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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鼎山去世,紐約三老成歷史

曹長青

華裔作家董鼎山12月19日在紐約去世(高壽93歲),這個消息我最近才看到。有人說紐約有三老,指唐德剛、夏志清、董鼎山。他們三位都是1949年前來自中國的文人,多年前常在一起,且都長壽。唐德剛2009年以89歲高齡去世,夏志清走在2013年底,享年92歲。

三老經歷、履歷相似,但政治立場卻很不同。唐德剛可謂三人中最親共的,去中國參加官方的什麼會議。他歌頌共產中國的崛起和能耐,也寫過肉麻吹捧鄧小平的文章。在美國政治上,沒見過唐德剛有什麼論述,只讀過他公開抨擊老友夏志清的文章,說夏老跟他隨口發泄的幾句對黑人犯罪的不滿是種族歧視,以此展示他自己的“政治正確”。用什麼“歧視”這個偽命題來攻擊政敵是左派慣用的手法。

夏志清則一生堅定反共,在紐約的反共活動中,常見夏老的身影。在美國國內政治上,夏志清也跟他那一辈的多数華人學者不同,他是清晰的右派(保守派),明确支持共和黨、小政府、自由經濟,對福利制度深惡痛絕。

董鼎山跟唐德剛類似,是親共的路子,但比較低調,跟國內一直保持不錯的關係,所以一路都能在官方報刊發文章,更在美國的親共《僑報》等有專欄。在美國政治上,董鼎山是清晰的自由派(左派)。當然,他的左傾(反對資本主義)是他親共(嚮往社會主義)的思想根源。

在人品上,最老的唐德剛最玩世不恭,谈吐作文都有一種流裡流氣的調子,甚至粗話連篇,很難讓人把他跟“教授”的身份連到一起(當然了,如今玩世不恭的流氓教授已經比比皆是)。說實話,唐德剛的親共並不特別,在美國的華裔教授們,以前就沒幾個不親共的,現在則更多人受不了北京紅地毯茅台酒的誘惑。唐德剛的最大不同,是他的痞氣,這點在那一輩海外華人學者中倒是比較少見的。大概就因為有這種“氣質”,唐德剛才會跟台北的流氓文人李敖“意氣相投”,因為他們到一起就可以插科打諢,惺惺相“嬉”。

從學術成績上來講,唐德剛主要有幾本“口述歷史”,其中《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比較引起中國知識分子的關注,不是因為對唐德剛的興趣,而是對胡適。

胡適當年曾跟唐德剛有過幾次談話(唐說做哥倫比亞大學項目),結果就被唐德剛“賣”一輩子。我看過他那本《胡適雜憶》,感覺很不好,主要是受不了他寫胡適那種流裡流氣的調子,而且其中有些內容感覺不那麼地道、實在,因為和其它來源中了解的胡適不吻合,以致我曾想寫一篇叫做“胡適認識唐德剛倒死霉了”的文章。

胡適是中國文壇少有的紳士,被唐德剛這種痞气的人以拿到“獨家資料”的權威身份寫一頓實在不是好事。因為唐德剛跟胡適是兩類人,相互絕不可能真正理解、溝通和欣賞,被這種人寫,就等于被這種人踐踏和耍弄了。這裡胡適本人當然有一定責任,跟唐德剛這種人一接觸,就應該感覺到他是哪類人。當然,有人推斷,當年那個普通留學生唐德剛在大名人胡適面前一定是畢恭畢敬,而那時期的胡適则比較寂寞。但自胡適離開紐約回台灣任中研院長之后,再沒跟唐德剛有過任何聯係,也沒請唐博士回台參加任何學術活動,更別說請他回台任教等。這起碼可推測胡適對唐德剛並不感冒。

三老中夏志清是老頑童,常常口無遮攔,隨口像孩童那樣評論,某某是好人,某某是個壞人,但他不說粗話臟話(起碼我沒聽過),品行裡也沒有唐德剛那種痞氣和“精明”,是個真誠的性情中人,經常很幽默,如果別人聽懂了他的幽默,他就會像孩子樣高興得手舞足蹈。他欣賞有才華的人,過于偏愛能寫點東西的女性,以致多次被精明的“女作家們”給利用和耍弄了。

夏志清以中國文學評論出名,但對他的捧張愛玲、貶魯迅,我完全不認同。因為這兩個人的作品不可同日而語,張愛玲是寫小市民的小說家(寫得陰暗到令人無法忍受),而魯迅是思考中國文化整體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兩者的份量天壤之別!把兩者對等,都屬荒唐,再褒張貶魯,那就不可思議了。夏教授在對中國文學評論的其它方面似乎頭頭是道,但到了張愛玲和魯迅,我個人認為,是錯得一塌糊塗。

