“替弱者、被壓迫者說話”、 “尊重第三世界國家文化”這些道德高位,所以左派的聲音一直是壓倒右派的。而右派強調西方文化先進,就等於說文化是有高低的;這種明顯“政治不正確”的觀點說出口就很難,贏得公開的掌聲更難,在第三世界國家知識份子中就更被斥責包圍。

●在「一個自由的國家”,奈保爾成名

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奈保爾(V. S. Naipaul)恰恰就是一個迎著“政治正確”的左派大潮而孤軍奮戰的典型右翼作家。在他出版的20多本小說、非小說作品中,在演講、媒體採訪中,他從不放棄機會表達對西方文明的熱烈推崇;對東方、第三世界文化的蔑視和強烈抨擊。令西方左派傷腦筋、更令第三世界憤怒的是,奈保爾是個來自第三世界國家的有色人種。

奈保爾1932年出生於加勒比海的小島千里達(Trinidad,又譯特利尼達),這個英國殖民地於1962年獨立,目前人口約130万,主要語言是英語。奈保爾雖然是印度後裔,但他的家族從其祖父起就遠离印度到千里達謀生,直到奈保爾30歲時才第一次到印度。

奈保爾自幼接受的是英語教育,他父親是個記者,酷愛文學。受父親影響奈保爾很小就立志當作家。未滿18歲時,奈保爾得到牛津大學的獎學金离開千里達(并表示永不回去)到英國留學。25歲的時候出版了第一部小說,四年後出版了後來被選入“20世紀百部最佳英文小說”的《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該書以他父親為原型,描寫一個充滿雄心,卻被生活磨難吞噬了的人生。“在一個生命的廢墟上,父親的夢想在我的身上繼續著”,奈保爾後來寫道。

1971年,奈保爾以《在一個自由的國家》(In A Free State)得到英國最高圖書獎布克獎。1979年奈保爾出版了第二本被選入“20世紀最佳英文小說”的經典作品《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在這兩部作品裡(前一部由五個中短篇小說組成)奈保爾都主要描寫了個人在面對外來文化時的困惑、非洲從英國獨立之後的失控、不同文化之間的沖突和不相容性。

●不替母國印度護丑

在英國居住了12年以後,奈保爾第一次去了祖先的家鄉印度,但那趟返鄉使他自幼對印度的夢想破滅。印度的貧窮、落後和野蠻令他沮喪萬分,回到倫敦後三個月陷入無法寫作的失語狀,然後他寫出了關於印度的第一本書﹕《黑暗地帶》(An Area of Darkness)。在隨後的20多年裡,他又幾度回印度,寫出另外兩本關於印度的書﹕《印度﹕受傷的文明》(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和《印度﹕數不清的反叛》(India: A Million Mutinies Now) ,構成關於印度的紀實三部曲。

這三部曲描述了印度從英國獨立之後走向民主道路的艱難。前兩部寫印度人對獨立後的美妙前景曾充滿幻想,但獨立時的振奮、榮耀和歡慶迅速被貧窮、等級隔離、宗教沖突等代替,印度不僅成為一團亂糟,也成了屠宰場,由於部落種族爭鬥,50萬人喪生,沒有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最後一部裡的印度仍是問題嚴重,但畢竟開始有希望。

民族主義情緒非常嚴重的印度知識界自然強烈抨擊這三部曲。但奈保爾根本不在乎,他曾表示“我不是給印度人寫作,他們是不讀書的。我的書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國家有市場,而在原始的社會裡是沒有市場的。”在得到諾貝爾獎的第二天,他在倫敦的一個文學會議上表示,40年前印度人還沒有智慧到能看懂他的書,但現在已經進步到有人看了。

●“沒有比阿拉伯文化更帝國主義的了”

奈保爾最引起西方爭議、更惹怒穆斯林世界的是他兩次去印尼、伊朗、馬來西亞、巴基斯坦這四個非阿拉伯的穆斯林國家後所寫的兩部游記﹕1981年的《在信仰者中間》(Among the Believers)和1998年的《信仰的盡頭》(Beyond Belief)。

奈保爾嘗試去理解為什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在那些地區發展那麼迅猛。他發現在過去這幾十年來變成伊斯蘭信徒的人都有被殖民的歷史,所以伊斯蘭教被他們的領導人用作對抗西方文化、西方價值的武器。他分析了伊斯蘭教在刺激、煽動前殖民地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他認為伊斯蘭教不僅是在進行一場和西方的戰爭,同時也和當地人民的傳統精神發生戰爭。他說法國人在五百年的羅馬統治後仍然可以找回自己的歷史,自己祖先的傳統。但是伊斯蘭教則使信仰者抹去祖先的歷史、忘記傳統,最後腦中只留下阿拉伯文化,使他們除了伊斯蘭教之外沒有任何可以回歸的傳統。他甚至說“沒有比阿拉伯文化更帝國主義的了”。