和唐老、夏老相比,董鼎山可謂謙謙君子。無論政治立場如何,起碼他是一個嚴肅、認真的正經人。他的左傾是隨西方知識分子的大流。他那些給中國人介紹的西方的東西,當然基本都是從左傾立場出發,左派欣賞和推崇的,而且也只局限于對一些作品的皮毛介紹,幾乎完全沒有框架性的東西,也嚴重缺乏他个人的獨立評析。但無論如何,他的勤于筆耕,從14歲開始發表作品,寫到93歲,前后近80年,去世前三天還在報上發專欄,可謂寫到最后一口氣,這點是十分令人欽佩的。

但董鼎山走后,他的追思會是由紐約的共產黨《僑報》辦的,僑報副刊主編主持,中共領館文化官員親臨。他去世前,中共領事已專程去探望,等于盖棺論定,你是我們的人。由共產黨的報紙給董鼎山辦追思會,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絕不是光榮。

對紐約“三老”,我只跟董鼎山沒見過面,卻只跟他打過兩次筆仗,每次都是他先“發難”,我是防守回應,都是針對董鼎山和他的弟弟、翻譯了《1984》的董樂山反目為仇的事。在董鼎山去世之際,我翻出這兩篇文章重讀一遍,覺得兩場筆仗都是該打的。紐約三老去世,代表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但董家兄弟之爭,代表的是人類將無休止地進行下去的爭論。所以在此附上這兩篇跟董鼎山筆仗的文章,供有興趣的朋友參考。

2016年1月18日于美國

曹長青:董樂山為何不原諒董鼎山

按照西方新聞界的一個不成文的默契,為同一家報刊撰稿的專欄作者,一般不會公開撰文相互批評。但在西方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對西方媒體似並不陌生的董鼎山先生,在《開放》9月號上(2003年),以讀者來信的方式,指責我在上期《開放》上發表的“右派來自火星,左派來自水星”一文中指出“西方左派反美、反資本主義”是中國文革式的做法。他認為我的觀點“非黑即白”是“文革陋習”。

什麽叫文革做法?首先,它最關鍵之處在于,只允许一種觀點存在,而用行政手段剝奪別人回應、挑戰的權利。今天董鼎山可以在任何報刊上發表挑戰、抨擊我的觀點的文章,我沒有任何行政權力,怎麽施行文革做法?

其次,關于語言。文革語言的明顯之處在于沒有事實根據的大話、空話,侮辱、謾罵,和亂扣抽象帽子。但是,無論多麽惡劣的語言都並不可怕,只要允许被挑戰的話。這就是為什麽在西方文壇照樣有相互非常刻薄的批評、指責,甚至謾罵,但沒有人會以為然,因為誰都無法阻止別人的挑戰。那些不以事實說話,而只有空話和謾罵的,只能自取其辱。

●為什麽左派恨美國

我來美國這十多年來,一直很注重自己語言的使用,尤其是在批評文章中,力求準確辛辣,但絕不用空話和謾罵。這主要還不是擔心“文革語言”,而是因為空話和謾罵沒有力量。我已經不止一次見過董鼎山這種講理講不過別人,就給扣“文革”帽子的做法,但我不會反過來指責那些亂扣帽子的人才更“文革”,因為我完全可以回應,讓讀者判斷誰更有道理。

現在回到我的文章“右派來自火星,左派來自水星”。首先,西方左派(尤其是極左派)反美、反資本主義,這種結論根本不是我的發明,這在西方是常見的現象,常識般地為人所知。關于這方面的討論有太多的文章了,隨便去Google就可以查到一大堆。近年更有暢銷專著《為什麽左派恨美國》(《Why the Left Hates America》by Dan Flynn),詳細地介紹了這些“常識”。中東問題專家、《紐約時報》暢銷榜作家派普斯(Daniel Pipes)曾在去年11月12日的《紐約郵報》發表題為“仇恨美國的教授們”(Profs Who Hate America)的文章,點了以喬姆斯基(Noam Chomsky)為首的幾個左派大學教授的名字,指出他們是仇恨美國。

美國最堅定反對共產主義、最熱烈推崇資本主義的著名哲學家、小說家安.藍德(Ayn Rand)曾說,左派知識份子是為虎作倀的爪牙。美國另一位著名哲學家胡克(Sidney Hook)說得更徹底:西方左派是人類自由的掘墓人!難道他們這種“非黑即白”的、對西方左派的痛斥都是中國的“文革做法”嗎?

●做思想坦誠的知識人

自三、四十年代至整個冷戰期間,西方左派同情、向往共產主義,反對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不僅不是奇事,而是知識界的普遍現象。在美國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董鼎山先生真的不知道這個事實嗎?還是由于他本人多年來一直持左傾觀點,所以對我強烈抨擊西方左派的文章無法不敏感?

董鼎山先生指責說“非黑即白的態度要不得”。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上從來就沒有灰色地帶!在恐怖主義和反擊戰之間“非黑即白”;在極權專制和民主體制之間“非黑即白”。作為一個思想上坦誠(intellectually honest)的知識人,我從來不回避自己屬于右翼,因為我從來不想討好所有人群。

而董鼎山先生有膽量承認他到底是左派還是右派嗎?說自己不左、不右、不黑、不白的人,不是頭腦不清楚,就是gong利城府太深。為《開放》撰稿的作者,大都在國內無法發出文章,而董鼎山先生則是極少數的可以在極權的中國仍有發表文章特權的作者之一,還有能上《人民日報》(海外版)的“殊榮”。能在專制和民主之間找到平衡點的人,自然不可能是黑白分明的人。

儘管多年來我對董鼎山在中國大陸和海外發表的许多明顯左傾(甚至親共)觀點,都持反對態度,尤其由于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中國著名翻譯家董樂山先生的哥哥,而他們兄弟之間的對共產社會認識的巨大差異,曾多次令我欲撰文評論。但礙于同是《開放》專欄作者的原因,一直未提筆。現在董鼎山先生率先打破規矩,那我就不會客氣。

●骨灰不留在專制的土地上

在西方華裔中,類似董鼎山這種多年左傾、卻從不反省的文人大有人在,但我認為這裡面董鼎山是最不可原諒的一個,就因為他是董樂山的哥哥。在中國所有的翻譯家中,董樂山是最令我敬佩和感動的,因為他翻譯了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庫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動物農場》和《奧威爾散文集》等這些深刻揭示極權社會黑暗的作品。只有對極權社會徹骨痛恨的人,才有可能用心血翻譯這些作品。在他那一代中國知識人中,有翻譯能力的大有人在,但明顯地是,能清楚地意識到這些作品價值的人屈指可數,否則怎麽這僅有的幾本關于極權專制的書,竟然都是董樂山先生翻譯的!

董樂山先生能選擇翻譯這些作品,絕不是偶然的,完全是出于他對極權社會的清晰的認識。生活在專制下的董樂山先生,在專制和自由的選擇之間是非常“黑白分明”的。據國內作者的回憶文章,由于他的某篇文章無法通過審查,他曾寧可撤稿,也不按照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改變觀點,他尊嚴地說“我不會寫遵命文學!”一個多麽令人肅然起敬的宣言!在那個制度下!董樂山先生去世后,連骨灰都不留在專制獨裁的土地上,讓親人帶到美國;其對專制和自由的黑白真是太分明了!

●自由人不能為監獄辯護

相比之下,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董鼎山先生,卻曾用许多文字在中共的報刊上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熱嘲冷諷。在七、八十年代,董鼎山是少有的幾個能在中共報刊上發表文章的海外華人作者,其觀點多附合中共意識形態(當然,否則怎麽發得出來!)。西方當然有许多可抨擊之處,但在共產黨的報刊上發表,其迎合中共宣傳的意義一目了然。鼎山、樂山兩兄弟不和,是董鼎山本人也承認的事實,而這種不和主要是在對中共的觀點上。直到1997年,董樂山還指責董鼎山“為中共講話”。據2001年《開放》雜志對董鼎山的採訪,他表示由于董樂山至死都沒有向哥哥說句道歉,所以他很傷心。當時讀到這段文字,我很吃驚,怎麽應該是董樂山給董鼎山道歉?完全應該是董鼎山給董樂山道歉才對!

在我上大學的年代,通向海外的窗口是極為有限的,在那少得可憐的信息中,董鼎山那些對西方社會的偏見文字就占了相當的份量,所以很扎眼。他的那些關于美國的介紹,基本沒有超出中共意識形態的軌道,那是一種潛移默化的附合共產主義思維的麻醉劑。而董樂山的作品給人的是,ㄜ}靈魂、認清共產主義邪惡的清醒劑。1986年我在深圳第一次讀到董樂山翻譯的《一九八四》時,那種巨大的震憾至今難忘。當還沒有完全理解和消化之際,就迫不及待地在《深圳青年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官僚化、極權化使世界變得黑暗”的書評,急切地希望更多的讀者去看這部著作,該文最后一句話是:“請君一讀,定會感慨萬千!”