在《信仰的盡頭》裡,奈保爾還寫了穆斯林人在信仰伊斯蘭教的同時,其實無法回避和解決周圍現實生活與宗教沖突的問題。這部書名暗指穆斯林人在走向原教旨主義的同時,正離開真正意義上的信仰。他還強烈抨擊印尼的知識份子,說他們雖然在科技現代化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但同時更是蘇哈托獨裁政府的幫凶。

除了他的作品以外,奈保爾更在他的許多演講、接受採訪中激憤地譴責那些享受著西方的一切自由卻讚美第三世界獨裁國家的西方極左份子們。他從來都觀點鮮明,絕不站在中間灰色地帶,所以同意他主張的人极為欣賞,反對他的人則恨之入骨。

對那些“飽漢不知餓漢飢”的讚美第三世界的聲音,奈保爾說:“你無法听下去那些關於人間不平的甜蜜歌聲,除非你在絕大多數的時間裡能享受到正義;你不可能歌唱世界的末日,除非你感覺到是安全地呆在一個將一直存在下去的世界。”

對於西方那些讚美“原始森林”(指原始野蠻的社會)的人,他表示自己沒有西方人那種“溫柔的情感”,因為他們只是周末到“森林”裡去野餐一頓。奈保爾在這裡表達的很像狄更斯在《荒涼山庄》中所說那種“去旅游是個美妙之地,去居住則是地獄。”

輕松愉快的西方人到非洲遛達一趟,見到和欣賞的是微風吹拂下的棕櫚樹和陽光下閃閃發亮的美妙沙灘(就像西方人到北京上海見到的是高樓大廈、霓紅燈閃爍,好一派現代化的美景);但奈保爾見到的卻是無法無天的相互殘殺、獨裁政權的野蠻統治、社會的貧窮落後。

●“第三世界幾乎沒有知識份子”

他的作品用清晰透明的語言(奈保爾追求的風格)不僅描述了非洲、印度、中東和拉丁美洲等第三世界國家人民在困境中掙扎的悲慘現狀,更明確而尖刻地指出﹕雖然西方對非洲、拉丁美洲等的殖民統治給當地人民帶來了文化震蕩,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但絕不成為今天第三世界國家落後、野蠻的理由。在殖民統治結束後,那些國家的情形更黑暗。而造成這種黑暗的原因完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自己﹕軍閥混戰的獨裁統治;迎合支持獨裁者的文化人;缺乏人性的文化;被原始、野蠻包圍的大眾。他尤其憤怒地指出,第三世界的文化人們從來都把他們自己國家的失敗歸罪於別人,歸罪於西方,而這正是他們的統治者所期望的。所以奈保爾認為第三世界幾乎沒有知識份子。

不少天真可愛的西方人感嘆:“他寫的多么好呵,可是他為什么不寫寫西方白人的缺點呢?”也有人諷刺“因為他是棕色皮膚的,所以他就有了罵有色人種的執照了。”那個以攻擊西方文明、維護阿拉伯文化而著名的賽義德(Edward W. Said)則謾罵奈保爾是“白種人的黑鬼”(a white man's nigger)。可那個和巴勒斯坦的小痞子們一起向以色列哨所扔石頭的賽義德自己卻絕對不回到阿拉伯世界去居住,死活呆在給他所有言論自由的美國。

在當今世界有影響的作家中,奈保爾是少見的具有豐富的世界知識、對全球政治、文化沖突有宏觀把握的作家。更難能可貴的是在左傾“政治正確”勢力主導西方媒體和知識界的這幾十年裡,在作品遭到左派謾罵而損失讀者的情況下,奈保爾孤獨地堅持從另一個角度為改變第三世界的現狀而呼吁。

奈保爾的這次獲獎無論對西方和東方的知識份子都具有深遠的意義。因為雖然西方右派許多年來已經不在乎、甚至蔑視諾貝爾文學獎了,但左派和第三世界是非常重視的。把它給了奈保爾,就是肯定、獎勵了敢說出第三世界真實的勇氣,它無法不對那些被動聽的詞匯、美麗的幻想封閉住的頭腦們構成沖擊。

(載《開放》2001年11月號)

200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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