近年來,董鼎山的文字有了一定的轉變,對中共有了幾分含蓄的批評,但他不僅從來沒有反省過當年那些附合中共意識形態的文字,也沒有改變其左傾觀點。當然,那些觀點從根本上是來自一個源頭的。

其實,簡單清楚地歸納一句話:董鼎山所做的,是用汗水的gong夫,抵消著董樂山用血和泪所做的努力。

——原載香港《開放》2003年10月號


曹長青:再談董樂山不原諒董鼎山

在我自己的思想成長過程中,受到的來自中國作家的影響很有限;在這有限的幾個人中,翻譯家董樂山先生是一個。不是被他本人的作品,而是被他的翻譯作品。幾本有限的關于極權社會的英文著作,如夏伊勒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庫斯勒的《中午的黑暗》、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動物農場》等,竟然都是董樂山先生翻譯的。我在八十年代中期讀到《一九八四》,由那本書所產生的對極權社會的理解和痛恨,遠超過我本人由于在共產社會的生活體驗而帶來的對獨裁專制的認識。所以對翻譯介紹這些作品的人,一直心存感激,更有一份和譯者的無言的共鳴。

今年1月16日是董樂山先生去世十周年。他的哥哥董鼎山先生在上期《開放》撰文,再次提到他和弟弟因思想差異而產生的爭執和隔閡,而且董樂山到死都沒有原諒董鼎山的“為中共張目”(董鼎山引董樂山語) 。董鼎山為弟弟沒有原諒他而傷心,同時耿耿于懷地再次指責董樂山是“在極權社會中成長的知識人士,往往養成一種看事物很極端的態度”,他認為這種態度是“非黑即白”,然后給扣“文革陋習”的帽子。

董鼎山自己“幫中共講話”(董樂山語),除了董樂山會把他“厲聲大罵一頓”之外,別人也並沒和他過不去(那種左傾、反美的東西,當今親共海龜寫得比董鼎山更“有質量”);可是他自己卻一再撰文批評別人反共、親美的觀點是“非黑即白”,並給扣文革帽子。就此,我曾在2003年寫了題為“在大是大非面前沒有灰色地帶”的文章,指出“董鼎山所做的,是用汗水的gong夫,抵消著董樂山用血和泪所作的努力。”怎麽應該是董樂山給董鼎山道歉?完全應該是董鼎山給董樂山道歉才對!”

五年過去,董鼎山不僅仍然相當左傾,也依舊不解董樂山對他的憤怒,更對我的批評無法釋懷。不過他在上期《開放》文中貶義地指我“對中共嫉惡如仇,猶如樂山”反倒讓我頗感褒獎。本無意再撰文,但由于董鼎山再次提到董樂山的不原諒他,使我聯想到美國著名哲學家、小說家安.蘭德(Ayn Rand)對她妹妹的絕不原諒。因尚未看到中文世界有人提及這一段,所以覺得值得一敘。

●安.蘭德為何跟重聚的妹妹反目

安.蘭德在21歲(1926年)時離開蘇聯來到美國,從此用英文寫作,成為二十世紀最影響美國人思維的小說家(不是“之一”)。她的《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全美最大讀書俱樂部1991年聯合舉辦的“最影響你人生的一本書”的問卷中,排名僅次于《聖經》。她對極權世界對人類的踐踏,痛恨到沒有一毫米可原諒的余地。由于她對西方左派的毫不妥協的、黑白分明的痛斥(稱西方左派是為虎作倀的爪牙),所以從來都被以親共、親左、反美為壓倒多數的西方知識份子們嚴重排斥。這是中國人直到近年才聽說這個名字的原因。

安.蘭德離開蘇聯后,前十多年還和家人保持通信聯繫,二戰后則音信斷絕;后來聽說家人全部在戰爭中被炸死。但事實上,她最疼愛的、和她最趣味相投的小妹妹諾拉還活著。七十年代中期,諾拉在一本美國雜志關于當代名人的介紹中發現了姐姐安。她馬上給姐姐寫了一封信,寄到那家美國雜志社,請他們幫助轉寄。安在接到編輯部打來的電話、聽說她的小妹妹還活著並寄了信來的時候,喜極而泣。她隨后設法把47年沒見面的妹妹(和妹夫)接到了紐約,在自己住的樓裡給他們租了帶高級家俱的公寓,並準備在新澤西的俄國人社區給他們買房子,讓他們永遠留在美國。

但姐妹相見后立刻發生了衝突。倍受共產洗腦的諾拉認為所有外人,包括安請的司機、傭人、朋友等,都是監視她們的間諜。諾拉雖然也覺得蘇聯缺少自由,但同時又認為,“自由對我又有什麽好處呢?我也不是政治活動家。”而且諾拉迅速就開始抱怨美國,認為紐約髒亂差,還不斷說列寧格勒有多好。安一開始還努力試圖給她解釋,但很快瞭解了諾拉的不可救藥。尤其是會英文的諾拉竟然對姐姐那些影響了無數美國人的書毫無興趣去讀,這也讓安非常傷心失望。姐妹倆關係迅速惡化到幾乎無法對話。結果六個星期后,諾拉夫婦就決定回到蘇聯。從此姐妹倆再沒聯繫。而且后來一提起諾拉,安就十分憤怒。安去世后,美國友人給諾拉打電話告知這一消息,諾拉也淡然無反應。

在這個真實的故事裡,最具諷刺意義的是,諾拉跟誰抱怨美國,也不應該跟那個比全世界任何人都更熱烈推崇美國價值的安.蘭德抱怨;跟誰讚美蘇聯,也不應該跟那個和極權世界不共戴天、不僅對蘇聯,對整個俄國都絕不說一句好話的安.蘭德去讚美。董鼎山、樂山的故事,也具類似諷刺:海外文人盡可撰文親共左傾,卻最不應該是那個對專制厭惡至極、中譯了最多反極權著作的董樂山的哥哥。

安和諾拉姐妹倆的反目,雖然和董鼎山、樂山的反目相反,是住在自由世界的姐姐不原諒住在極權世界卻為蘇聯辯護而不珍惜美國的妹妹,但從根本上來講是同樣的,那就是∶痛恨極權社會的一方,不能原諒對獨裁社會的任何辯護;對專制政黨,更沒有余地。原則高于血緣和親情。沒有對極權社會的深惡痛絕,就不會有對自由像呵護生命一般的珍惜和不顧一切的追求。

●夏志清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相當一批享受自由世界的華人,都拐彎抹角地為專制的存在辯護。在董鼎山那一輩人裡,親左、親共是普遍,不是異數。但異數絕對有。我2003年那篇批評董鼎山的文章發表后不久,在一個會議上見到夏志清先生,他馬上對我說,“你罵董鼎山的文章寫的好,寫的好;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只是夏志清的口頭禪而已,他對所有反共的人都稱讚“你太偉大了,你了不起”,大概是因為他在同代人裡接觸到的親共華人遠超過反共的)。事實上,像夏志清這種根本沒受過共產蹂躪的人,能認清專制本性,堅定反共,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和董鼎山同樣是在年輕的時候就來到美國,同樣是沒有親身體驗過共產專制的暴虐,但夏志清始終如一的堅定、堅決、義無反顧的反共,一直令我很敬佩。夏志清和董鼎山都住在紐約,年齡也相仿(夏志清1921年出生,董鼎山1922年),兩位的同樣高壽和思維活躍,倒是同等令人佩服。但根本不同的是,凡是和反共有關的會議,夏志清是每請必到,而董鼎山則從不見蹤影。當然,或许人家都知道他的立場,也不請他。

其實,安.蘭德的妹妹,只要認真地讀讀自己姐姐的作品,就應該會瞭解為什麽極權社會不可被容忍,為什麽那麽多美國人推崇自己的姐姐。同樣,董樂山的哥哥,只要認真讀讀自己弟弟的翻譯作品,他也應該會明白,為什麽反共是沒有任何余地的,為什麽會有像我一樣的中國人感激董樂山的努力。

我周圍的親友,不乏如蘭德姐妹和董家兄弟這種原本親密無間的血肉之情,卻因在自由和極權兩個完全不同社會的生活而反目絕情。故事講起來容易,但這背后有多少傷心、失落,多少遺憾,多少無法挽回的不了情!董鼎山先生可能比我體會更深。他那篇文章的題目“至愛兄弟不了情”頗令我感覺他那份傷感、傷心。比他年輕的弟弟卻早在十年前就故去了,這難道和專制沒有關係嗎?盼董鼎山先生保重,好好享受你的自由世界。無論自由世界有多少人為專制辯護,為獨裁添磚加瓦,我都慶幸他們能生活在自由世界。

自由是多麽美好,但我從不敢忘記那些仍在專制夢魘中的兄弟。

——原載《開放》2009年2月號

2016-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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